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和达雅到了莫斯科,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住了几天。这个机关的首长又帮助保尔住进了一所专科医院。

现在保尔才明白,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坚强是比较简单和容易做到的事,只有生活像铁环那样把你紧紧箍住的时候,坚强才是光荣的业绩。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这十八个月里他遭受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

在医院里,阿韦尔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诉保尔,恢复视力是不可能的。如果将来有一天炎症能够消失,可以试着给他做做瞳孔手术。建议他目前先进行外科治疗,消除炎症。

他们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表示,只要医生认为是必要的,他都同意。

当保尔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颈部,切除一侧甲状旁腺的时候,死神的黑翅膀曾经先后三次触到他身上。然而,保尔的生命力十分顽强。达雅在外面提心吊胆地守候,手术过后,她看见丈夫虽然像死人一样惨白,但是仍然很有生气,并且像平常一样,温柔而安详。

“你放心好了,小姑娘。要我进棺材不那么容易。我还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干一场,偏要跟那些医学权威的结论捣捣乱。他们对我的病情做的诊断都正确,但是硬说我已经百分之百地丧失了劳动力,那是完全错误的。咱们还是走着瞧吧。”

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设者的行列。

冬天过去了,春天推开了紧闭着的窗户。失血过多的保尔挺过了最后一次手术,他觉得医院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十几个月来,看的是周围人们的种种痛苦,听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哀号,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还要困难得多。

医生建议他再做一次手术,他冷冷地一口拒绝说:“算了,我做够了。我已经把一部分血献给了科学,剩下的留给我做别的用吧。”

当天,保尔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请中央委员会帮助他在莫斯科安下家来,因为他的妻子就在这里工作,而且他再流浪下去也没有好处。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党请求帮助。

莫斯科市苏维埃收到他的信以后,拨给他一个房间。于是他离开了医院,唯一的希望是永远不再回到这里来。

房子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一条僻静的胡同里,很简陋,但是在保尔看来,这已经是最高的享受了。夜间醒来的时候,他常常不能相信,他已经离开了医院,而且离得远远的了。

达雅已经转为正式党员。她顽强地工作着,尽管个人生活中有那么大的不幸,她并没有落在其他突击手的后面。群众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表示了很大的信任,选举她当了厂委会的委员。保尔为妻子成了布尔什维克而感到自豪,这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

有一次巴扎诺娃到莫斯科出差,前来探望保尔。他们谈了很久。保尔热情洋溢地告诉她,他选择了一条道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重新回到战士的行列。

巴扎诺娃注意到保尔两鬓已经出现了白发,她低声对他说:“我看得出,您是经受了不少痛苦。您仍然没有失去那永不熄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呢?您做了五年准备,现在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不过,您怎么写呢?”

保尔笑了笑,安慰她说:“明天他们给我送一块有格的板子来,是用硬纸板刻出来的。没有这东西我没法写。写写就会串行。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在硬纸板上刻出一条条空格,写的时候,铅笔就不会出格了。看不见所写的东西,写起来当然挺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怎么也写不好,现在我慢慢写,每个字母都仔细写,结果相当不错。”

保尔开始工作了。

他打算写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科托夫斯基的英勇的骑兵师,书名不用考虑就出来了:《暴风雨的儿女》。

从这天起,保尔把全部精力投入了这本书的创作。他缓慢地写了一行又一行,写了一页又一页。他忘记了一切,完全被人物的形象迷住了,他第一次尝到了创作的痛苦,那些鲜明难忘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却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写出的东西苍白无力,缺少火一般的激情。

已经写好的东西,他必须逐字逐句地记住,否则,线索一断,工作就会停顿。母亲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

写作过程中,保尔往往要凭记忆整页整页地,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诵,母亲有时觉得他好像疯了。儿子写作的时候,她不敢走近他,只有乘着替他把落在地上的手稿拣起来的机会,才胆怯地说:“你干点别的不好吗,保夫鲁沙?哪有你这样的,写起来就没完没了……”

对母亲的担心,他总是会心地笑一笑,并且告诉老人家,他还没有到完全“发疯”的程度。

小说已经写完了三章。保尔把它寄到敖德萨,给科托夫斯基师的老战友们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但是原稿在寄回来的途中被邮局丢失了。六个月的心血白费了。这对保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非常懊悔没有复制一份,而把唯一的一份手稿寄出去了。他把邮件丢失的事告诉了列杰尼奥夫。

“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别生气了,现在骂也没用了。重新开始吧。”

“哪能不气愤呢,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六个月心血的结晶一下子给偷去了。我每天都要紧张地劳动八个小时啊!这帮寄生虫,真该死!”

列杰尼奥夫极力安慰他。

一切不得不重新开始。列杰尼奥夫给他弄到一些纸,帮助他把写好的稿子用打字机打出来。一个半月之后,第一章又脱稿了。

跟保尔住一套房间的是一家姓阿列克谢耶夫的。他家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是本市一个区的团委书记。亚历山大有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叫加莉亚,已经在工厂的工人学校毕业了。这是个朝气蓬勃的姑娘。保尔让母亲跟她商量,看她是不是愿意帮助他,做他的“秘书”。加莉亚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满脸笑容,热情地走了过来。她听说保尔正在写一部小说,就说:“柯察金同志,我非常愿意帮助您。这跟给我爸爸写枯燥的住宅卫生条例完全不一样。”

从这天起,写作就以加倍的速度向前进行了。一个月的工夫写了那么多,连保尔也感到惊讶。加莉亚深切地同情保尔,积极主动地帮助他工作。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着,遇到特别喜爱的地方,她总要反复念上几遍,并且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所房子里,几乎只有她一个人相信保尔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其余的人都认为保尔是白费劲,只是因为什么也不能干了,又闲不住,才找点事来打发日子。

因公外出的列杰尼奥夫回到了莫斯科,他读了小说的头几章以后,说:“坚持干下去,朋友!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还有更大的喜悦在等待着你,保尔同志。我坚信,你归队的理想很快就能实现。不要失去信心,孩子。”

这位老同志看到保尔精力十分充沛,满意地走了。

加莉亚经常来,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一行一行的字句,在不断地增加,追述着难忘的往事。每当保尔凝神深思,沉浸在回忆中的时候,加莉亚就看到他的睫毛在颤动,他的眼神随着思路的转换不断地变化,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的双目已经失明:你瞧,那对清澈无瑕的瞳孔是多么有生气啊。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加莉亚把记下来的东西念给保尔听,她发现保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时而皱起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呢,柯察金同志?不是写得挺好嘛!”

“不,加莉亚,写得不好。”

他认为写得不成功的地方,就亲自动手重写。有时候他实在忍受不了格子板的狭窄框框的束缚,就扔下不写了。他恨透了这夺去他视力的生活,盛怒之下常常把铅笔折断,把嘴唇咬得出血。

忧伤,以及常人的各种热烈的或者温柔的普通感情,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由抒发,唯独保尔没有这个权利,它们被永不松懈的意志禁锢着。但是工作越接近尾声,这些感情越经常地冲击他,力图摆脱意志的控制。要是他屈服于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听任它发作,就会发生悲惨的结局。

达雅常常深夜才从工厂回到家里,跟保尔的母亲小声交谈几句,就上床去睡了。

最后一章写成了。加莉亚花了几天时间把小说给保尔通读了一遍。

明天就要把书稿寄到列宁格勒,请州委文化宣传部审阅。

如果他们同意给这部小说开“出生证”,就会把它送交出版社,那么一来……

想到这里,他的心不安地跳动起来。那么一来……新的生活就要开始,这是多年紧张而顽强的劳动换来的啊。

书的命运决定着保尔的命运。如果书稿被彻底否定,那他的日子就到头了。如果失败是局部的,通过进一步加工还可以挽救,他一定会发起新的进攻。

母亲把沉甸甸的包裹送到了邮局。紧张的等待开始了。保尔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苦而焦急地等待过来信。

他从早班信盼到晚班信。列宁格勒一直没有回音。

出版社的沉默逐渐成为一种威胁。失败的预感一天比一天强烈,保尔意识到,一旦小说遭到无条件的拒绝,那也就是他的灭亡。那时,他就没法再活下去了。活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此时此刻,郊区滨海公园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了冲破铁环,重返战斗行列,使你的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你尽了一切努力了吗?”

每次的回答都是:“是的,看来是尽了一切努力了。”

好多天过去了,正当期待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同儿子一样焦虑的母亲一面往屋里跑,一面激动地喊道:“列宁格勒来信了!!!”

这是州委打来的电报。电报上只有简单几个字:

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

他的心欢腾地跳动起来。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铁环已经被砸碎,他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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