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星期六,下午1点。

森川来到代代木JHK广播中心的GT-510演播室。

在进口处,活动导演递给姓名牌后,向他指点了落座的位子。参加活动的共有30人,医患两方各占一半。听众座席共有三排,森川在安排医疗方落座的区域找了个中间位子坐下。

待出席人员全部到齐后,导演便宣布了几个注意事项,比如发言要举手,不能打断别人的发言,发言时间控制在30秒至60秒之间,等等。他还提醒说,因为会后还要对内容进行编辑,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说错话或说漏话。这引起了现场一片笑声。

讨论会分两个环节,先是活动的嘉宾进行讨论,然后是台下的参加者发表意见。节目播放时间是一个星期后的3月2日晚上7点半。

导演说完后,接替上场的主持人便满面笑容地向大家打招呼,然后进行简单的彩排,最后以“这样的气氛正合适。诸位都很能进入角色的嘛”这一略带恭维的话结束退场。森川扫视了一下四周,心里感到一阵轻松——有这么一些人参加,看来自己不发言也过得去。

“现在请嘉宾入场。”

女导演助理话音刚落,四位嘉宾便鱼贯而入。他们分别是癌症医疗中心的主任、女评论家、护士协会理事、临床心理专业的大学教授。助理调整了一下台上的照明,在确认各项程序的准备工作都正确无误后,导演便高喊一声:“预备——开始!”

主持人宣布讨论会开始,对嘉宾一一作了介绍后,嘉宾们便从各自的角度介绍目前癌症医疗情况。

在随后的讨论中,森川渐渐感觉自己与这些嘉宾在认识上的差异。在这里,观念性的理想主义占了上风。比如,医生应与病人的心情和谐共鸣;即使到了晚期,癌症病人仍应维持自己的生活,等等,全是些华而不实的漂亮话。愈到后来愈将问题变得错综复杂,癌症治疗的难处被不断放大,最后将难题逼入了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的死胡同。

嘉宾讨论环节之后,主持人便转向台下参与者。

“好,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台下听众们都有些什么看法。”

听众席上有五六个人举起手来。主持人让一个30多岁的瘦个女子先发言。

“我两年前被诊断患了肺癌。当时医生说过的话我至今忘不了。那时我是因为咳嗽、有痰去看病的,没想到医生一照X光就说十有八九是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听了医生的话,眼前顿感一片漆黑。”

这番冲击性的话引起了全场一阵骚动。人们讨论起该以何种方式将癌症病情告知病人。这一讨论快平息时,一位年轻的放射技师举起手。

“在日本,体检和诊病动不动就会用到X光机,由此引发的癌症病例正在不断增多。希望医生为病人开X光检查单时要慎之又慎。”

会场再次骚动起来。对此,嘉宾中的癌症医疗中心主任回应说:“确实有一定的危险性,但不做X光检查医生无法作出诊断,很难啊。”

森川想,自己是不是应该也说上几句,但他又拿不准该说什么好。

听众席上,一名中年女子诉说了她护理癌症晚期丈夫的经历。

“当医生说已无法治疗时,那种打击……”

这话顿时激活了森川脑海里的某个记忆片段。一名胃癌病人怒喊一声“这话等于是说你可以去等死了”后冲出了门诊部。病人紧绷着的脸、自己的困惑和辩白,还有无可奈何的委屈心理,就像电影里闪回的镜头,一一呈现在眼前。

那个时候,自己到底该说什么好呢?那个同样已无法治疗的肝癌病人,因为没有明确说明已失去治疗价值而被迫继续施以抗癌剂治疗,最后还不是只能住进监狱般的医院迎接死期?

中年女子的话说完后,主持人接着说:“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也正因如此,近来informedsent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也就是在治疗现场,病人家属须在清楚了解手术风险的前提下签署知情同意书……”

informedsent,对这个煞有介事的英文术语,森川有种很深的被欺骗感。他鼓起连自己都想不到的勇气举起了手。

“啊,这位,三鹰医疗中心的外科医生森川先生,请。”

听见指名,森川定了定有点急躁的心情后深吸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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