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月二十一号星期四早晨当警察可不是件有趣的事。

前一天晚上,在市中心圣诞节的歇斯底里气氛下,一群穿着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人员陷入大规模的暴乱之中。为数众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完越战集会,从贸易联盟大会堂蜂拥而出,随即就打了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众说纷纭,可能永远也没有定论,但在这个阴沉寒冷的早上,市内没有几个笑得出来的警察。

在这次事件中唯一获得些许好处的只有蒙松。他呆呆地说自己没事可做,于是立刻被派去协助维持秩序。起先他躲在西维尔路阿道夫·弗雷德里克教堂的阴影下,巴望着就算是有任何骚动,也不会蔓延到这个方向。但警方从四面八方毫无秩序地逼进,而示威者总得有地方可去,便开始强行朝西维尔路方向拥来。蒙松很快朝北逃窜,最后进了一家餐厅——他是去暖暧身子顺便做点儿调查的。他出门的时候顺手从桌上的牙签罐里拿了一根,用纸包着的,是薄荷口味。

于是在这个悲惨的早上,所有警察中唯一心情好的应该就是他了。他还打电话给餐厅的供应商,获得了牙签厂商的地址。

埃纳尔·勒恩心情不好。他站在寒风凛冽的环路上,瞪着地上的洞和一条防水布,公路局的工程架则围在四周。洞里没人,但停在五十码外的工程车上可都是人。勒恩认识那四个坐在里面开热水瓶的男人。他只是简单地说道:

“嗨。”

“嗨,把车门关上。不过,如果昨天晚上在感化院路用警棍敲我儿子头的家伙是你,那我可不跟你说话。”

“不是我,”勒恩说,“我在家看电视,老婆回北边去了。”

“那就坐下吧。要喝咖啡吗?”

“谢谢,我可以来一点儿。”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人说:

“要问我们什么吗?”

“是的……问一个叫做什未林的人——他是在美国出生的。他说话的时候听得出口音吗?”

“听得可清楚了!而且他一喝醉就会说英文。”

“喝醉?”

“对,还有生气的时候,或是浑然忘我的时候。”

勒恩搭五十四路公车回到国王岛。那是一辆利兰亚特兰型的红色双层公车,车顶是乳白色,车内天花板则是灰漆。据他了解,双层公车上不卖站票,但车上却挤满了人,大家都一手抓着某处稳住身体,另一只手则紧握包裹或购物袋。

一路上他努力思索。而后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又坐了一会儿,便走进隔壁房间说:

“他不认识他。”接着又出去了。

“连他也疯了。”贡瓦尔·拉尔森呻吟道。

“等一下,”马丁·贝克说。“我想他有发现了。”

他站起来去找勒恩,房间里没人,帽子和外套也不在。

半小时后,勒恩又一次打开环路上工程车的门。什未林的同事们还都坐在原处。路上的那个洞看起来根本没人动过。

“老天,你吓了我一大跳。”其中一人说,“我以为是奥尔松呢(Olsson)。”

“奥尔松?”

“对,但是阿尔方斯会把他的名字念成奥列森(Olesson)。”

勒恩直到次日早晨才报告他的发现,这时离圣诞夜只剩两天了。

马丁·贝克停住录音机说:

“你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你问‘是谁开的枪?’他就用英文回答‘Didn''treizehim.’(不认识他)”

“对。”

“然后你又问‘凶手长得什么样子?’什未林就回答‘LikeOlsson.’(像奥尔松)。”

“对,然后他就死了。”

“太棒了,埃纳尔。”马丁·贝克说。

“他娘的奥尔松是谁啊?”贡瓦尔·拉尔森问。

“一个巡查员,他到不同的工地巡逻,看工人是不是在磨洋工。”

“这该死的家伙长得啥样子啊?”

“他就在隔壁我办公室里。”勒恩谦虚地说。

马丁·贝克和贡瓦尔·拉尔森走到隔壁去,瞅着奥尔松看。

贡瓦尔·拉尔森只看了十秒,然后说:“嗯哼。”就走出去了。奥尔松望着他的背影,目瞪口呆。

马丁·贝克在房里待了三十秒,他说:

“埃纳尔,我想你已经把该记录的都写下来了?”

“是的。”勒恩说。

“谢谢你,奥尔松先生。”

马丁·贝克离开房间。奥尔松看起来更加迷惑不解。

马丁·贝克吃完午饭回来以后(他只喝了一杯牛奶,一杯咖啡,吃了两片乳酪),发现勒恩在他桌上放了一张纸。

标题很简单:奥尔松。

奥尔松四十六岁,是公路局的巡查员。

他六英尺高,净重一百七十磅。体型瘦高。

发色灰金,呈波浪状,眼睛是灰色的。

他的脸型长而瘦削,五官分明,鼻子高耸,有点鹰钩,嘴很宽,嘴唇薄,牙齿很好。

穿九号的鞋子。

肤色颇黑,他说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在户外跑。

穿着整齐,灰色西装,白衬衫,打领带,黑皮鞋。在户外工作的时候穿一件及膝的防水大衣,宽松的那种。灰色。他有两件这种大衣,冬天的时候习惯穿其中一件。他头戴一顶窄边的黑色皮帽,穿厚橡胶底的黑鞋。要是下雨或下雪的话,就会穿黑色的橡胶靴,上面有反光条。

奥尔松在十一月十三号有不在场证明。从晚上十点到午夜,他都待在一个桥牌俱乐部,他是那里的会员。当天他参加桥牌赛,有计分卡以及其他三位参赛者可以证明。

至于阿尔方斯·什未林,奥尔松说他人很好,但是懒惰又喜欢喝酒。

“你想勒恩是不是把他剥光了量体重?”拉尔森说。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

“非常合逻辑的结论,”贡瓦尔·拉尔森继续说,“他头上戴着帽子,脚上穿着鞋子,一次只穿一件外衣。是他的鼻子还是嘴有点儿歪?你要怎么处理这玩意?”

“不知道。这是某种描述吧。”

“是,奥尔松的描述。”

“阿萨尔松呢?”

“我刚才跟雅克森谈了一下,”贡瓦尔·拉尔森说,“非常恶劣的家伙。”

“雅克森吗?”

“他也是,”贡瓦尔·拉尔森回嘴,“我猜他不痛快是因为他们没办法自己破了毒品买卖,却要我们帮他们破。”

“不是‘我们’,是你。”

“就连雅克森也承认阿萨尔松是他们见过的最大的毒品分销商。这两兄弟的钞票一定多到数不完。”

“其他的坏人呢?那个外国人昵?”

“只是个跑腿的希腊人。那浑蛋有外交护照,自己就有毒瘾,阿萨尔松认为是他去告的密,还说跟这些嗑药的家伙讲什么都很危险。他非常不高兴,可能是因为没有早点干掉这个跑腿的。”

他停顿了一下。

“公车上那个约兰松也吸毒。我怀疑……”

贡瓦尔·拉尔森没有说完,但他却让马丁·贝克开始思考。

科尔贝里揣着他的单子走开,宁愿不让任何人看到。他越来越能了解斯滕斯特伦在查这件陈年旧案时的感觉。马丁·贝克说得对,特雷莎案的侦查没有漏洞。某个无可救药的顽固家伙甚至写道:“从技术方面来说,这件案子已经解决了,侦查过程是警方办案的完美典范。”

如此一来,这件案子的结论就是常被人挂在嘴上的“完全犯罪”。

要调查名单上和特雷莎·卡马朗有过关系的男人并非易事。

在这十六年间,里面死掉、移民或是改名换姓的人多得令人吃惊。有些人则成了没指望的疯子,在某个精神病院里等死。还有的不是在吃牢饭,就是在收容酒鬼的老人院里。有的人干脆出海,或是以其他方式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人早就搬到偏远的地方,为自己和家人开创新生活,大部分的对象都在例行调查之后被勾销。现在科尔贝里的单子上只剩下二十九个名字,全是自由之身,而且还住在斯德哥尔摩市内或近郊。到目前为止,他只搜集了这些人的基本资料,例如目前的岁数、职业、地址和婚姻状况。名单如下,编号从一到二十九,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1.斯文·欧格连,四十一岁,店员,斯德哥尔摩No,已婚。

2.卡尔·安德松,六十三岁(?),斯德哥尔摩sV(高坡疗养院),未婚。

3.英瓦尔·本特松,四十三岁,记者,斯德哥尔摩VA,离婚。

4.鲁内·本特松,五十六岁,商人,石得桑,已婚。

5.扬·卡尔松,四十六岁,旧货商,乌普兰市,未婚。

6.鲁内·卡尔松,三十二岁,工程师,纳卡五,已婚。

7.斯蒂格·埃克贝里,八十三岁,曾是工人,斯德哥尔摩sV(玫瑰园老人院),鳏夫。

8.奥韦·埃里克松,四十七岁,汽车技工,班德哈根,已婚。

9.弗勒·埃里克松,六十九岁,曾是工人,斯德哥尔摩sV(高坡疗养院),鳏夫。

10.斯提格·芬姆,三十一岁,油漆工,索隆图纳,已婚。

11.比约内·福斯贝里,四十八岁,商人,石得桑,已婚。

12.本特·弗雷德里克松,五十六岁,艺术家,斯德哥尔摩c,已婚。

13.本·弗罗斯滕森,六十六岁,演员,斯德哥尔摩o,离婚。

14.约翰·格兰,五十二岁,当过招待,索尔纳,未婚。

15.扬一奥克·卡尔松,三十八岁,办事员,延雪平,已婚。

16.肯尼斯·卡尔松,三十三岁,卡车驾驶员,史科市,未婚。

17.伦纳特·林德格伦,八十一岁,曾任银行经理,林汀岛I,已婚。

18.斯文·伦德斯特伦,三十七岁,仓库管理员,斯德哥尔摩K,离婚。

19.塔格·尼尔松,六十一岁,律师,斯德哥尔摩s,未婚。

20.卡尔一古斯塔夫·尼尔森,五十一岁,曾是技工,尤罕纳庭,离婚。

21.海因茨·奥伦多夫,四十六岁,艺术家,斯德哥尔摩K,未婚。

22.柯特·奥尔松,五十九岁,公务人员,盐湖村,已婚。

23.柏纳德·彼得斯,三十九岁,商业画家,布洛玛,已婚,(黑人)。

24.威廉·罗斯贝里,七十一岁,斯德哥尔摩sV,鳏夫。

25.本特·蒂勒松,四十二岁,技工,古斯塔夫堡,离婚。

26.朗纳·维克隆德,六十岁,少校,已婚。

27.本特·沃尔贝里,三十八岁,采购员(?),斯德哥尔摩K,未婚。

28.汉斯·文斯特伦,七十六岁,曾任鱼商助理,索尔纳,未婚。

29.伦纳特·奥贝里,三十五岁,土木工程师,杜松棱市,已婚。

科尔贝里看着名单叹了口气。特雷莎·卡马朗交往的人真是遍布社会各阶层啊。她同时也老少不拘。她死的时候这些人里头最年轻的才十五岁,年纪最大的已经六十七岁了。从石得桑的银行经理到高坡疗养院的酗酒老贼都包含在这张名单内。

“你列这张名单要干吗?”马丁·贝克问。

“不知道。”科尔贝里消沉地诚实回答。

然后他走进去把单子放在梅兰德桌上。

“你一向过目不忘。有时间的话帮我看一下,看看这些人里有没有你记得的,好吗?”

梅兰德面无表情地瞥了名单一眼,点点头。

二十三号那天,蒙松和努丁搭飞机返乡,没人想念他们。而圣诞节一过他们就得立刻回来。

外面天气坏得不得了,冰寒刺骨。

消费社会的关节已经开始吱嘎作响,在这一天,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随便什么价钱卖掉,而且常常都是用信用卡和可能兑现不了的支票来支付。

马丁·贝克当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心想现在瑞典不仅有了第一宗集体谋杀案,同时也有了第一宗没破的杀警案。

侦查很快陷入了胶着。而且从技术方面看来——跟特雷莎案不一样——侦查进展看起来简直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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