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起义,以及德国中部之共产政权之被消灭,使社会主义事业摇摇欲坠。埃伯特及其“社会主义多数派”,由于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利用“自由兵团”的部队去反对普尔区的工人,使他们与左翼“独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加深了。1920年秋初,叛逆者——内部又分裂为亲共和反共两派,两派齐鼓相当——在哈勒集会5天,目的在于决定“独立社会主义党”未来之发展方向以及该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大会的发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三国际的总裁、来自莫斯科的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苏维埃派他前来的目的,是要把人数几乎达90万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推向极左。在长达数小时的发言中,他讲的“是有点结结巴巴的德语,其结果却提高了他的讲话效果”。他的演讲,博得亲共分子的热烈掌声。

接着,左右两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些观察家觉得,后者的论据比较充足,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却又令人兴奋,无法抗拒。会上,237票赞成加入按列宁的条件组成的第三国际。投票反对的有156人,投票后,他们集体退场。未退场者,大多数变成了共产分子。

有个代表带着惊诧和觉醒离开了哈勒。此人名叫奥托·斯特拉塞。在听季诺维也夫演讲时,他越听越烦,越听越担心。他说,“听来像是新的救世论”,由莫斯科统治德国。斯特拉塞及其一个兄长格里戈尔曾长期抱有社会主义梦想,两人均准备毅然承受激烈的改革——但不是受外国左右的改革。他们所追求的是德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点,奥托觉得,只有在革命的“独立社会主义党”人中才能找到。

在哈勒大会后,奥托成了无党派人士。他心烦意乱,便决定前往兰舒特与其兄长磋商。格里戈尔组织了一支“自由兵团”式的私家军,拥有步兵、炮队和一个机枪连。格里戈尔承认,没有什么比俄国人更危险,但又没有哪个政党能成功地反对他们。“光说一点用也没有”,他说,“只有行动。”关于这个问题,马上有两个重要的客人前来讨论。

据奥托·斯特拉塞说,次日上午,一辆大轿车在他哥哥的药店前停了下来。车内出来两个男人。奥托认出了第一个,是所有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他留着一把又粗又短的胡子,身穿一套不合身的蓝外衣,“像营长的通讯员”。此人就是希特勒。“我们必须把所有民族主义的团体团结起来”,鲁登道夫将军宣称。政治训练嘛,由希特勒先生负责。鲁登道夫本人则接管这些民族主义组织的军权。他要格里戈尔本人及其突击队“服从我的指挥,并加入希特勒先生的党”。

希特勒答应让格里戈尔担任全国第一个区党部领导人,并将下巴伐利亚交给他,奥托对希特勒却全不以为然。他插嘴问道,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是什么?“问题不在于纲领”,希特勒说。唯一的问题是权力。奥托对此反驳说,权力不过是实现纲领的手段罢了。“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意见”,希特勒简略答道,“我们需要权力!”很明显,希特勒并不喜欢奥托,片刻后便指责他与赤色分子同流,反对卡普政权。

奥托立即予以反驳。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人,怎么能支持像卡普那样的反动分子?他解释说,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曾在柏林奋斗,就像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反对苏维埃统治一样。各自的道路似乎都是正确的;他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鲁登道夫插话了。“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政治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政治”,他说,“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政治。”他当辎重兵监时,比诸工人、资本家的麻烦还多些。他这一席惊人话顿时使空气为之一新,会晤也就在友好中结束——但格里戈尔未作肯定的答复,他要思考一番。当晚,格里戈尔对弟弟说,他已下定决心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会师,即使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不深。“将军会恰到好处地使用他的”,他说,“在这方面,我信任鲁登道夫。”

希特勒拒绝向奥托·斯特拉塞透露党纲,其原因不在于他没有或难于启齿,而是因为他太顽固,不愿与曾反对过卡普的“卖国贼”讨论这一问题。还有,希特勒此行的目的是要争取格里戈尔和他的部队。在分别时,他感到,这两者最终肯定会加入他的阵线。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与他同属一种人:上过前线的下级军官,与他一样,也曾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很明显,他也是个有信念的人;是个炽烈的民族主义者,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且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两者的“脊骨和大脑”。

自他加入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以来,争取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不过是希特勒完成的一项业绩而已。不到一年时间,他不但改变了党的性质,而且还将党员人数提高到近3000。他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到处游说,使他本人和党均相当出名。他曾作为主讲人出席过约80次群众集会,在卡普起义期间曾与埃卡特一同前往柏林,曾在国家社会主义者萨尔斯堡大会上讲过话。

讲坛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冲昏希特勒的头脑。其实,他常在自己室内踱来踱去,不断向他的警卫乌尔里希·格拉夫(原是个屠夫)抱怨自己无能,“不能出去,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人民,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告诉他们。能讲演就好了!能讲演就好了!”他常常这样高喊。由于对自己的讲演方法和群众大会的掌握方法均不满意,他便顽强地对这两者实行改进。为此,他参加过对手的群众集会,并发现对方的主讲人在演讲时,“其风格有如妙语连篇的报刊文章,又有如科学论文,没有激烈的言辞,还不时有些小笑话。”这种冗长的集会使他懂得了该忌讳的是什么。他把自己的讲演搞得既生动活泼又具有鼓动力。气氛也是实事求是而亲切,常有免费的啤酒、香肠之类供与会者享用;有时,若党的经费许可,还有手风琴演奏和民歌助兴。然后,心理上的火候一到,希特勒本人便在奏乐声中和舞动的卍字旗群中出场。通常,他开讲时总是心平气和。然后,如同一个演员一样,他善于觉察听众的感情,按听众的需要调整齐讲演方法与内容,使会议达到高潮,使听众几乎无法控制其热情。

群众集会的成功并未使希特勒满足。他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论坛——一份自己的报纸。原来那份《人民观察家报》由于诽谤言论太多,早已处于破产边缘。这份报纸正是他所需要的,而财政危机也正是他所期待已久的时机。12月17日清晨两点钟,希特勒突然闯到埃卡特的住处,激动万分地宣称,由于债务过多,必须将《人民观察家报》卖掉,但有落入外人之手的“危险”。有个分裂主义者企图将它买来作为宣传自己的纲领的论坛。党必须将它买过来。出价是便宜的——仅18万马克。希特勒确信,埃卡特肯定能在有钱的朋友中凑足这笔款子。

次日上午8时,德莱克斯勒出现在埃卡特的门前。对一个具有后者的生活习惯的人来说,这是个有苦也难言的时刻。“起初”,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他发了一通脾气。后来,我们便一同外出。”至中午时分,他们已从冯·埃普将军处(埃普的“自由兵团”各部曾于1919年协助推翻了慕尼黑的苏维埃政权)募得6万马克,从其他捐款人中(包括一名反犹的医生在内)募得3万马克,德莱克斯勒本人承担了该报10万多马克的债务。当日下午4时,购买《人民观察家报》之登记手续便办理妥当。到此时,希特勒及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是靠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作家和一个工具制造者的帮助——已为下一步的跃进作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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