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的主要部分,两汉以前偏在黄河流域。东汉一代,西北进展衰息,东南开发转盛。曹操依次荡平北方群雄,独留下长江流域的吴、蜀,这证明北中国之疲弊与南中国新兴势力之不可侮。

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

一、东晋帝系及年历

东晋凡十一帝,一百零四年。

二、东晋一代之北伐与内乱

在此一百零四年中,北方五胡云扰,始终未宁定,东晋常有恢复中原之机会。然东晋并无北取中原的统一意志。东晋曾四次北取洛阳。其先刘曜、石勒对抗时,祖逖一度恢复河南诸郡。石虎盛时,庾亮出兵挫败。

一、穆帝永和七年,石氏乱,晋得洛阳,殷浩北伐无功。十年,桓温表废殷浩。自伐秦,由襄阳趋长安,破姚襄于蓝田,进次灞上,食尽而还。冉闵降将周自宛袭踞洛阳。

二、穆帝永和十二年,姚襄自许昌攻周成于洛阳。桓温北伐姚襄,败之,复有洛阳。桓温请迁都不成。哀帝兴宁三年,慕容恪据之。苻坚灭燕,洛阳入秦。

三、孝武太元九年,苻氏乱,晋再有洛阳。安帝隆安三年,复为姚兴所陷。

四、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复取之。

大抵豪族清流,非主苟安,即谋抗命。寒士疏门,或王室近戚,始务功勤,有志远略。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统驭之实,韦华告姚兴语。遂使“北伐”与“内变”两种事态,更互迭起。

西晋立国,本靠门阀的势力。

时人语曰:“贾、裴、王,乱纪纲;裴、王、贾,济天下。”指贾充、王沈、裴秀言之;皆世族也。司马氏亦故家,故能与当时旧势力相沆瀣。曹爽、何晏、夏侯玄辈思有所革新者皆失败;而司马氏篡志遂成。

东晋南渡,最依仗的是王敦、王导兄弟,所以说:“王与马,共天下。”

王敦统兵在外,王导执政在内,尊号为“仲父”。元帝登尊号,百官陪位,诏王导升御座,固辞而止。成帝幼冲,见导每拜,又尝与导书手诏,则云“惶恐”。王敦反,元帝手书乞和,有“不能共安,当归琅邪,以避贤路”之语。宋武帝即位告天策:“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凭依,为日已久。”此东晋立国形势也。

北方的故家大族,一批批的南渡,借着晋室名义,各自占地名田,封山锢泽,做南方的新主翁。

元帝过江,谓顾荣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直至南齐丘灵鞠尚云:“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顾荣忽引诸伧辈度,死有余罪。”周玘(qǐ)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诛伧,子能复之乃吾子。”时南人目北人为“伧”。

当时诸族拥戴晋室,正如曹操迎汉献帝,挟天子以临诸侯,把南方的财富,来支撑北方的门第。

诸名士初到江南,形势未定,不免为新亭之对泣。及家计粗安,则“此间乐,不思蜀”,无复恢复之意。王导领袖群伦,时人称为“江左夷吾”,桓温父桓彝语。正谓其能安定新邦,并不许其能恢复故土。

晋室若要团聚国力,经营北伐,首先不免与门第的要求与希望相冲突。

诸门第只为保全家门而拥戴中央,并不肯为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

元帝正位后,亲用刘隗、习协,崇上抑下。王敦即举兵内向,王导有默成之嫌,陶侃、庾亮皆曾欲起兵废导而未果。蔡谟、孙绰、王羲之皆当代名流,蔡谟驳庾亮北略,绌亮以伸王导。绰、羲之亦皆以清议反恢复。

门第自有其凭借与地位,并不需建树功业,故世家子弟,相率务为清谈。

清谈精神之主要点,厥为纵情肆志,不受外物屈抑。

王坦之著沙门不得为高士论,谓:“髙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祖约好财,阮孚好屐,一时未辨其得失。有诣袓,正料视财物,屏当未尽,余两小簏,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诣阮,方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遂判。是时人不论是非,只问自己心下如何。若贪财而心无不安,即亦为高情胜致矣。两晋名士贪者极多,时论不见以为鄙也。能一切不在乎,自然更佳。祖后叛晋投石勒,为勒所杀。

对于事物世务,漠不关心,便成高致。

王徽之作桓冲骑兵参军,桓问:“卿何署?”答:“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匹死多少?”答:“未知生,焉知死?”桓谓:“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世说新语·简傲》南朝宋刘义庆)

有志远略者,非晋室近戚,如庾亮、庾冰、庾翼兄弟。即寒族疏士,如陶侃、桓温、皆南人寒士。桓父彝死难,家贫。温母病,须羊为解,无由得,温乃以弟冲为质。常招清谈派即苟安派。之反对。

诸庾为政,颇欲任法裁物,而才具微不足,皆不能自安其位。庾翼报兄冰书谓:“江东政以伛舞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事去实此之由。”其意态可想。

不仅利害冲突,即意趣亦相背驰。

桓温乘雪欲猎,刘惔问“老贼装束单急,欲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故桓温欲立功业,而朝廷实济是名流苟安派之盘踞地。引殷浩相抗。

庾翼已谓殷浩辈只可束高阁,而许桓温以宁济之业。朝士以气味柑投,故引殷浩。浩父殷洪乔,人托寄书,尽投江水;为政贪残。其叔父融与浩同好老、易,一门玄虚。温平生喜自拟刘琨,而憎言貌似王敦,其素所蓄积可知。

桓温主徙都洛阳,正为清流故发快论。

桓疏:“请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实河南。”如此则江南门第尽矣。孙绰上表反对。绰与王羲之辈皆卜居会稽,尽情山水。桓温令人致意,谓:“何不寻君遂初赋,而疆知人家国事?”时议以温弟云为豫州刺史,王彪之谓:“云非不才,然温居上流,弟复处西藩,兵权萃一门,非宜。”乃改用谢万。万傲诞未尝抚众,卒失许、颍、谯、沛,洛阳遂孤。

而出师败衂,谈士快心。

孙盛与殷浩谈,奋麈尾,尽落饭中;亦名士有声者。作晋阳秋,桓温谓其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说?”其子惧祸,私改之。盛乃以一本寄慕容俊。先是温伐燕,燕臣申允料之曰:“晋之廷臣,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史不著乖阻之实。惟观孙盛阳秋,则温败为晋臣所深喜而乐道也。枋头,今安阳南。温败盖有两因:一者粮运不继,二则水陆异便。此后魏孝文欲图江南,先迁洛阳。就当时情势言,非缓进无以见功。惟桓温以廷臣反对,则不得不主激进。盖未有国内自相水火而可以收功于外者。盛为长沙太守,赃私狼籍。太抵名士多自顾家室,能以谈辩擅名,即不须再经纶世业。

对外之功业,既不得逞,乃转而向内。

温既败于枋头,其谋主郗超劝之废立。曰:“外无武、宣之勋,内无伊、霍之举,何以易视听、镇异同?”

且晋室有天下,其历史本不光明,故使世族与功名之士皆不能忠心翊戴。

王导尝具叙晋宣王创业及文王末高贵乡公事于明帝前,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惟世族但求自保家门。

孙盛高庾亮:“王导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此可代表门第中人意态也。

英雄功名之士,意气郁激,则竟为篡弒。

桓温常卧语:“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此魏、晋以来人见解。可取而不取,真成大呆子。环卫自身亦带书生名士气,故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然其心尚存有君臣名教,故篡逆终不成。一传为桓玄,再进为刘裕,则晋祚不保矣。

直到桓玄、刘裕,一面篡位,一面还是痛抑权门。

南史宋武本纪谓:“自晋中兴,朝纲弛紊,权门兼并,百姓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釐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又按:“晋羲熙安帝。九年,刘裕上表请依桓温庚戌土断。可见桓温、桓玄、刘裕实是走的同一路线也。胡藩言:一谈一咏,搢绅之士,辐凑归之,不如刘毅。”盖裕粗人,不为名士所归。裕之北伐,在廷之臣,无有为裕腹心者。裕所以不能从容据长安以经营北方者亦在是。裕能篡位,而桓温不能,亦在是。

要之江南半壁,依然在离心的倾向上进行。诸名族虽饱尝中原流离之苦,还未到反悔觉悟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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