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振军的情绪糟糕透了。广播接二连三的出错,使他的个人形象大大受损,对上他挨,对下他又受气,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广播电台,竟比管理一个团还要费劲,这使他第一次深深的感觉到,电台的这个台长并不是好当的,利益不大,承担的风险倒不小。

经过几天的努力,电台形成了一个书面性的东西,交给了市委宣传部,对上,总算应付过去了,但是,如何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增强采编人员的工作责任感却是田振军感到十分头疼。尤其从那天的会议上,他看得十分清楚,何原、徐建文对他很不尊重,认识错误的态度也很不端正,可是,他又拿他们没办法,来硬的吧,怕他们跳得更厉害,怕把事情搞得更加被动。来软的吧,他们根本不当会事儿。他觉得知识分子是人类社会中最难对付的一个阶层,轻不得又重不得。对此,他感到十分的困惑,也感到十分的孤独。他总觉得他似乎与他们之间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这一层东西消除不了,他就很难与他们融为一体,很难在某些方面达到共识。

也许,不应该取消编辑费和稿费。这是多年来形成的规矩,你消除了这个规矩,就等于损害大家的既得利益,这就势必影响到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造成消极怠工、牢骚满腹的负面影响。

也许,对两位副手的分工是错误的,应该让方笑伟全权抓宣传,桑学文管理后勤服务。方笑伟毕竟经验老道,在管理上也能镇住人,让他负责宣传也不止于出此大错。

然而,现在让他统统推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没有足够的勇气战胜自己,否定自己。他怕否定之后让别人见笑,让别人说他田振军无能,说他无主见,说他像小孩儿过家家一样把电台当儿戏。

有些事,你只能回头看,却无法再回头。

通过这次”事故“的处理,使他彻底改变了对桑学文和方笑伟的看法。他觉得桑学文实在令人太失望了。无论是工作的责任性还是工作能力都比他期望的差,更使他无法容忍的是,桑学文对待错误的认识态度太暧昧了,暧昧得几乎到了暗示什么的程度。田振军最看不惯他的就是这一点,你当副手的,就应该明确地站在一把手一边,要维护一把手的尊严,支持一把手的工作,你不具备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副手。

倒是方笑伟的态度令他非常满意,他不仅为他解了围,而且还明确的讲了对一把手负责的话。这使他听了非常舒服,从而也改变了他对方笑伟的看法,认为他也并非像别人所说的那么可怕,那么阴险。由此,他便认为,在人的认识和使用上,绝不能让别人的思维来左右自己,应该靠自己的心去认识去发现,这样也许更可靠。

田振军正静静地梳理着这些杂乱的思路时,没想到公安局长王金成却敲门而至。

王金成说:”我还以为金屋藏娇哩,结果就你一个人?“

田振军笑着说:”我哪有那样的福气?“

王金成巡逡了办公室一眼,说:”不错,不错。有这样的办公室环境,没有小秘相陪也挺不错的。“

田振军说:”还不是托你老战友的福,否则我能坐到这里?“

王金成一挥手说:”打住打住!咱哥俩谁是谁呀,你要是说这样的话就见外了。“

田振军拿着冷饮,一边启盖一边说:”感激的话我也不说了,以后要是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你尽管说。“

王金成说:”我这次来还真的是来求你帮忙的。“

田振军说:”你把那个’求‘字省略了多好听。“

王金成就笑着接过冷饮说:”那就不求你了,听说你们电台又添了二十五名指标,到时候你可得给我留下两个。“

田振军说:”你真是狮子大开口,一开口就是两个,不知你说的这两个有没有文凭,要是有文凭倒也好说,没有文凭就有点为难我了。“

王金成诡秘地一笑说:”不瞒你说,一个是白副市长的外甥丫头,一个是我的亲戚,也是个小丫头。至于文凭嘛,不存在啥问题,你说你们需要啥文凭,就让她们有啥文凭。“

田振军说:”我一听就清楚,要搞假的?“

王金成说:”不是假的难道是真的?现在这个社会,真的还有多少?官场中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年龄是改的,头发是染的,文凭是买的。如今混迹在官场中的人,有几个人的文凭是真的?“

田振军说:”好了好了,你公安局长都这么愤世嫉俗,牢骚满腹,还让普通老百姓活不活啦?说正事,电台是被批了三十个编制,新增加了二十名指标,但人员怎么录用,现在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方案,到时候可能会组织统考,你得让她们有个思想准备。“

王金成说:”你不要把事情搞得过分复杂了,怎么操作是你的事,但主动权必须始终掌握在你的手里。“

田振军点了点头说:”这你放心,再怎么着,我也要把你的这两个人安排了。不过,老战友,我向你问句真心话,这两个,到底是啥文凭?你估计让她们当记者行不行?“

王金成说:”白副市长的外甥是个高中毕业生,我的亲戚是个中专生。真实的文凭倒不怎么高,但这两个丫头倒是蛮机灵的,人也长得俊气,估计锻炼锻炼当个记者编辑什么的还是不错的。或者说,干脆让她们搞广告去,事在人为嘛。“

田振军说:”这些都好说,只要人进来了,我自会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让她们干。不过,为了掩人耳目,还得让她们有个说得过去的文凭,最好是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

王金成说:”好说好说,这些都不存在问题。“

送走王金成,田振军的心里一阵阵失落。他原打算要在这二十五名聘用工中先择优录用一批,然后再适当的招一些聘用工,试用一个阶段后,再优胜劣汰,这样就会使那些真正有才干而人品好的人走上记者岗位。然而,还没等他的这种愿望形成决议,就被他的老战友轻而易举的击垮了。他不由得对他的理想的坍塌而伤痛,也为理想的脆弱而惋惜。是的,他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个人的理想,个人的坚守,在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的冲击之下,不得不节节退让,否则,你就无法同社会融为一体,你就无法坚守住你的岗位。有时,岗位与信念是极其矛盾的,你守住了信念,也许就永远的带着你的信念离开了岗位,你要守住岗位,也许就得放弃你的信念。

在这两者的选择中,他几乎不假思索的就选择了后者。他无法拒绝王金成,也无法拒绝白副市长。他十分清楚,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他坐到了电台一把手的位置上,倘若你要同他们讲什么党性,讲什么原则,除非你放弃了他们曾经给于你的,否则,你就没有资格。

现在,他终于妥胁了,他把他本该排斥的东西痛快的答应了,痛快的接受了之后,他才觉得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操作,是瞒着电台的其他领导,由他一个人来敲定这二十五个人选?还是把权力下放到方笑伟的手中,让他按着他的意图去操办?显然,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取。前者,有可能要冒风险,搞不好就会后院起火,自己把自己搭进去;后者,有可能会受柄于人,永远被对方抓住了你的短处。

他很想探一探方笑伟的态度,看他在这件事上是怎么想的。这样想着的时候,就由不得拨通了方笑伟的电话,让他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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