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郎西关,沿途的驿站门楣上都悬了白花,馆内的驿丞也冠扎白巾,腰束白带,竟是在服国丧。我胆战心惊,问道:“是谁崩了?太后,还是……”

“是皇后娘娘山陵崩。”

我松了口气,却又不敢置信:“我东去之前刺史府还接到了皇嫡长子出世,母子均安,赐今岁产子妇人一雉、壶酒、十钱的恩养诏令,怎么可能喜讯传来一个多月,皇后娘娘就崩了?”

徐恪突然急令我去曲靖与他会合,会不会是皇后驾崩影响了政局,刺史府有什么变故?

可那也不对,承汉朝虽然不禁皇后与闻政事,但这位皇后是太后自小抚养大的侄女,天性纯孝,为免与姑母兼婆婆发生冲突,一向是不理政事的。她的驾崩不可能产生足以使政局动荡的冲击,进而影响到南州刺史府。

我转动脑筋,却得不到解答,最后脑里灵光一闪:莫不是天子夫妻情深,痛失皇后,做出了什么不理智的政治决策?

我胡乱猜测,那刚才被我询问的驿丞也没有皇后驾崩原因的确切情况,也用胡乱猜测的答案敷衍我:“皇后娘娘或许是产后风吧?”

“绝不可能。”

产后风多是不良生育习惯而导致的感染,自我给太后动过妇科手术以后,宫里的卫生习惯已经照着我的提议改进了许多,生育感染的几率大幅度降低。加之皇后又是在二十五岁的生育黄金期产子,不像未成年女子生育那么凶险,怎么可能在产后两个多月才闹出什么产后风来?

我在胡思乱想中吃过午饭,骑上驿丞换好的马匹继续赶路,终于在徐恪勒令的十日期限内赶到了曲靖。到了徐恪的临时办公地后,我才发现本该留守大理的别驾吴通和都官从事郑会都在室内发呆,不禁大吃一惊:到底是什么事,竟能够让这两个应该主理州务的刺史府能吏,跑到曲靖来对着刺史发呆?

我俯身给三人行礼,徐恪也不废话,直接便从案头递给我两只锦匣。

我看那锦匣的制式一只是装天子诏令、另一只是装相台行令的,便依礼接过后再打开锦匣,天子诏令写的是:“着将曲靖、冲头、西屏以东至现南疆大营新得夜郎旧地,从南州刺史部析出,另设贵州,以贵阳侯越诚为刺史。南州刺史部须应越诚所请,输送钱粮物资,襄助筹建贵阳刺史府,不得延误。”

南州这六年里有南军武力开疆,也有远处部落自愿依附,疆土已经扩张得比滇国全盛时还大许多,加上张典从南方掳来的俘虏,全州总计人口六百多万,析出一部分另组州郡本是必然之势。但析出两州的话,其中便有一件事不能不解决——南疆大营十五万大军的供养!

南疆大营的总营盘在南州析分以后,就落在了贵州辖内。它本来一直由南州以一州之力供养的,现在南州一分为二,原本的粮草输送系统便要拆分重组,南军的供养问题该如何处置?

这诏令析分南州,竟对南疆大营十五万大军的给养问题只字不提,岂不是本末倒置?

我错愕无比,拿起那诏令对着窗户透过来的明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细看几遍,终于发现其中异况,震骇惊怒,莫可名状,下意识地将那诏令一掷:“混账东西,谁敢窃取国器,伪造天子诏令!”

徐恪等人吓了一跳,连忙示意我安静,免得使人生疑。吴通问道:“云抚使,你从哪里看出这是伪诏?”

“天子勤政,凡涉及正式行政诏令多御笔亲书,极少使人代笔。这诏令的笔迹虽与天子相似,独缺风骨,定是有人着意模仿。”

我回想以前在齐略身边,看他理事的习惯,一指诏书上盖着的玺印:“天子行诏都是先书后印,这诏书却是墨迹写在印泥上,次序颠倒,分明是有人先以空白诏书盗印天子宝玺,然后再伪造诏令!”

吴通将那诏令拣了起来,就光细看:“我们也是看这诏令不清,大有蹊跷,却没想能从这用笔用印的细微之处,就断定其真伪。”

我胸腔里的一颗心突突地乱跳,说不出的慌张:齐略一直在努力加强中央集权,像这种设置州郡的事,怎能容忍他人弄权?且这盗取国器,伪造诏令的事何等严重,不是长安有大变,哪个权臣有这等胆量?

我眼前阵阵发黑,心中便只有一个念头:“难道有人害了他?谁敢害他?!”

徐恪安慰我:“云抚使,陛下是英明难欺之主,宵小之辈须害他不得。”

“正因为他是难欺之主,若非身有不测,谁如此胆大妄为?”

我这才发现自己怎么镇定也无济于事,只得抖着手去摸另一道相台政令,哑声问道:“那贵阳侯越诚是什么人?”

“乃天子贵戚,皇长子之母越婕妤的兄长。”

我神思恍惚,喃道:“皇后驾崩,后宫便以她生育有功,地位最尊,她借机重用兄长也属正常。”

我脑筋混乱,连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在说什么,正不知所措,突听一声断喝:“云抚使,你给我坐好!”

我悚然一惊,直觉地反应就是挺直腰身坐好,汗湿重裳,终于招回了一线清明,望向对面坐的三人,道:“内宫除去皇后驾崩以外,必定还有其他异变。越姬以兄长为贵州刺史,其目的恐怕不在一州之地,而在十五万南军!只是其无法拿到虎符,直掌兵权,才迂回行事。”

徐恪的脸色也十分难看,吸了口气才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已整整五十二天没有接到陛下寄来的廷录。事发突然,长安的消息不通,无法探知内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徐恪是天子为了日后的改革而刻意培养的相辅人选,天子将南州这比中原落后的地方交给他,有随他折腾寻找新的治政之法的原因。同时为免他偏安南疆,不了解政治中心的形势,目光囿于一角,天子每隔十天就会派人将朝廷的议事记录摘要送一份过来。

徐恪离开大理巡视治下的民生,间断一次没收到廷寄是正常,但五十几天没收到,却足以断定长安有异。不过现在天子诏令还是冒着齐略之名发的,内宫的局势应该还没到最坏的地步。

我深深地呼吸,镇定了一下,打开相台行令:“着南州征调粳米三十万石,铜十万斤,金万斤,绢万匹,棉花万斤,上品玉器万件,香料万斤,香水千罐……”

这相台行令的笔迹和大印倒没有异况,可这索取财物的清单,却把我看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南州除上缴赋税以外,还养着南疆十五万大军,每年修路铺桥,开荒垦野,府库没有寅吃卯粮都已万幸,哪有余力份外上纳?难不成要刺史府搜剥民间,敲骨吸髓?”

南州经过六年休养改革,往南开通身毒的商途,商事农业大兴,民间确实小有余财,但老百姓有财是他们的,怎能因为相台令的份外勒索就搜剥民间?要是老百姓连自己的财产安全都没有办法保证,我这几年奔波算什么?那数万冲着南州各种优惠政策的纷纷来投,捐财出力帮助改革的商贾又算什么?

矫诏传递的信息令我脑筋混乱,这相令却让我逐渐清醒过来,“叭”的一声将相令合上,大声道:“我反对!”

“我们都反对,但现在长安情势不明,如果贸然向上直谏,只恐南州刺史和佐吏将被大肆替换,再也没有庇佑南州之力。”

我明白,我想得到的:一道意在军权的伪诏,一道意在敛财的相令,这明显是在为政变做准备。南州如果直接抗令,现在的当权者是绝不吝于派人过来收取权力。等到那时,我们才是真的进退两难。

眼下除了拖住析分南州的越诚是首要之事以外,我们还需要派人直入长安,探清宫中的变故,明白中央权力到底落在谁手里。

我心思转动,料想徐恪等人早定了应对之策,只是有事需要我去办理,便问:“使君有什么事要云迟办?”

“长安事态难明,需要有人返京探听消息。探问者不仅要熟悉长安,更要与内宫有通信。”

徐恪顿了顿,看着我恳切地说:“云抚使,此事危险,论理本不该让你一个女子犯险,但我和别驾要回大理安抚贵阳侯,另两位从事是川陇出身,在长安毫无根基;只有你是从长乐宫出身的,昔日行朝南驻,你又曾随侍圣驾,与中官和近卫熟悉。加之你是女子,领的是虚衔,你去长安执政者能减少戒备,所以我想请你押送一批财帛返京。”

“谨遵使君吩咐。”

徐恪见我答应得痛快,反而有些犹豫,显然十分担忧,顿了一顿才道:“你到长安以后,先以祭酒从事身份往司徒府述职,再以押解官的身份往相台陈情,说南州之窘;我知道你有探听消息整理情报之才,但这次探长安政局用意只在确定陛下及太后的安危,并非对外作战。你行事之时多走正渠,有所得即派人南递。切不可轻身犯险,去探听会危及性命的机密。”

我静了静,才回答:“使君放心,云迟会爱惜性命的。”

探听权柄的转移,天子和太后的安危,怎么可能没有危险?

然而无论此事如何凶险,我都不可能不去——我可以不在齐略身边,不怀想与他相守,不留连他的柔情,但我须得确定他平安。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如果准备上纳的财帛已经备好,我现在就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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