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厦门,厦门九*九*藏*书*网国民党领导多向林森告状,说许春草抗拒党的领导,以致厦门无法发展党务,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林森原和许春草相识,派叶独醒去请许春草到他的行馆谈谈。许春草问叶独醒:“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么?”叶老先生说:“大概是为了建筑工会的问题,人们向他告状,子超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总是希望建筑工会向党部登记,接受党的领导。”许回话说:“独醒兄,你我无话不谈,你回去转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个东北断送给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没听到你说一声正确的话,如今我许春草办一个民众团体,没有向党部登记,你林子超就和我过不去,我决不去见他。至于登记备案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人民反对暴政,没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记。孙中山先生反对袁世凯,我就没有听说他去向袁世凯备过案。”在这里他实践他那句经常引用的格言:“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

日本占领北平后,企图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吴佩孚出山,但遭到吴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吴佩孚在招待会上,首先亲笔撰写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接着吴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唯一交涉对象。”吴的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和恼羞。

日本侵占华北后,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华北伪政权的建立,以为当时住在平津的官僚军阀适合他的理想人物,他计划以靳云鹏、吴佩孚之一任总统,如两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而以曹汝霖为总理。经过分头接洽之后,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曹汝霖与喜多诚一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相识,对参加伪组织的问题,他既不敢公然拒绝,更不敢再给自己加一层罪戾,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等周旋。正在举棋不定时,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并嘱他不必离开北平,因此曹才决定不在伪政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虚云上人在昆明办滇藏佛教分会时,云南民政长官罗容轩秘访上人,因皈依上人的弟子数十万,多对上人供养,罗从上人处证实上人积蓄过百万,便向上人要钱。虚云带罗容轩出房走进大殿,手指菩萨说:“他若开口说给你多少钱,无论多少我都给你!”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史量才办《申报》,为政府不喜。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54岁。

陈布雷劝徐铸成做官,加入国民党。徐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史量才办《申报》,力排众议延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革新时期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并推荐张某代之。史置之不理。吴醒亚等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黎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

蒋介石曾想拉拢王造时,以为己用,通过王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深知“无非是以高官厚禄为饵,要我为他所用。”因此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又派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于是就有了这番对话,刘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回敬他:“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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