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蒙文通年青时曾请教何拔儒:“先生,主流历史学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拔儒淡然笑说:“历史不是一次就写定的,谁写在最后,谁写得最好。”何讲了自己在留学期间听到的许多故事:发现集合论的康托尔、发现非欧几何的罗巴切夫斯基、发现群论的伽罗华,都是世界级的大数学家。康托尔、罗巴切夫斯基很年轻就获得了教授头衔,但是他们产生了新创见后,不被自己的老师、朋友、亲人、同事所理解,并备受打击,被逼疯,被逼死或被逼去参加决斗。这种现象也许长期难以改变,因此他愿意埋名乡里,多做些具体事,以等待明天。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捕,他在狱中以“六面碰壁居士”写诗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里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9年春,解放军越过长江,上海被解放迫在眉睫,很多知识分子考虑离开大陆去台湾。林同济的父亲认为孩子有太多“不良”记录,“以你这样的思想,和共产党相处你是会遭殃的”,他劝儿子尽快动身去台湾。林脱口而出的话是:“中国若亡了,吾与汝偕亡。”

20世纪50年代初,陈寅恪对自己的学生汪钱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陈寅恪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认为: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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