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部启一用惊讶的目光瞪着柳田桐子。

桐子姿势很不自然地坐在女店主身边。细长圆筒形的红灯罩透出昏昏的灯光,使桐子对坐在她对面的三位客人的脸也看不清。看来她对眼下的职业还不习惯,只见她慌乱地不知该把目光投向哪儿才舒服。阿部启一的目光却与始终没离开过桐子。那低垂的眼帘,额头微微露出的青筋,细而挺直的鼻梁,紧紧抿着的小嘴,还有那稚气十足的脸庞,在昏暗的灯光下,脑海里浮起了以往的一幅幅情景。

“姑娘,你叫理惠吗?”西本柔声问,“你也是打K市来的?”

“是。”柳田桐子低声应答着。阿部好久没听到她的声音了,简直象一场梦。

“请诸位多多关照。”女店主对西本说,随后又向阿部和山川道歉,“她初来乍到,还不太习惯哪。”

“你头一回干这一行吧?”西本问。

“咱们这一行哪,就是要应酬敷衍啊。”那个叫信子的女招待笑着说。她打酒吧开张起,就在这儿干活了。细高个儿,若是喜欢把和服的前襟敞得比别人开些,“是我把她从九州唤来的。”

“噢,是你。”西本一一打量着信子和桐子两个人。

“你们什么关系?”

“她哥哥是我的恋人。”信子笑了,“其实也不是。从前我们两家住得挺近,所以很熟。她哥哥死了,我才叫她来这此干活。”

“噢。没有别的亲戚?”

“一个也没有。所以请诸位多多关照喽。”

“真可怜。”西本说着,瞧瞧桐子,“我们来做你的后盾怎么样?”

“你叫理惠姑娘?”

“是。”桐子害羞地点点头。

“但愿别让信子教坏了你。”

“哎哟,西本先生,瞧您说的。真怪!”信子伸出双手,撅起嘴说。西本仰身大笑起来。

这时,送来客人们点的兑苏打成士忌,桐子帮忙拿酒杯。

“请!”干杯时,阿部启一瞅着桐子。但桐子却看着西本,从桐子的神态看来,似乎她已经认不出阿部了。

阿部也装着不认识的样子,但心里却扑扑直跳。等待着她也许早晚会认出自己来。可是转而一想,记不起自己也是挺自然的事。打那回相遇以来已有半年多,等她打完电话,追上去约她进咖啡馆,最多,不过聊了十来分钟的话,真是萍水相逢。

“从九州来这儿的吧?很冒昧,听到您的电话,好象令兄出了什么事?”阿部还记得那时的话题是打这开头的。

“出了什么事?如果没什么妨碍的话,是不是可以说给我听听?您刚才说的事只是偶然传到我耳朵里。跟您通话的是大冢先生?在日本大冢律师可是个数一数二的律师。然而,收费一向很高。您对大冢律师全然不抱希望?”

对这接二连三的问话,桐子却固执地闭口不答,只是低着脑袋垂下眼帘,也没能看清阿部的脸。最后,她象一阵风似的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出了咖啡馆。阿部慌忙赶到门外,只见她已经溶进人群,也没回头打个招呼就远去了。

桐子从九州匆匆赶到人地生疏的东京来,对仅仅说过几句话的阿部,怕也不会留下什么印象。对东京只能留下点缥缈的梦。可是桐子绝没想到,阿部却已查阅过登载她哥哥——柳田正夫案情的报纸,除了当地人外,对那案件表现出如此兴趣和热忱的人,在东京可说是凤毛麟角了。而且,从报纸上已经知道了柳田桐子这个真实姓名。尽管如此,阿部启一做梦也没想到在这儿会再度相逢。虽然听说这家酒吧女店主是九州K市人,能理解被这儿雇佣的女招待自然会有不少同乡,可是阿部写出好多封信,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来的那位少女,竟然在此相见,这使他一时目瞪口呆,没法相信眼前这个现实。

“我来介绍一下。”西本说,“这位是山川君,他邻座那位是阿部君。”女店主一一低头致意,然后吩咐道:“信子,把咱们店里的名片拿来。”

阿部启一咽了口唾沫。他想起那一回曾经给了桐子名片,后来又给她写过信,她听到阿部这姓准会吃惊地朝自己看上一眼。但没想到,桐子依然低垂着眼睛瞅着那只酒杯一动不动,好象跟客人聊天是女店主的事儿。转而一想,阿部这个姓太普通了,在日本多的是。

“请多多关照。”女店主接过信子从账台上取来的名片,送给山川和阿部。

名片上印着“海草酒吧益田乃里子”。店主的名字印得小小的,就象她那白白胖胖的脸上,长着细细的眉毛,小小的眼睛、鼻子还有嘴。

“理惠,”女店主说,“你去看看那边的客人。”

桐子顺从地站起来。对面包房有批客人正用吉他弹着流行曲喧闹吵嚷,女店主见他们乐得过了头,要桐子去照料一下。

“这个姑娘真不错啊。还很纯真。”西本目送着桐子的后影说。

阿部也望着桐子的背影,那是个熟悉的背影。那一回,这个背影就在咖啡馆里走出去,再也没回头瞧一眼,便溶进了人流中。

“那姑娘的哥哥出了桩怪事儿,最近死了。”女店主悄声地说。

“怪事儿?”西本伸长了脖子。

阿部的心不由得砰砰地跳起来。女店主朝身边的信子努努嘴说:“跟她住一间房。”

“阿信的家在哪儿?”阿部启一这下开了口。

“嗳,嗳,怎么你也有兴趣?真难得。”西本挖苦道,“你这儿来得勤快点儿,就会告诉你的。信子姑娘,我说的是不是?”西本说完,信子笑了。

“阿信,你让这姑娘住一块儿,要是把你相好带进家里,可不方便哪。”山川挪揄道。

“哎哟,我可没这事,所以也不怕。”

“你胡说。”西本说,“前些日子,我看见你跟一个英俊小伙子肩并肩一块儿散步。”

“哟,西本先生你别瞎说。”信子揍了西本一拳,引得大家都笑了。

一看表已经过十二点了,有的女招待躲在不惹眼的角落里做回家的准备。

“啊,该回去了。”西本说。

阿部望见那间包房里闪过柳田桐子的背影。看来有些客人还赖着没走,不时听见阵阵歌声。阿部他们站起来,女店主马上喊:“理惠,客人们要走了。”

西本走在前,随后是山川和阿部。店主加上信子和桐子两个女招待把他们一直送到胡同口。直到分手,柳田桐子也没瞧一眼阿部启一。当着众人面,阿部启一没法跟桐子搭话,牵肠挂肚地跟在西本和山川身后上了车。车开动之后,喝得微醉的这三人一路上又说又闹。阿部启一寻思,打算明天单独跟桐子见个面。

第二天晚上八点光景,阿部启一拿出那张“海草酒吧”的名片,看了号码拨起电话。电话接通,他请理惠姑娘来听电话,对方竟奇怪地又问了一遍。原来桐子初来乍到,以为不会有什么熟客给她打电话。

“我是理惠。”电话里传来桐子那熟悉的声音。阿部心里不由得有点激动。

“是理惠小姐吗?我是阿部。昨晚我们三人很晚去的……”

“唔。”理惠的答话分明很冷淡。

“很早前我曾经在东京见过你,你还记得吗?”阿部听不见桐子回答,以为她挂断了电话。不一会电话里响起了音乐声。

“我记得。”桐子停顿一会儿清晰地说,真出乎阿部的预料。

“你什么时候想起来的?”

“你一进酒吧,我就认出来了。”

阿部还以为桐子始终没认出他来,现在看来真有点儿蠢。说不定昨天晚上桐子比阿部更早认出对方来也未可知。但直到分手,她还装得若无其事,真象今年春天那回在阿部面前倏然离去那种作风。

“你,认识我?”阿部的话有点结巴,“那样就好了。我寄到九州给你的信收到了吗?大概看过了。”

桐子又沉默片刻,干巴巴地说:“是的,我看过了。”

“就为这事,我想见见你。酒吧说话不方便,你们店附近有家咖啡馆,请你明天五点到那儿见面,行吗?”

决定五点,是因为酒吧女招待这个时候刚上班。

“恐怕不行。”桐子说。这是阿部估计到的托词。

“就十分钟,只想见一见你。关于令兄的事,我己经调查过了。当然,这跟杂志社毫无关系,也不足我对这事好奇,因为我也相信令兄是无罪的。还想向你了解些更详细的情况。”阿部充满热忱地说。

桐子默不作声。然而,这一回却是象在思考什么似的、迟疑不决的沉默。电话机里不绝地传来嘈杂的人声和吉他声。

“这很难办啊。”电话里响起桐子的回答,听口气却不象刚才那么强硬。

“怎么说都不答应吗?”阿部心想还得再加把劲。

“是。”桐子说,“再见了。”

桐子打声招呼挂断了电话。阿部耳边久久回想着最后那句告别声。阿部想既然如此,那就不管她愿意不愿意,非见上一面不可。阿部也固执起来。他一心想弄清案件的真相,此刻也顾不得其他了。那时,桐子对着电话嚷:“我哥哥是无罪的!”从阿部的直觉判断,他相信这句话是真的。

阿部就是这个脾气,一打定主意,就急不可耐立刻想干。校对结束之后第二天是休息,阿部焦躁不安地打发时光,他看了一场兴味索然的电影,又无聊地跑了一两家酒吧,好容易挨到十一点半。“海草酒吧”地处银座地带的冷僻角落,附近有许多大楼都没灯光,显得格外暗黑。阿部伫立在胡同口对面马路边,背后是幢银行大楼,正好隐没自己的身影。当他抽上第三支烟的时候,见胡同口走出好几个女招待的姿影,阿部踩灭纸烟,定睛细看:一共有五个女招待,三个走在前头,一路嘻笑打闹着走了,后面两个就是信子和柳田桐子。无论怎么暗黑,阿部相信自己一眼就能认出桐子的身影。阿部从大楼的暗处走出,他早就计划好,要不露痕迹装作从哪儿回家的路上偶尔撞见的。看来,信子在一旁更好,他们俩住在一块儿,桐子又是来东京投靠信子的,邀了信子,桐子也只好跟着去。眼前这两个女人站住了,信子对桐子在说什么。这时,阿部出现在她们面前。

“嗳。”阿部故意先向信子打招呼,“你回家啊?”

“哟,”信子转过身,凭借着街灯的光亮瞧见阿部,很快地认出是昨天晚上西本带来的那位客人,立即很热情地回礼。“昨天晚上,多蒙照应。”

桐子显出惊讶的神色,但只得随着信子低头致意。阿部心想,机会来了。

“店刚打烊?”

“是啊。”信子回答。

“我晚到了一步啦。”

“那么,明天晚上请早点儿光临。”信子用老练的口气笑着说。

“我特意赶来,就在这附近喝点儿茶吧?理惠小姐也同去,行吗?”

“谢谢!不过,我今晚还有点事……”信子微笑着说。

“哎哟,你是不愿赏光啊。”

“不,不是那么回事,刚才我还跟理惠说来着。理惠,你怎么样,陪这位先生去吧?”信子瞧着理惠,但理惠好象很为难似地耷拉着脑袋。

“这是西本君的同事,不会有什么事的。”

“哎哟,你的包票打得真有趣。”阿部笑了。

“这说的是实话,要是那些不三不四的客人,我才不会把理惠留下来呢。这是阿部先生。那么,理惠就拜托您啦!”

“没想到全仗着西本君的面子呀。”阿部有点自我解嘲地说。

信子要把理惠交托给阿部的缘由,不一会就明白了。这时驶来一辆出租汽车在三人身旁戛然停下,车门打开,见里面坐着位乘客,并没下车,只是起身子挪到门边向信子招招手。

“信子。”声音虽低,但听得出是位年轻小伙子的声音。

信子朝那儿点点头,又向阿部和桐子说声“失陪了”,提起衣裙钻进车里。坐在车里的青年把身体往里移了移,信子随手把车门“砰”地关上。阿部无意中透过车窗看了一眼车里的那位小伙子,借着车内微弱的光,看清是位二十七、八岁光景的青年。可对方发觉阿部的视线,把脸扭了过去。信子伸出手挥了挥。那辆车亮着着红色尾灯,拐个弯消失在昏暗的街头。

一瞬间,阿部呆呆地伫立着,桐子也站在一旁。街上已没有别的行人了。

“那个小伙子是信子的恋人吧?”阿部想找个话头,来解除一下桐子的戎备心理。

“嗯,我不太清楚。”桐子的回答很暧昧。

阿部迈开步,桐子犹犹豫豫地跟了上来,阿部这才算放下心。

“这个人在哪家公司做事?也是你们店里的客人?”阿部走着,还把信子的那个恋人当作话题。因为方才见那人穿了件讲究的西装大衣,这也是为松弛一下紧张气氛而故意东拉西扯地说着。

“不,不是客人,是我们店里老板娘的弟弟。”

“噢。”阿部做出副意外的神情,其实他对此毫无兴趣。这时,已经走到一家灯火明亮的咖啡馆门前。阿部用肩推开门,桐子正象他希望的那样跟了进来,阿部这时心里才落下块石头。

大冢律师查阅了柳田正夫杀死放债老妪一案的卷宗之后,发现了一些疑点。在现场勘查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

这间面积为八叠的房间,西墙放着一只衣柜。勘查时,见衣柜第二和第三只抽屉半拉开,露出被翻腾过的衣物,抽屉歪斜着,左端比右端歪出十公分左右。衣柜右下部有两扇门,左门被撬开锁,右门未见破坏痕迹。

引起律师怀疑的也就在此。抽屉的左端比右端歪出十公分左右,抽屉是歪斜着被拉开,这是怎么回事?一般说来,开抽屉在正常情况下,拉开抽屉时总是左右平均用力,当慌慌张张或是心急火燎的时候,才会出现抽屉右端比左端多拉出来的现象。这是因为无意中右手拉抽屉的力大的缘故。但是,在现场勘查报告中,分明记着抽屉左端拉得特别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作案的凶犯在慌乱中左手无意多用了力。这就充分说明作案开抽屉的犯人是个左撇子!

还有,衣柜右下端的小橱门,左边的门锁被撬开,右边的门却完好无损。衣柜下端的小橱门靠右边,假设凶犯站在拉开抽屉的那个位置上,或是没挪几步要打开衣柜右下端的小橱门时,惯用左手的人自然开左边那扇门,惯用右手的人就会开右边那扇门。这么推理不是合乎逻辑吗。这一点似乎也能证明凶犯是个左撇子。

这么一想,再瞧瞧验尸报告上写的:

前额左侧有拇指般大小的皮下出血点,未见骨折,左颊及皮下肌肉也有基本相同的出血点。

为此可断定伤害过程是:后脑偏右部位的挫伤骨折是当受害人向前扑倒时加以猛击造成,前额及左颊部位的挫伤是被害人仰面倒下时,从正面猛击所致。同时,还殴击第三肋骨周围部位。

用较长的棍子殴打对方,往往用力攻击对方相反的部位,就是说,用右手打对方的左侧,左撇子自然就打后脑的右侧。再看看尸体位置平面图,老太当时倒在离衣柜四十公分处,几乎跟衣柜平行。从面颊上的伤痕看,并非右颊受到攻击,是一条自左眉斜至右颊的伤痕。这伤痕不在后脑而在面颊上,所以可以断定左撇子在右侧,对受害者来说是在她左侧受到棒击的。衣柜跟尸体之间的距离很小,因此,如果用樫木棒行凶的话,不用说,挥起棒会碰到衣柜,凶犯尽可能会离衣柜远些,一般就会攻击对方的右颊。但是,验尸报告上说,左颊部位伤势严重。而且,用棒的一头垂直猛击头部,是因为当时凶手正站在被害者的脚边,这是由惯用左手的人干的。这么设想完全合理。

大冢律师正思索这些疑点时,蓦地变了脸色。从第九次审讯记录看,被告柳田正夫明明是个惯用右手的人。记得报告中有被告本人的供述:“我右手握棒随即朝阿菊婆的前额和脸上击去。”如此看来,真正杀害阿菊婆的凶犯只能是个左撇子。

大冢律师又翻起厚厚一叠的案卷,好似进了密林,不放过检察官和被告一字一句的细节仔细地研究者案情。当夜,被告进入被害者家中,沾上被害人血迹这个事实,是对柳田正夫极为不利的证据。血迹沾在柳田正夫所穿的裤子卷边上,渡边菊的血型是0型,跟裤子上血迹的血型完全相同。这个鉴定是对柳田正夫定案的物证。然而……大冢沉思着,在柳田的衣着上,沾上被害人血的只有裤子卷边这一处,在检察官的公诉书中曾提到:

即使用樫木棍行凶,不一定认为血都会溅到凶手的身上,尤其是樫木棍这一类钝器殴击面颊和头部,血液极少飞溅出来。因此,溅出的血迹不多这一点也不难理解。

大冢想,暂且按他这个论点凶器就算是樫棒吧,它虽不象利刃类凶器会切断血管及动脉,血是不会四下飞溅的,然而,也会有另一种看法。柳田正夫的裤子卷边处沾上血迹,但在裤子的上部、上衣上却没沾上一滴血迹,相反证明了杀害渡边菊的凶手不是柳田正夫。从渡边菊头部和面颊上流淌在榻榻米上的血并不多,但这不多的血却站到柳田正夫的裤脚上,可以认为当被害人的血流淌在地上之后,柳田正夫才进入室内在不知不觉中沾上了血迹。当时,凶犯对渡边菊的头部和面颊猛击之后,血液未必马上会流到榻榻米上,受了伤过些时间,血才会大量流出。因此,认为跟利刃凶器不同,一攻击对方,血会立即沾到裤脚上的想法太不合情理了。而且在柳田的裤脚上又沾上从火盆中飞出的灰末,这就是说:当渡边菊受到袭击,挣扎之时使火盆上搁着的铁水壶震歪,开水溢到灰上,扬起灰烬洒落在地上。这之后,柳田正夫走进来沾上灰和血。正象柳田正夫申辩时说的,他是在被害人死后进入现场的。

起诉书中说,渡边菊等待被告的拜访,这天晚上备好两只茶碗和一对坐垫,还在火盆边上放了陶壶、茶叶罐,水壶里煮了开水。可是,被告柳田正夫为欠债未还,曾受到渡边菊当面辱骂,柳田正夫屡屡求情,并没有将债还清。所以,就算柳田说今晚来送欠款,渡边也不见得相信柳田的话,不会把他当贵客来招待。因此,渡边菊等待的来客不是柳田。

现场的两只茶碗和一对坐垫,可以推断是主客两人所用。所以,来客是一个人。然而,象渡边菊这种老太太,在待客时,自己会坐那只特意备下的坐垫吗?一般说来,往往会用自己常坐的那块坐垫,甚至不用坐垫坐在榻榻米上,而让来客坐在垫子上。这么看来,来客不一定是一个人,更有可能是两个人。大冢钦三对此还存有疑问。

被告在陈述中这么说:

我到渡边菊家,见大门敞开,里面的拉门关着,屋内有灯光。我以为阿菊婆还没睡下,正在等我,觉得过意不去,就叫了两三声:“晚上好。”但没听见有动静。我想阿菊婆年纪大了,也许正在打盹儿吧,于是,把拉门扯开,见左边八叠那间屋门拉开着。到门口一瞧,只见渡边菊躺在衣柜边仰天睡着了。我想她果真是睡着了,喊了几声,不见她醒来。瞧见火盆上的铁壶歪斜着,开水都溢出来,榻榻米上满是洒落的灰。

渡边菊的脸上也淌满血。我才知道出了事,心想得赶快报警。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阿菊婆躺倒在地一动不动是被人杀死了。

警察一来搜查,我的那张借据就会公布于众,大冢都会知道我借高利贷这件事。这样,无论在学校、家长会还是社会上,我都没脸见人了。心里一下子起了个念头:快乘机拿走我的那张借据!

我就脱了鞋跨进房间……

但是,被告明明知道渡边菊己被害身亡,竟然会为偷借掘撬开衣柜,若无其事地逃回家中,这是极不正常的举动。然而,被告柳田正夫是位受到学生的信赖、在学校和家长会中得到好评的正派青年教师。他从渡边菊处借了高利贷无法偿还,渡边菊又常常守候在路边当面催讨,破口骂人,使柳田苦恼不堪。对柳田这么个老实正派而又谨小慎微的人来说,准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不是该从这种心理状态去分析他的行为吗?当他见到渡边菊的尸体时,恐怕在他的脑子里一味想警察一来,自己借高利贷的事就会公开的可怕后果。就是说,他窃走借据并不一定有赖债的意思,而是想隐瞒借高利贷这件事。柳田正夫不堪忍受渡边菊催讨欠款,纠缠不休,所以一心想取走借据。柳田的这个动机是不可否认的。因为让警察知道一个小学教员借高利贷到期不还,传到社会上,没有比这更为羞耻和可怕的了。如果这么来分析他的心理状态的话,那么,柳田发现尸体在惊愕之余,还会走近尸体从衣柜里取走自己那张借据,这个举动不能说是不合情理的反常行为吧。柳田正夫的供词开始否认杀人,后来又承认,到审决时又翻供。为什么他要承认杀人罪呢?看来是该怀疑这供词的可靠性。

大冢钦三知道承接此案的指定律师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疑点,要有怀疑也一定会在记录上流露出来。然而,他看了当时律师的辩护要点,对以上大量疑点竟一字未提。柳田正夫在警署拒不供认杀人罪,过后不久,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记录了他对杀人罪的供词。他供认道:

以往我否认自己杀害渡边菊,说她是被别人所杀。在警方的充分调查下,今天我陈述的是真正的事实:杀害渡边菊的是我,这是真的。

他对犯罪过程是这么说的:我进大门时见有根樫木的顶门棍竖在那儿,我心想把它当作凶器倒也称手,所以把它带进房里。渡边菊见我来了,说声欢迎,就跪起身到火盆边为我沏茶,我乘机用双手握棍朝阿菊头上狠命打去。然而,早就藏有杀机的人即使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难道会用被害者家顶门用的那根樫木棍吗?一般说来,蓄意杀人者会早点备下凶器。这案件按检察官的看法并不是偶发的,而是“有计划”的作案,那么,柳田正夫用被害者家里的东西作为凶器行凶是反常的,并且难以自圆其说。

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还记录这样的供词:

……阿菊立即仰翻在地。我见她拚命挣扎起身,想朝我猛扑过来,我右手握棍随即朝阿菊的前额和脸上揍去,阿菊发出异样的叫声仰面倒下,再也不能动弹了。

这是极为含糊的供词。如果是凶手的话,至少会供述得更正确,细节也会更加具体些。恐怕柳田正夫是没法把当时杀人的过程说得更正确吧。因为想起报纸、杂志上报道过渡边菊为面部受伤,就作了“殴击了面部”这样的供认。警方也发觉这里的疑问。

在第十次审讯报告中供认说:

关于我上回供述杀害渡边菊的事实,昨天,对殴击的部位,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今天才想起,用樫木棍第一下好象击在阿菊后脑勺上,阿菊仰天倒下后,又殴打前额部的左侧和左脸,随后好象朝阿菊的胸口揍去。

为何柳田正夫对犯罪过程不能说得更具体些?可以说,这是他在想当然,或是得到了某种暗示。大冢律师从这件事中能得到这样的结论。记得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见她拚命挣扎起身,想朝我猛扑过来,我右手握棍朝阿菊的前额和脸上揍去。”当时,并没有提到殴击阿菊胸口的动作。这是因为报纸上对受害的伤势报道中只提到头部和脸部,没说起胸前的伤。如果柳田正夫是从报道中得知伤情的话,当然肯定不会想到还有阿菊胸前的伤势。由于凶手的棍子击在身着衣服的胸前,伤势并不重,虽形成第三肋骨的骨折,但在外部不见有伤。大冢以往听法医谈过,年老者并不需要受很大的冲击力也往往会造成肋骨骨折的现象。为此,检察部门也是看了尸体检验报告之后,经过解剖才知道第三肋骨骨折。所以无论如何,在罪犯指供词中必须要提到这个伤势。于是在第十次审讯报告中,开始有“好象又”殴击了胸部这样的供述。

还有,检察官认定,现场衣柜抽屉被抽开,衣物翻乱的迹象是柳田正夫窃取借据之后,为了伪装成抢劫现场而干的。这是认为现场仅缺少一张借据为前提作出的结论。警方也认为柳田正夫除了借据之外,并没有抢去其他东西。然而,究竟渡边菊被窃走多少东西,是很难作出正确判断的。她孤身一人,儿子和儿媳都和她分开居住。根据渡边菊的儿子隆太郎的证词,他们夫妻俩跟阿菊合不来,两年前就搬了出去。

隆太郎的证词是这么说的:

没听母亲说过她有多少钱,这一点我全不清楚。直到出了事,警察问我缺少多少钱?我是一无所知,也许母亲的手头会有些现钱的。

既然不知道被窃的余额,那么是少了钱,还是分文不少,全是一笔糊涂账。连儿子都不清楚,所以也有可能失窃了一笔相当数量的现金。因此,可以推断,真正的凶手倒是半拉开抽屉,窃走了一笔现金逃之夭夭的人。这事反证了柳田正夫是无罪的。真正的犯人倒是在柳田正夫到达之前那一刻逃跑了。

大冢钦三查阅研究了厚厚一叠卷宗之后,发现这么些疑问和矛盾。而这一切都证明了柳田正夫是无罪的。被告为人诚实这一点,有不少证人作了证明。他向渡边菊借高利贷,是想悄悄地赔偿丢失的那笔三万八千多元的学生旅行费用。

对这笔钱,小学校长是这么说的:

如果向我报告的话,不管怎样,我总能凑足这笔不到四万元的钱。可柳田并没这么做,而是自己承当了赔款的责任,从而酿成这场悲剧。由此也可以了解柳田正夫的个性和为人了。

大冢钦三的心情越发阴沉了。倘若当时自己承接下这案子,看来能为柳田正夫辨清冤案。现在想来,有这个把握。大冢钦三又想起来过事务所的柳田正夫的妹妹,那目光锐利、炯炯有神的少女。大冢当时回绝过她:“九川当地也会有好律师的。我看你也用不着老远跑到东京来请啊。”

那个少女断言:“我觉得只有先生才能救我哥哥。”她说的倒也是。九州的指定律师虽不能说是无能的庸才,但是,如果自己来办的话?结果就……自傲而产生的深深忏悔啮嚼着他的心。

“因为我付不出规定的辩护费,您就不肯帮忙?”被告的妹妹追问说。

在年轻姑娘的有力诘问下,他只觉得她是位个性倔强的姑娘。大冢有点儿不快,当时不想绕什么弯子,直截了当地回答她:“多少也有点吧。”,大冢至今还为这句多余的话感到后悔。那位少女准会为了钱拒绝她而恼恨不已吧。

“先生,我哥哥也许会判死刑啊。”这是她在临走时留下的一句话。第一审果然判了死刑,这是柳田桐子射向大冢心坎的第一枝利箭。她的第二枝利箭就是写在明信片上的那句话:我哥哥蒙受着抢劫杀人的恶名死去了。

大冢钦三将厚厚的一大摞卷宗用绳扎好,打算明天吩咐奥村寄还给九州的律师。他合上记事册,手支撑着脸,皱起眉陷入沉思。

“你为什么这样愁眉不展?”河野径子端详着大冢的脸说,“见到我就做出这副表情,真讨厌。请快活点吧。”

“对不起。”大冢苦笑着连声道歉,“我不是不高兴见你,实在没法子。”

被炉上盖着条花色艳丽的被子,小桌子放着好几只酒壶,但大冢钦三却一点儿没醉。这是他常来的藏娇金屋。这儿的老板娘摸透他的脾气,他跟女招待也厮混得十分稔熟。自从跟河野径子相好上之后,他一直来这儿幽会。

大冢跟径子都换上薄棉睡衣。外头和室内都静悄悄的。只觉得室外的寒气直透进衣服里。不叫唤,女招待她们是不会进来的。不一会,耳边飘来邻室的喧闹声,还夹杂着三弦琴和女人唱小调声。不时扬起阵阵笑声。

“外头挺热闹啊。”径子取过酒壶说,“如果能为你助兴的话……”

“好啊,”大冢钦三拿起酒盅说,“为我、唱一曲吧。”

“哎哟,你别出我丑了。”径子笑起来很美,眼角上象有点红肿似的惹人可爱。

“我是你忠实的听众啊。”

“你真坏。”径子做了个飞眼,她知道自己的眼睛长得很漂亮,这是勾魂摄魄的一瞥。

径子低吟慢唱起来,那柔细绵绵的音调沁人心腑。听着,听着,大冢的耳朵和脑袋各司其职了,脑子里又想起那桩案件来。蓦地,他发现径子已唱完,急忙轻轻地鼓几下掌。

“我唱你却不听。”径子责怪说。

“我当然在听。太好了,使我出了神。一支好曲子,能一停就鼓掌吗?”

“去,,去。你别胡编一套哄我。”径子自斟自饮了一杯酒。

“你可别耍孩子气啊。”

“你一跟我在一起,就净想你自己的事。”没想到经营银座第一流法式西餐馆的女老板也会耍起孩子脾气。

“我不想别的了。”

“我才不信,你的脸上不是明摆着的吗?”径子仍不让步,“近来,你老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没有的事。今天见到你我不是很快活吗?”

“那我太感谢啦。不过,你说的不是真话。你是不是还在担心以前那桩案子?”径子凝视着大冢问。

“不,那案子跟我没关系。”大冢钦三不觉这么说了。

“哟,没有关系不是更好吗?你可真怪。”

其实,要是毫无关系的话,也不会这么担心了。但并非是承接之后半途撒手不管,而是一开始就用正常的理由回绝了。虽然眼下有些案件也是这么回绝的,但并不见得有如此沉重的精神压力。大冢终于察觉到其中的原委了。那是因为被告柳田正夫已死于狱中。要是还活着,事至今日大冢还能出面想点办法,不管是九州还是别的地方,都能进行一番调查,可是,如今当事人已经死亡,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这就使得他心中投下的阴霾久久难散。

“好久没去了,去玩玩高尔夫球吧?”大冢晃晃头说。

“好啊。”径子赞同道,“老坐在事务所里不活动活动,你的心情更加不会开朗啦。”

“你也一块儿去吧?”大冢抓住径子的手,把她拉到身边来。

“去呀。”径子偎依在他的胸前说。

“你店里没关系吧?”

“眼下是有点儿喽嗦事。不过为了陪你,无论什么时候都去。”

大冢钦三用手抚摸着径子的面颊。

大冢钦三来到了事务所。这天晌午前,有一位手持“论想社阿部启一”名片的青年,说是想为弄清案情特来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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