第二天早晨我又到勒城去了。我使自己相信,我是想去见哈金的,但暗地里我是很想看看阿霞在做什么,她还会像昨天那样的“古怪”吗?我碰上他们两个人都在客厅里,真是怪事!——是不是由于我夜里和早晨都在思念俄罗斯——阿霞使我觉得全然是一个俄罗斯姑娘,是的,一个普通的姑娘,差不多就像一个女仆。她穿一件旧的小连衣裙,头发梳到耳朵后面,坐在窗前一动不动地用绷子绣花。她端庄、文静,似乎一辈子没有干过别的事情。她几乎没怎么说话,安详地不时看看自己手上的活儿。她的脸上露出这样一种普普通通的平常的表情,使我不由得想起我们家的卡佳和玛莎她们。似乎为了完成这种相似,她低声唱起了《亲爱的妈妈》这首歌。我看着她微微发黄的、变得暗淡的脸庞,想起了昨天的向往,我感到有点惋惜。天气非常好。哈金向我们宣布说,他今天要出去写生,我问他是否允许我陪他去,我会不会妨碍他?

“正相反,”他反驳说,“您可以给我提出好的建议。”

他戴上à la Van Dyck圆形礼帽,穿上短上衣,把硬纸板夹到腋下就出发了。我慢腾腾地跟在他的后面。阿霞留在家里。哈金出门时让她照应一下,别让汤太稀了,阿霞答应到厨房去看看。哈金走到我已经熟悉的那个山谷,坐在一块石头上,就开始画一棵枝叶扶疏、有窟窿的老橡树。我躺到草地上,拿出本书。但我看了还不到两页,而他只是在纸上胡乱涂抹了一通;我们更多的是在议论,我可以说,议论得够聪明、够精辟的了。我们议论:到底应该怎样工作,应该避免什么、遵循什么,和我们时代艺术家的作用究竟何在。最后,哈金认定他“今天没有兴致”,躺到我的身边,到这时候我们年轻人的谈话才无拘无束流畅起来,一会儿热烈,一会儿沉思,一会儿兴高采烈,但说的几乎都是些俄国人非常乐意说的,含糊不清的话。我们聊够了,心里感到满足了,似乎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做成功了些什么,我们就回家了。我看到阿霞完全是我离开她时的那个样子;不论我如何努力地观察她——一丝卖弄风情的影子,一点故意扮演角色的迹象,我在她身上都没有发现。这一次不能再责备她不自然了。

“啊哈!”哈金说,“在强迫自己斋戒和忏悔呢。”

到了晚上,她毫不做作地打了几次哈欠,就早早地回自己的房里去了。我也很快地和哈金告别,回到家以后,已经什么也不向往了。这一天是在清醒的感觉中度过的。然而,记得躺下睡觉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大声说:

“这个姑娘真是条变色龙啊!”略加思索后,加了一句,“反正她不是他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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