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1

希特勒贯彻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柏林,约瑟夫·戈培尔在新近竞选中失败后,正全力以赴,力求使党重获青春。1928年夏,他一连为《抨击》写了3*?文章,企图讨好投票赞成左派的工人。他用共产党的语言攻击说,资本主义的工人“已不再是活人,不再是创始者,不再是创造者。他已变成了机器,变成了号码,变成了没有知觉或目标的工厂里的机仆人。”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给他们带来尊严,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在短得出奇的期间内,戈培尔就取代了斯特拉塞尔在北方作为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这样一来,很明显,便给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对手。希特勒对戈培尔此举非常高兴,批准了他的社会主义路线,将《抨击》改为双周刊。还让编辑当了党的宣传部长。

在政治上,希特勒有时能谅解人。如果先前的对手有悔改之意,元首便有可能奖赏他。这是他将债务变为资产的方法。在粉碎了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企图后,希特勒让他负责党的重建工作;而斯特拉塞尔成功地集中了治理权,成了纳粹党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由于他和戈培尔的努力,到年底,党员人数增至10万左右。

为了巩固在北方取得的成果,希特勒于1928年11月16日来到了柏林,并在体育馆就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问题发表演说。由于赤色分子可能捣乱会场,希特勒加强了对自己的防卫。他的卫队是由经过挑选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年龄在18至20岁左右,个个誓死保卫元首。他们称自己为党卫军,简称为SS。听众约有1万人,大部分人从未听过希特勒讲演。开始时,他的话并未产生多大反响。问题出在新扩音系统上。例如,站在后厅的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就听不清希特勒在说些什么。德尔默只听见,希特勒在劝德国人勿吃柑子。在写下了“狂想分子”四字后,他便离开了大厅。由于扩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将麦克风关掉,大声演讲。几分钟后,他平息了赤色捣乱分子的喊叫,完全掌握了会场,控制了广大听众。“谁要是在德国人民面前挥舞拳头,我们就强迫他当我们的兄弟”,他说。接着,他又提起了民族堕落这个妖怪。“伟大国家的民族劣化已经开始了。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仅是血统——的黑人化正在大步发展。世界已被平民化。个人的价值正在下降;群众意识已明显地战胜伟大领袖的思想。只要人数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觉得喉咙发紧。一个多小时来,他的声音都是逼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已精气力尽,“眼看就要倒下”,便连忙结束讲演。“我们反对数字的主意,也反对群众的狂语。我们要让优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投票对有些人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就有10万。只有领袖一人的权威才有意义。这10万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欺骗。”这是磁对于物质的胜利。“希特勒演讲时”,戈培尔在评论这次演讲中说,“他的话有如磁吸铁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们只能成为他的朋友或敌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于:他对运动,因而也是对德国的狂热的忠贞信赖。”

1个月后,在柏林大学与学生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记者路易斯·罗兹纳也目击了同样的现象。“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完美的演员。当摄影机镜头对准他时,他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认真地与和他形影不离的鲁道夫·赫斯交谈;随着摄影机继续转动,他便煞有介事地动笔挥写,好像在写演讲提纲似的。演技真是出色。”罗兹纳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轻的追随者们,一个个听得如痴似呆。“我离开会场时,心里在想,这个人的演讲决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既夸口说大话,又慷慨激昂,还捶胸顿足,可他如何能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们如此着迷?我想,这么多人中,总有人能发现他的逻辑上的明显缺憾的。”

这些着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埃尔伯特·斯卑尔。此人是工学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参加的,无奈学生们一再敦促,只好前来。他原以为希特勒会身穿军装,臂戴卍字章的。“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蓝西服,显出一副绅士派头。他的一切都说明,他既通情达理又谦逊可亲。”使斯卑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讲有点不很流畅,他也有点胆怯,好像在讲历史课一样。“在我看来,他有些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对派的宣传曾使我相信,他是个歇斯底里的煽动家,是个演讲起来又喊又叫,还指手划脚的狂热的军人。听众的掌声并未诱使他头脑发热。”希特勒的胆怯消失后,他的演讲变得既引人又具有说服力。与众人一样,他觉得周身热乎乎的,完全给迷住了。“任何怀疑和保留都被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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