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命的正面和反面,我们听过太多的言论,看过与此相关的著作、散文、纪实,可这些长篇大论,反而不如我六岁的侄女的问题来得精辟。

这个梳着羊角辫、被父母奉为掌上明珠的小丫头,从四岁起就被送到了双语幼儿园。某一日,她的父母外出,就找我担起看护她的责任。

不过她也从来不烦我,我靠在床角看书,她就拿英语字母的玩具拼版,在地毯上随意组合。

忽然,她眨巴着那一双充满了童真的大眼睛,推推我的肩膀,指着地上的那几个字母,说:“小叔叔,这个字,L-I-V-E,是活着的意思。”

“是啊。”我有些好笑,小丫头还来教我呢,“洋洋,你真聪明呀。这就是live,怎么了?”

然而,令我深感诧异的是,她将这几个字母倒过来,拼成了一个单词,问道:“那么,叔叔,live倒过来,变成了E-V-I-L,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我无语,evil这个单词的意思是邪恶。可我要如何给一个六岁的孩子讲明白,什么叫做邪恶呢?

我叹了口气,她却穷追猛打,末了,我无可奈何地傻笑起来:“洋洋,live是活着,那么把它反过来,不就是死了吗?”

万幸,伟大的幼儿园英语老师,没有把“死”这个单词教给她,天真的丫头信以为真,却缠着让我把“死”这个概念讲明白。于是,我开始说起她家以前养的那条小狗:“它死了,于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了,跟你拜拜了……”那一天到底胡说八道了些什么,我实在想不起来,然而,Live和它的衍生品Evil,却让我记忆犹新。

毫无疑问,终结他人的生命,侵犯他人的生存权利,干涉他人生命的自由,都是邪恶之举。那么,结束自己的生命,算不算邪恶呢?

我并非第一次接触自杀案例,在杨洁之前,我也见过自杀者亲属的悲痛欲绝,见过自杀者子女无依无靠,进而丧失了生活的信心。然而,时至今日,我仍觉得自己对于自杀的奥秘其实一窍不通。我所了解的仅仅是前人的知识和自身的经验。关于自杀的心理原因,放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仍是个包裹着重重疑团的未解之谜。

如今,在茶楼之上,我不能长久地思前想后,李咏霖的问题直截了当:前妻杨洁到底会不会真的自杀?

我回答不上来,只好绕开了话题:“这样吧,有些事情要先说清楚,不管杨洁是真想死还是有什么企图,每隔十分钟,你都要再给她拨一个电话,直到打通为止。”

李咏霖点头表示同意,这时候,两位漂亮的女士很知趣地起身告辞,说以后再联系;接着,老威也假惺惺地要站起来。

“你就别走了,”我自作主张地把他留下,“你能帮得上我的忙。”于是,老威屁股还没完全抬起来,就又坐下了。

我又转向小姐姐夫妇二人:“你俩也别走了,你们和李哥很熟,而且有车,也会派上用场。”

于是我那小姐姐和她那韭菜成精的老公,也都留下了。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李咏霖想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电话打通了,我想跟她谈谈复婚的事情,她就是因为这事才闹着要自杀的。”

“不,这个不行,说点别的。”

“那……要不然跟她说说女儿,女儿以后没了妈妈,怎么办?”

打亲情牌吗?我略一思考,仍然摇了摇头。

“嗯……这个……”李咏霖有些纳闷了,“那还能说些什么?”

“说说吃的吧。”

“什么?”不光李咏霖目瞪口呆,连老威看我的眼神都有了质的变化。

“对,说说吃的。她喜欢吃吗?”

“倒是喜欢。”

“喜欢吃什么?日料、韩餐、鲁菜、粤菜?都行,随便说,要么就说说你们以前没吃过的东西。”

“这……这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她喜欢化妆吗?或者旅游?还有什么她喜欢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我说得挺明确,说说她感兴趣的东西,什么都行。不过要注意啊,说的时候,要小心,别让她因此联想到你们以前的不愉快,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了……”他一字一顿。我知道他肯定听懂了,却怀疑他是否会照着做。

老威很不客气地点我:“你,出来!”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悻悻地跟随他出了门。

“你抽什么风?”他开门见山。

“我没抽风。”

“那你出的是什么主意?说吃的?都快死的人了,还吃什么吃?”

我笑了:“她不是快死的人,死与不死,是攥在她自己手心里的,又不是癌症晚期。”

“就算是这样,可说那些吃的、喝的、玩的有什么意义啊?她会觉得你不重视她的自杀!”

“对,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啊?”这一次,换成老威如坠云里。大概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自信把他给震慑住了。其实,我对此完全没有把握。

处理自杀时的紧急状况的手段,通常被称之为“危机干预”,是一门看似空洞的学问。我们可以在书店、图书馆看到关于危机干预的书籍,如果你的英文够好,也可以去浏览国际学术网站。我们可以找到有关危机干预的信息,然而统观下来,能教给我们怎样解决自杀危机的书,却是一本也没有。

我一点儿也不会因此责怪那些书籍的作者,相反,我会赞扬他们的敬业精神。因为,稍微一点儿让人产生误解的知识,就可能造成整个自杀干预的失败。

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而自杀动机又是疑团重重,未经揭示的秘密。所以,书籍无法完全涵盖复杂多变的情况。

人们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给自杀者打出亲情牌。

亲情牌看似很有道理——是啊,自杀者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他会有父母、亲人、朋友,如果他结婚生育,那么还有子女。一旦他死了,不就等于将这些亲人弃之不顾了吗?

所以,用亲情,特别是用来自于子女的那份亲情感化自杀者,似乎是个行得通的办法。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想象的那么乐观。你无法推测自杀者是不是已经深刻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搞不好,那正是她选择自杀的诱因。

我曾经见过一个失败得一塌糊涂的单亲妈妈,这个评价,是她给予自己的。现实中,她做得还不错,可她却总是放大孩子身上的缺点,并完全归咎于自己的教育失误。在金融危机并未席卷全球的时代,她不巧又失业了,这一次,问题就不单单指向教育,而要指向生计了。于是,她做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决定,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几十万元全部转到了父母的账户上,而后服药自杀。据她的遗书显示,她似乎把女儿成长到18岁,甚至包括上大学的钱,都计算好了,而她的积蓄刚刚好。这是足够让女儿活下去的钱,却不足以多分一份来维持她的生活。她把女儿的未来算计得清清楚楚,连通货膨胀率都包括进去了,然后欣然赴死。

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别把自杀者当做病人!他或许非常理性,只不过思考的方式和常人有所不同罢了。而这些则是任何书本里不曾提及的。

另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不假思索地满足自杀者提出的条件。假如我同意李咏霖的意见,在杨洁闹自杀的节骨眼上,去和她谈论复婚的事宜,那么无异于宣称:自杀有理,自杀积极,自杀可以解决像复婚这样的重大问题!那么自杀显然是一个可以沿用下去的好办法,像一切人类习惯那样,自杀会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即使在自杀者即将实施自杀的前夕,这样做也是没有好处的,因为你在提醒她,自杀是个好办法。假如她已经站在了楼顶,那么这一念之差就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局。

我没有时间和老威具体探讨这些问题,所以只能草草地解释,好在他的领悟力很强,没有争论的。

我们推门而入。一见到李咏霖那心急如焚的样子,我脑子马上飞快地转动起来,“哦,对了,如果电话打通,那么你还要问她在什么位置,可不可以见面谈谈。如果她能作出回应,那我们立刻赶过去;如果她置之不理,你再说些她感兴趣的话题。”

消灭了纷争,大家行动起来也就没什么问题了。好不容易挨到了第一个十分钟,李咏霖给杨洁打电话。

他按了免提的,这样我也可以听到谈话内容。可是很不凑巧,一直到电话那头响起熟悉的提示音,电话始终无人回应。

我眼看着李咏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说:“再打一个。”

会不会接,谁也不知道。危机干预可谓瞬息万变,你永远也无法预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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