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最精心安排的计划往往也需要变更。前一天晚上,“游击队之母”裘奶奶手下的人员突击北平城墙外的一所监狱,放走五百名犯人。有些爱国志士包括一些东北大学的学生,被傀儡警察抓住了,于是裘奶奶安排了这次的援救。傍晚时分有十几个人进入监狱,其中几个扮做日本军官,制服了狱中的守卫,拿到钥匙。犯人获得了自由,游击队问他们愿不愿参加。全体异口同声说要加入,还包括一些中国卫兵,他们跟首领回到山区,带了几十支手枪、一些自动步枪和弹药。

游击队最近的行动都靠近北平市,人数也骤然增加。更重要的是,这让日本人丢脸,使游击队增加威望,使人有敌人并没征服这座城市的印象。

今天的炮火只是示威,而非真正的战斗。游击队行踪飘忽,无法有战斗。飞机是出去侦察,只是给山区斗士留下一点印象罢了。他们在一座庙宇附近投下一颗炸弹,空中白转一个钟头圈。就在无助的情况下,日本人察觉到必须采取某些行动,就加强搜索出城的平民,警察并挨户搜查游击队。

第四天早上,四个中国警察来到博雅家,由一个日本小军官领头,还有一个满洲通译员。约十一点,冯舅公不在家,冯老太太吓慌了,躲在自个儿房里不敢出来。警察被领到博雅的庭院,要他填表格,写下所有居民和仆人的名字、年龄、姓别、职位和商业关系。日本人似乎很困惑,就问他:

“为什么挂美国国旗?”

“屋主是一个美国女士。”

“她叫什么名字?”

“唐娜芙小姐。”

“她在哪里?”

“她在青岛。”

博雅奉命答复有关她年龄和职业的问题,同时他把房屋租约拿给他们看,日本军官皱皱眉头,检查了很久,直到博雅向他提起美国大使馆。

军官是一个矮胖的家伙,穿戴军帽、军服和高统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欣赏屋内的古董、名画和家具,显然对庭院的规模和数目十分惊讶。他手插在裤袋里,一直东张西望,人很机警,下巴向前伸,头向上仰,仿佛一切对他来说都太高了,他每走一步头就动一下,习惯抬高步伐,尽量使自己高一点。高个的满洲译员随着他,地方警察则在后面懒洋洋地走着。

当他们来到罗娜庭院的时候,日本人仿佛找到了大乐园似的,测览房间像观光客一般,而不像一名正在值勤的军官。院里的人早就得到警告,罗娜、她丈夫和冯旦都坐在客厅里。军官大肆欣赏墙上的名画和古董架。他用脚试试地毯的厚度,自顾笑着,又感觉到有人看他,就在军官的尊严和藏不住的赞赏间力求保持平衡。然后他跨入罗娜的卧室,盯着她的香水瓶和红拖鞋。回到客厅后,他在桌上拿起一根香烟,满洲人连忙替他点火,他仍然意趣盎然地踩着厚地毯,自满洲人手中接过火柴,眼睛眯成一条缝,香烟叼在嘴里。

他指指还没核对的梅玲的名字。

“还有一个崔梅玲。”满洲人说。

“她在里面。”博雅指指对面的房间。

梅玲躺在床上,扁桃腺正发炎发肿。日本军官冒失地闯进去,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坐在床上,倚着枕头,就对身后的博雅说:

“她怎么啦?”

梅玲小声地说,她的嗓子不舒服。

“她和你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博雅回答说。

“她在这做什么?”

“没什么。”

不知道心里有没有什么念头,日本人摆出思考的姿态,牙缝间吱吱响,叫满洲人再问下去。

“一个人住在别人家里,又不是亲戚,怎么又没有什么事情呢?”这是日本人想不通的地方。

“她是我舅妈的客人。”博雅指指门口的罗娜说,罗娜对满洲人点点头证实,他正在记录。这样似乎还不够。

“她出生在哪里?”

梅玲现在真的吓死了。博雅要她回答,她只好说:“上海。”

“那她为什么来这里?”这是更想不通的奥秘。

“她来拜访朋友。”博雅有点不耐烦地说。

“她以前读什么学校?”

梅玲怯生生回答说:“我没上过学校。”

日本人摇摇头,仿佛确定有些不对劲。这似乎是一次不必要的长审。

“她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父亲。”她说。

“她母亲叫什么名字?”

梅玲似乎不愿意回答,满洲人告诉她,这是例行公事。“东洋人问话,你一定要回答。说什么都无所谓。”

“最近十年你住在哪里?”他又问道。

“在上海和天津。”

“你结婚没有?”

“没有。”梅玲直率而略带刻薄地说。

翻译员记下她的回话,日本军官则盯着梅玲,用多事而困惑的表情打量她。她白白的手臂戴着翠玉的镯子,正搁在软棉被上,加上羞红的面孔和乌黑的卷发,构成一幅可爱的画面。她的头斜向一旁,用自卫、惊恐的眼神看着军官,就像博雅书斋那一幅画中的小鸟望着大蛇一样——不是正望,而是用眼角偷窥,不是观察他或接受一种印象,而是由眼中露出明显的恨意、恐惧和迷惑。问完了话,军官对满洲人眨眼说:“她很漂亮。”然后转向她,和善地用蹩脚的英语说:“你应该找日本医生看病,日本医生像德国医生一样好。”

梅玲沉默不语,军官又笑笑说:“你喜欢日本人吧?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做朋友。哈!”

他发出日本人表示欣赏一个笑话时特有的尴尬、不自然、做作的笑声,低头拧了梅玲的面颊。梅玲缩头尖叫,眼睛里有厌恶的怒火。日本人挺了挺身子,恢复军官的仪态,对满洲人吼了一声,就走出房间。

搜查继续在前院进行。冯老太太没有出来,由博雅带日本人检查房间。走到一个十寸高的方形白玉壶前面,军官停下来,那是这栋房子的前一位屋主——满洲亲王——的珍藏。他转身问道:“乾隆?”博雅点点头。

他们才走完住宅的一半,就向西北弯,来到“漩水台”的地方,俯视红栏木桥和对面的果园。搜查变成敷衍,日本军官似乎有别的心事。

“走到那一边要多久?”

“半个钟头。”

“我们掉回头。”

不知道是满洲人看出军官的心事,还是军官曾私下对他说了什么,译员走近博雅低声说,他最好把军官看中的白玉壶送给他,以争取他的好感。于是博雅在“自省厅”传话给佣人,到了门口,另一个佣人便交给他一个包装精细的纸盒,博雅递给翻译员,后者对军官说了几句话,军官笑笑,只“噢”了一声。他对博雅伸出手,显然充满敬意地说:“屋子好大!”就走了。

冯舅公中午回家吃饭,听到这件事,很不开心。大家都聚在他的院子里,热烈讨论这一次的搜查。

“他们为什么要搜我们的屋子?”

“一定是为了游击队。”博雅说,“但愿我送白玉壶没送错。”

“当然。”老人说,“但是我们根本不该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财宝。他们看到年轻妇女了吗?”

“他们一定要对着名单看。”

“糟了,”老人说,“我原指望有那面美国国旗,可以不让他们进来查看,现在他们看到了。他们能来一次,就能来第二次,他们搬不走屋子,但是晚上常有女人被绑去。竟有如此的时代!我们的古董也不安全了,露财诲盗。”他引古谚说,“我们必须把古董收好藏好。没有这些麻烦,日子已经难过了。”

老人坐着抽水烟,看来忧心忡忡的,仿佛屋子已被人闯进来似的。

“一切都完了,”冯老爷说着叹了一口气,“博雅,你祖父买了这座园子,我一直想好好管理它,但是外甥、甥女都走了,现在这儿变成了一个荒寂的地方,我要留下来。我这种年纪不想再搬,我们必须守住这个园子。姚家的神牌还在这儿,等战争过去,这里将是还乡者的中心……生意愈来愈差了,不过我要尽量撑下去。至于你们年轻人,我该考虑考虑。”他吹吹烟斗,把它放在大桌上。实质上他的身体似乎还很强壮。

博雅回到梅玲的房间,发现她脸色苍白,又害怕。

“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她面带激动地说,“我怕,博雅。没有别的地方能让我过夜吗?”

“别傻了,”他说,“你以为他们会不惜麻烦,把你送到日本医院?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呀。”

“多久?”

“再过五天,或者四天。”

“我们不能现在就走吗?不然我先走?”

“单独走?真不敢想象。你急什么嘛?”

“但是他们知道我的名字了。”

“那又何妨呢?”

“博雅,你不知道,你不该告诉他们我的真名字。噢,博雅,今天晚上带我到别的地方去。”

“你到底怕什么?你以为他们今晚会绑架你吗?他说日本医院,只是开玩笑。”

梅玲沉默了一会才说:“我不喜欢他的眼神。他特别盘问我,我今晚上不能睡在这儿,我真的不能。我能否到你朋友家去?”

“到老彭家?”

“是的。我可以在那边住上几天,一直到你准备妥当。他是什么样的人?”

“噢,他是单身汉,一个人住。你用不着怕,他是道道地地的君子。不过你的身体能出门吗?”

“噢,那不算什么。”

“你的东西呢?”

“我一分钟就可以弄好。”

“好吧!如果你坚持,就这么办。等到傍晚,我会带你去老彭家。事实上,我很希望你认识他。”

受了好奇心的驱使,那天下午博雅就过来坚持要梅玲告诉他过去的生涯。

“我从哪里说起呢?”

“从童年起,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们在路上有很多时间嘛。”

“但是现在告诉我吧,我会觉得和你亲近些。”

于是梅玲和他单独在一起,开始述说她的身世。她母亲是邻近上海产丝区湖州人。她离开丈夫后,就带着四岁的梅玲去上海。她在闸北区一所学校教书,每月薪水五十元。母亲带她上学,后来她转到一间男生中学去教书,只好把女儿留在家里。因此梅玲很小就学会了理家,让母亲安心上课,等她中午回家,午餐就弄好了。母亲对女儿期望很高,就在晚上教她。

梅玲是一个倔强的孩子,原先她跟母亲上学,和其他小孩子一起读书,大家都叫她“老师的孩子”。她常和同学热烈争吵,护卫母亲的湖州口音。当时各地已规定老师要用国语上课,但是梅玲的母亲和大多数的南方人一样,总是改不了家乡的口音,她老是漏掉“ㄣ”的尾音,所以“盘”字之类的声音总是念不准。她老说“牌”,而自以为说了“盘”字。梅玲知道母亲念错了,因为她自己念“盘”字就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她总是坚持说她母亲念的是“盘”字,她发出一种介于“牌”和“盘”之间的声音,“ㄣ”音若隐若现,然后始终维护她的母亲。但是在家里她却告诉母亲念错了,想教她发出正确的“盘”音。母亲慈爱地说:“孩子,我的舌头又僵又笨。我知道那个读音,但是我读不出来,我一辈子都是这么说的。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得教书维生哪。”第二天母亲听到梅玲故意在班上念出含有“ㄣ”音的“牌”字,以维护母亲,她很感动。

当梅玲逐渐长大,不再上学,晚上就在她们唯一的客、餐、卧兼用的房间里书桌上,不仅埋头做功课,有时还翻阅母亲批改的学生笔记和作文。她观看上面批改的部分,藉以从母亲那儿学到超过学校学生的东西。她也自己查字典,寻找可疑音符的同音字。她看见母亲改到好文章时,脸上不觉一亮,两个人便一起欣赏其中的佳构。梅玲不久就有了丰富的文学知识,有一天她看到作文堆积在桌上,趁母亲不在时用毛笔批改了一部分,打上分数,还在末尾学母亲的字迹,加上批评的字眼。母亲回家,意外地发现作文批好了,因女儿的大胆而震怒。后来她检阅评语,不觉点头微笑。梅玲写得还不坏,只是不十分成熟而已。

“这个评语还不坏,你怎么做的?”

“噢,妈,”女儿回答,“很简单嘛。你常用的评语不会超过二十个字,只是常加以变化——譬如‘文笔流畅’啰,‘漫无条理’啰,‘虎头蛇尾’啰——我通通都知道。”

有一次母亲很累,特准梅玲替她改作文,但警告她不要删太多。梅玲对这任务非常自豪,非常尽力地做。母亲躺在床上看她工作。她看出梅玲很有兴趣,兴致勃勃为好句子画线或勾圈,有一次还在两篇杰出作品上打上三角记号。母亲览阅她批阅的成果,在需要的地方略微修改一番,学生都不知作文是一个和他们同年龄的女孩批改的,有些人注意到字体的不自然,母亲解释说她人不舒服,是在床上改的。

白天梅玲待在家,负责洗衣、煮饭、清洁工作。她们的房间在一条巷子里,是著名的“陋巷”,巷里挤满红砖房,谁都可看见十尺外对面房子的动静。她们的窗子正好面对一家棺材店。两端翘起,大框架的棺材在小孩子眼中是很丑的东西,不过就连这种东西看熟了也会产生轻蔑感。

不过她仍不能忍受看到小孩子的棺材,或者看见贫贱的妇人为孩子买棺材。“你知道,”她对博雅说,“连死都有贫富之分。丧亲的穷人比较哀痛得深。有时我看见有钱的弟兄穿着丝绸,来为母亲或父亲买贵重的棺材,和店东讨价还价,仿佛买家具似的。”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梅玲自然惯于独来独往,上市场或店铺买东西,如此很早就学会管理她的钱财。闸北区的太太小姐们大都是来自小店主或小工厂工人的家庭,不像富家千金故作娴静。她们刷洗、聊天、敞开胸脯喂孩子、大声吵架,夏天夜晚就坐在竹凳上乘凉——一切都展现在街上行人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有钱,人们很自然民主。工厂做工的太太小姐们自己每天有两三角的收入,可以不向人伸手,自己花钱打扮或散心。就在这样拥挤、吵闹、自由而民主的中下层社会中度过了少年时代,也因此培养了贫家女子的独立精神。巷子里的噪音很可怕,女人、孩子一吵闹,所有的人都听得到,巷子里一天也不沉闷。对一个过惯这般闹街生活的人而言,完全看不见邻居的僻静住所,似乎单调得难以忍受。

周末母亲没课时,梅玲常到国际住宅区的中心看表演,或者到北京路去看电影。在“大世界”,只要花两毛钱的入场费,就能消磨一天,看古装或时装的中国剧、杂耍、听人说书或者看一场民俗表演,常常一起去看。这是单口朗诵的节目,配着小鼓的韵律,运用高度优美而动人的语言,以固定的调子说出来,动人的段落则像一首歌曲。在专家手中,这种单口艺术可以用不同的节拍、腔调、手势和表情从头到尾把握住观众,既使故事已听过了一百回。这些简短旅途代表她们的假日,她们常常在小饭馆喝半斤水酒才回家,十分满意同时也很精疲力尽。

梅玲如果喜欢一样东西,就会全心全意。“我简直为大鼓疯狂了,尤其是刘宝全。”她承认说,“最后几年,我母亲健康不好,她不能再看表演,我就一个人去,我母亲不大赞成。但刘宝全表演,我硬是非去不可。”她说,听刘宝全这位最好的鼓手说书,完美的字句和音调似乎抚慰了她的感官,激励起她的情绪。她喜欢伯牙和钟子期故事中描写河上月光的段落,优美的音节仿佛由字音和字意描绘出河上静月的美景。

梅玲现在忆起伯牙——和她面前的男士姓名相像——的故事,两个人热烈的友情,伯牙的琴音只有子期能欣赏,所以子期死后,伯牙就不肯再弹琴了。

“钟子期若是女子,那就好了。”博雅说。

“那就变成文君的故事啦,这就是文君的故事长,子期的故事短的原因。”

“我可以背出整本故事。”梅玲说。

“背一点吧,让我听听。”

一阵迟疑,梅玲终于屈服了,开始敲桌当鼓。她的声音又低又柔,当她念到河上月光的那段,自己也完全沉醉在其中。她的小嘴微斜,很像月光下的波纹。博雅被吸引住了。突然她稚笑一声地打住。

在这一段打岔之后,她又继续述说整个故事。

母亲在世的时候,她过得很快乐。她母亲因为工作过度、营养不良,健康一天天衰退,但是学校工作还得做,作文也得改。梅玲天生乐观,总是展望事情光明面。她母亲花了三十元的巨款,几乎是一个月的薪水配了一副眼镜,但是似乎也不能减除头痛的毛病,而头痛又带来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现象,梅玲常说母亲需要的只是休养一年,补充营养,症状就会消失的。她母亲只有四十岁,再过几年也许她嫁人,可以养活母亲,让她辛苦谋生多年之后好好休息一番。但是母亲的病情不断恶化,她没法休息,巷子里的噪音使她心烦。这时候梅玲才开始知道什么叫贫穷,也晓得金钱和幸福息息相关。

结局来得太突然了,她母亲患了三天的流行性感冒,没有就医,便过世了。当母亲开始发高烧、胸口发疼,梅玲吓慌了。她叫来一个中国西医,但是治疗没有效。母亲猝死的震撼对梅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突然体会到自己孤零零一人,又没有谋生的方法。她甚至没有想过母亲会这么早就去世,现在她想养活她,陪她度过晚年的模糊梦境也化为乌有了。

梅玲只有十七岁。她还住原来的房间,因为一个月只要六块钱房租。靠学校朋友们的奠仪,她付完了丧葬费用,约还剩五十元。她对学校校长说,她很想教书,还把自己如何帮助母亲的经过告诉她,校长虽然同情,却告诉梅玲没有文凭是不可能的。她开始看广告应征秘书工作,但是许多工作都需中学毕业。她坦白说自己没上过学校,可是照样能把工作做好,但是每次有文凭的人就被录用。她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接着她在报上登广告,愿意当“家教”,这更难了。有一次她和一家人会面,对方要她教孩子们学校的功课,尤其是数学。她对数学、社会科学或物理一窍不通。她只会中国文学和作文。有人要她教国文和英文,她一个英文字都不懂。最后她总算找到了国文家教的工作。孩子们的母亲起初似乎很和善,但是三星期之后梅玲就失去了工作。次日她回去拿八本留在那儿的书本,无意间听到夫妻吵架。她一进门就听到丈夫生气地说:“她是个好老师。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她唯一的缺点就是长得太美了。”既然已经丢了工作,她不管三七二十一走进去,拿了东西,说声“再见”便匆匆离去。

“我简直吓坏了,我的处境很严重。我一连几天满街去应征广告。为了省钱,只要不太远连电车都不坐。我看到有些广告征‘年轻貌美的小姐’当女推销员或医生助手。本来我不理这些,但是现在走投无路只好找些试试。一两次经验就够了。有一次我踏入一家单身公寓,除了一个年轻西式装扮的男士和模模糊糊的公司计划,没有一丝业务计划迹象。但是我仍充满希望,告诉自己情况再坏,去当小孩保姆总可以了吧。”

“就在这时候,”她继续说,“一些好运来临了。我曾经写过一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寄给当地一家报社的妇女版,结果被采用了。那个月月底,我收到通知,到报社去领五毛钱,但我得先刻一个印章,我花了一毛钱,坐黄包车要四毛,坐电车也要一毛左右。不过我若能写一千字,就能得更多。我开始提出其他有关妇女的问题,尤其是女人依附男性问题的文章。女编辑非常同情,她答应尽可能发表我的文章。”

“次月月底,我收到三元半的稿费凭单。口袋里装着自己的钱,我觉得格外骄傲和快乐。我到福州路一家饭店顶楼的戏院去,当时有一个叫张小云的年轻女伶正在那儿说书,门票两毛钱,我上了楼,经过二楼的茶室,看见一大堆人围桌喝茶。地方特别吵,你知道那地方若发生口角,都是由吵架双方的党派或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出来调解。各阶层的观众都到屋顶戏院去,其中大多数是普通找乐子的人。”

“我独自坐在角落里的方凳上,听小云说书。每听到精彩段落的结尾,观众就大声叫‘好’,我太兴奋了,也随大家高声叫好,前面有个年轻人回头看我,后来他又找各种借口回头看我,我不知道什么吸引了他,因为我留着普普通通的短发,身穿一件南京路贫家女常穿的夏季薄衫。”

博雅打断了梅玲,“我知道,”他柔声说,“你眼中的光彩。你身上的温暖、纯真、清新的气质吸引了他的注意。”梅玲满脸通红,继续说下去,只说可不是头一次看到男人盯着她看……她专心听人说书,她几次撇开眼睛,躲避那青年的目光。

当女伶说完书,梅玲起身离开,注意到那位年轻人跟在她后面。到了楼梯顶,他停在她面前,迟疑了一会儿才说:

“小姐,原谅我的唐突,我看到你一人来,这地方又挤。我能送你下楼吗?”

梅玲抬眼看他,发现他衣着讲究,以上海的标准来说,也不算难看,只是有些瘦小。

“谢谢你。”她回答说。一个人走下楼梯,但那位青年仍然跟在她后面。

梅玲继续走,不理他。到了街道入口,她转个弯,那位青年仍然用乞求的口气问她,他能不能用车子送她回去。那天晚上她心情很好,而且年纪又轻,无拘无束,又有冒险感。她愿多了解一下这位青年,毕竟交个朋友也没坏处。他看出她脸上的矛盾,就热切地说:“当然,你不认识我。张小姐明晚还在这儿表演。我能不能期望再在这儿和你相见?”

“好吧。”梅玲笑着走开了。

这就是他们恋爱的开始。在七月酷夏的凉夜里,她多次和他在屋顶戏院及小咖啡馆相会。不久两个人爱苗滋长。上海街上的恋史一点也不稀奇,但是那个年轻人——梅玲也没有告诉他名字——似乎真心爱上了她。他仪态温雅,面容斯文,只是带有病弱和富家受挫子弟的特质。梅玲天生自信、纯真、冲动,不久就告诉他自己是单独一人。她开始给他看自己发表的文章,使他对她更崇拜。他发誓说要娶她,但要等以后才能让父母知道。有一天下午他到她的房间,看见唯一的窗户面对太阳,屋里热得像火炉似的。他奇怪这地方怎么能住人,就说要租一个好地方给她住。几天后,他在法租界的法隆道替她找了一个舒服的房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常来看她。

不久他的双亲发现了这项安排。父亲是“中国商人航海公司”的买办,不相信儿子是认真的,建议用钱打发这个女人,但是儿子坚持立场,发誓非她不娶,父子之间起了巨大的争吵。有一天他母亲出现在梅玲的住处,问她是否愿意放弃她儿子,梅玲拒绝了,坚持她并非为钱而嫁他的。经过母亲的调解,最后解决之道是儿子若要娶梅玲,她必须先上大学。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事更让梅玲渴望的了。她被送去复旦学院,以特别身份选修英语和钢琴。未婚夫常到学校去看她,周末并带她出去。她在学校没有注明已婚,晚上出去引起了不少议论,不久就被学校开除了。约一年后,年轻人的父亲希望儿子厌倦了梅玲,甩掉她。他不承认这次的婚姻,说要等他们超过两年,才正式让他们成亲。他父亲进一步坚持要调查女方三代的底细,这是订婚前的习惯。

这时候梅玲把母亲的身世和父亲的资料告诉她的未婚夫。他的父亲仇恨心很强,爱走极端,憎恨所有军阀,特别是梅玲的父亲。他大发雷霆,叫儿子不要再与曾经关他入狱——这是他永远难以忘怀的耻辱——的军阀女儿来往,对梅玲而言复杂得出乎意料之外。她丈夫一再把父亲的话转告她,说她是汉奸的女儿,他家一定前世欠她的债,老天爷派她来家讨债的。

然后有一天他来告诉她,父亲已经改变心意,他是来带她回家住的,但却不成婚。梅玲害怕了,说她宁可住在外面。但是她丈夫说父亲老而专制,不容许违背,如果她不听话,父亲会剥夺他的财产权。

“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梅玲说。

“不,我不知道。”博雅说,等她再说下去。

不过时候不早了,罗娜进来,说他们马上要吃饭了。

“我在路上告诉你。”梅玲说。

这就是截止那天下午梅玲告诉博雅的身世。

晚上七点半左右,天色全黑了,博雅带梅玲到老彭家。一个佣人提着她的皮箱和一条备用毯,其他的行李要等博雅离开北京时再一起运走。

博雅告诉佣人先走,他们手携手在黑暗中前进。

“我现在同意你,”博雅说,“如果你遭到什么变故,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他问她何以见得日本人知道她的名字便格外危险。

“你是否曾和日本人厮混过?”

“不,从来没有。”

“那为什么呢?”

“这种时期一个人小心点总好些。”她说。

博雅专心注意梅玲,根本忘记自己走到哪儿,直到他看见二十码外那位熟悉的警察站在角落里。“噢,我们不能走那条路。”他说着然后突然转身,带她穿过连串的弯曲的小巷。那边很暗,他忍不住吻她了。

“你会不会永远爱我?”他低声问。

“永远永远。到上海后,我们必须永远不再分开。”

“你愿和我到任何地方?”

“你去哪我都永远跟着你。”

“莲儿,我俩互属。当看见你坐在我的书桌前,白皙的手玩着毛笔,我想,这才是我需要的家。老实告诉你,我吻你坐过的书桌和椅子——还有你手指握过的毛笔。”

“噢,博雅!”

“是的,这使我更渴望你。你似乎属于那儿。喔,莲儿,我怎么如此幸运能拥有你?”

她贴紧他,“一个人常无法找到知音,但我在找到时真幸福。在没认识你之前,我从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曾有不幸的一生。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一切,我会对你很好很好,不像凯男。你必须告诉我你喜欢我哪一点,我就维持那样。当你生气时,可以打我,如果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愿让你打。”

“你是说笑话,莲儿。”

“不,是真的,现在就打我,我要你打嘛。”

“我怎能打你,我会心疼呀!”

“假装我做错了事,你很生气,”梅玲说,“来嘛!”她转向脸颊迎去。

他凝视她的眼睛,在星光下若隐若现,就轻柔地碰了一下她的脸。

“这不是打耳光。”她说。

“你是叫我做不能的事嘛。”现在他拧着她的面颊。

“重一点!”她说。

“我宁可把你吃掉。”博雅说。

“叫我俏丫头。”

“我的俏丫头。”

梅玲很满足,但是博雅却余情激动。当他们到达老彭家,佣人正在门口等着他们。

“你可以回去了。”两人进屋,博雅对佣人说。

老彭坐在客厅,似乎想得出神。他们进屋,他起身相迎。

“这是崔小姐。”博雅说。

“博雅兄常谈起你,”梅玲大方地说,“我没想到会这样打扰你。”

老彭忙这忙那说:“你的皮箱在我房间里,坐吧,坐吧。”他拿最好的一张椅子给梅玲。她一坐下,就听见弹簧吱吱响,有些不安,她无助地望着博雅。

“我想彭大叔不会介意的。”他说。

“没关系。”老彭用尖细的嗓音说。他站起来走向卧室。“如果你喜欢,可以睡我的床。对小姐来说也许不够干净。”

“你睡哪呢?”博雅说。

“我?”他静静笑着。“只要有一块木板,我哪儿都能睡。我可以睡那张扶手椅。别替我操心。”

“不,我不能这样。”梅玲看看木板床和不太干净的棉被说。不过房间还算暖和。

“只过一夜吗?”老彭说,“另一房间有张小床,但那边很冷。我可以搬一个火炉进去,不过也不很舒服。”

“噢,别麻烦了,”梅玲说,“我们可以明天再安排。”

她感觉本能地被这位中年男士所吸引。博雅已告诉过她,老彭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徐徐讲话的时候,低沉的声音,很悦耳。她看看他高额上的皱纹,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好感更加深了。此外他还有一副天真、常挂的笑容,在中年人间很少见。

“我真不好意思,”他们走出卧室,她说,“占用了彭大叔的床。”

“你能不能睡硬板床?睡地板?”老彭说。“对骨头有好处哩。”

“我小时候常跟母亲睡硬板床。”梅玲说。

他们坐下来,梅玲仍兴奋得满脸通红。

“你怎么不用夹子把头发拢在后面,像以前一样?”博雅问她。

“你喜欢吗?”梅玲问,跳起身来走进卧室。博雅开始告诉老彭那天早上发生的事,但是她几分钟就出来了,头发拢在后面,只有几撮在额头上。

“我找不到镜子。”她说。

“墙上有一个。”老彭指指角落的脸盆架上挂着的一个生锈的小镜子。

“谢谢你,我用我自己的好了。”她由皮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开始凝望。

“你不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小杰作吗?”博雅对老彭说。梅玲由镜边抬头看他并微笑。

“她有一颗朱砂痣。崔小姐,转过来让彭大叔看。”

梅玲回头,老彭站起来,“到灯下来,让我看看。”他说。

梅玲顺从地走到灯下。老彭非常仔细地看她。

“正朱砂痣,很少见。”说着用手去摸。梅玲觉得很痒,就闪开了。他们已经像老朋友了。

博雅继续谈警察搜人的经过,梅玲静坐着。

“我明白了,”最后老彭说,“你们两个人恋爱了。”

两人相视而笑,梅玲满脸通红。

“你们有什么计划没有?”

“我们没有计划,只是两人必须在一起。”博雅说。

“你太太呢?”

“我会给她很多好处。”

“如果她不同意呢?”

“喔,那很简单,她爱住哪就住哪,甚至她想要我的整栋房子也可以。我宁可和梅玲在一起,当难民也行。”

“换句话,如果不离婚,你便是博雅的姨太太。”老彭不客气地对梅玲说。

这句话使她又脸红了。

“我只想跟着他,我只知道这些。”她说。

博雅起身返家,他告诉老彭他四五天后就能离开。老彭问梅玲是否已带够了衣服,现在早晚的气候已经开始转冷了。博雅说他第二天早上会把她的毛衣和外套送来。梅玲跟他走进庭院,送他到大门,紧握他的手,爱怜地说:“明天见。”

第一时间更新《风声鹤唳》最新章节。

相关阅读

千只鹤

川端康成

小泪痣

鹿灵

宠物公墓

斯蒂芬·金

穿成男配的心尖宠

小孩爱吃糖

风物语

阿刀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