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忧郁而造成的这份奇异的迷醉一直持续到星期天的晚上。到了周一,一切都变了。特蕾莎突然闯入他的脑海:他感受到她在写告别信时的那种感觉;他感到她的手在颤抖;他看见了她,一只手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另一只手用皮带牵着卡列宁;他想象着她把钥匙插进了布拉格的那套公寓的锁眼里转动,当门打开的那一刹那,扑面而来的是废弃的凄凉气息,而此时,这气息直钻他的心扉。

在这美好而忧郁的两天里,他的同情心(这一惹祸的心灵感应)在歇息。这同情心在睡大觉,就像一个矿工劳累了一个星期之后,在星期天好好睡上一觉,以便星期一有力气再下井去干活。

托马斯在给一个病人做检查,眼前的病人变成了特蕾莎。他定了定神:别想了!别想了!他自言自语:我得了同情病,所以她走了,我再也看不见她了,这倒是件好事。我要摆脱的不是她,而是同情病,是我原来没有得过、由她给我接了种的同情病!

星期六和星期日,他感觉到温馨的生命之轻从未来的深处向他飘来。星期一,他却感到从未曾有过的沉重。重得连俄国人的千万吨坦克也微不足道。没有比同情心更重的了。哪怕我们自身的痛苦,也比不上同别人一起感受的痛苦沉重。为了别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痛苦会随着想象而加剧,在千百次的回荡反射中越来越深重。

他不断呵斥自己,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投降,于是同情心乖乖听从,好像犯了罪似地低下了头。同情心清楚自己滥用了权利,但又暗暗地较劲儿。因此,特蕾莎走后五天,托马斯告诉(俄国人入侵后曾每天打电话给他的)那个医院院长,说他要立即回去。他自感羞愧。他知道院长准会觉得他这样做实在不负责任,因而不可原谅。他多少次想向他倾诉一切,告诉他特蕾莎的事情,以及她留在桌子上的信。但他什么也没有做。在一位瑞士医生看来,恐怕特蕾莎的行为只能是歇斯底里的反应,让人反感。而托马斯不允许任何人觉得特蕾莎不好。

院长果真生了气。

托马斯耸了耸肩膀,说道:“Es muss sein.Es muss sein.”

这是借用的话。是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最后一个乐章的两个动机:

为了让这几个字的意义绝对清晰明了,贝多芬在最后一个乐章上方标注了如下字眼:“Der schwer gefasste Entschluss”——细加掂量的决断。

一提到贝多芬,托马斯觉得已经回到特蕾莎身旁,因为当初是她逼他非买下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和奏鸣曲唱片。

再说,这一提实在及时,完全出乎他的想象,因为院长是音乐迷。他带着清澈的笑容,轻轻地用嗓子模仿贝多芬的曲调:“Muss es sein?”非如此不可?

托马斯又说了一遍:“对,非如此不可!Ja,es muss 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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