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之重心,何以有自北移南之倾向,此事论者不一。

或疑北方气候,古代较温暖,以后逐渐寒冷。此属据谓古代北方多竹及水稻,而后代之北方竹、稻均少,惟此亦可由于雨量及地土之水分等而异,不必为气候之转变。且古代即程江南之江南之枬、梓、竹箭,竹盛于南,自古已然。后代北方亦未尝不产竹。杜甫秦州杂诗,咏竹已三见。金章宗明昌三年,定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元河南、怀孟,陕西京兆、凤翔,皆有在官竹园,掌于司竹监,发卖皆给引至一万道。(至元四年。)民间住宅内外,竹不成亩,本主自用外,货卖依例抽分。明代通州、芦沟、真定等处,皆设抽分竹木局。此皆黄河流域依然产竹之证,直至近时犹然。至稻田,苟有水利即可得。今北方有水虚即可有稻田,是其证。如宋代洛阳以牡丹名,今牡丹转盛于北平,此是人事,不关气候。观月令、豳风及古今诗人歌咏,未见北方气候有显著或严重之变化。

或疑北方雨量古代较多,以后逐渐减退。此层亦以农田水利及土地性质逐步后退推想。然北方之水患,后盛于前,不应雨量转为前多于后。

或疑北方民族血统,后代混杂渐多,故见退步。此层亦出臆测。唐代为中国史上之极盛期,唐代北方人已多混血,何以转较东汉以下为盛?南方先有夷僚蛮俚,北方人避难来南,未见不有混合。

以上诸说,均无切证。

或疑黄河为中国水患,长江为中国之利。此层就历史言,亦似适得其反。

一、黄河与北方之水患

殷代的文化,孕育长成于黄河之下流。

汤居亳,距河尚远。其后渡河而北,乃昵就黄河,非畏避。故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殷之都城,始终近河。

自盘庚至纣二百余年的殷墟,南距朝歌,北據邯郸及沙邱。建筑在黄河下游淇、洹交灌的大三角洲上。

西周的文化,脱离不了河、渭流域的灌溉。

春秋中原一、二百个侯国的田邑城郭,都错落散布在大河两岸。

泾、渭、汾、凁、伊、洛、淇、洹、淄、汶、泗广大的水利网,缨络其间,做了他们养长文化的血液。

当时的沟洫制度,必然很可观。只看以后江、浙水利便知。

明嘉靖中,汪镕奏:“舂秋之世,如山东、陕西、河南等处,皆为列国。其时干戈俶扰,一国之赋,足供一国之用,未尝取给他邦。良以沟洫之制尚存,故旱涝有备,而国用日充。”

黄河水患,始见于周定王五年。是年为鲁宣公七年,春秋已一百二十年。此乃河北岸的卫国,乃殷之故墟,诗邶、鄘、卫风所咏,淇澳绿竹,淇上桑田,桧楫松舟,泉源考盘,是一个可爱的水乡。而文化在列国中亦最高,观风诗即知。为狄所灭。至河决已六十年。农田水利失修以后应有的景象。

以后魏文侯居邺,西门豹、史起大修水利,这一带依然是乐土。

第二次的河徙在汉武帝元光三年。上距周定王五年,又已四百七十年。这一次河患的来历,盖因战国以来长期战争,竞筑堤防。

汉贾让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频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有所游荡。水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今堤防去水陋者数百步,远者数里。”

又各以决水浸敌国。

赵世家:“赵肃侯十八年,决河水灌齐、魏之师。”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决河水灌长垣之外。”赵泄家:“赵惠文王十八年,决河水伐魏氏,大潦。”秦始皇本纪:“秦引河灌大粱城,城坏。”孟子云:“以邻为壑。”

又有壅塞水源以害邻。

国策:“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故始皇碣石石刻辞云:“决通川防。”

河道与水利,为兵事所牺牲。遂成西汉间严重的水患。直到东汉王景治河功成,此后又九百年未见河患。

这正因北方经济文物,尚在盛时,沟洫河渠,时有兴修,故水不为害而为利。观郦道元水经注,后世湮绝难寻者,不知凡几。

黄河为中国患,其事始于宋,历元、明、清三代千年不绝,却正是北方社会经济文化已在逐渐落后的时期,可见水患由于人事之不尽。

宋代河患,远因则在唐中叶以后河溯一带之藩镇割据。

宋敏求谓:“唐河朔地,天宝后久属藩臣,纵有河事,不闻朝廷,故一部唐书所载,仅滑帅薛平、萧仿二事。”阎若璩谓:“河灾羡溢首尾互千里外,非一方可治。当四分五裂之际,尔诈我虞,惟魏、滑同患,故田弘正从薛平请,协力共治。否则动多掣肘,纵有溢决,亦迁城邑以避之而已,此俩功所以罕纪也。”此皆谓暗中叶以后未必无河患,然亦可谓未必有大患。若遇大溃决,朝廷岂有不知?史书岂有不录?惟如春秋狄踞卫地,黄河下游两岸农田水利在藩镇统治下,失修必多,则可断言。

近因则在五代时之长期兵争。

梁、唐夹河相持,决水行军,事又屡闻。如梁贞明四年、龙德三年、唐同光二年,皆决河。

自此河决时闻。五代时河已屡决,至宋而遽发。而黄河下游一、二千里的河床,遂致屡屡迁移。

河道自春秋以迄近代凡六大变:

一、周定王五年,河决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今河北监山县西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笃”。

二、王莽始建国三年自周定王五年,至是凡六百一十二年。河徙魏郡,从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后汉永平十三年,自王莽始建国三年至是复五十九年。王景修之,遂为大河经流。水经称“河水”。

三、宋仁宗庆历八年,商胡决,自永平十三年至是,凡九百七十八年。河分两派。北派合永济渠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海。东流合马颊河至无棣县入海。二流迭为开闭。

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庆历百年至是,凡一百四十六年。河决阳武故堤,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自此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流犹未绝。

五、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派渐微。自明昌五年至是,凡就是五年。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北流至是永绝。

六、清咸丰三年,自至元二十六年至是,反五百六十四年。河决铜瓦廂,河南开封西北。再得改道北徙,由大清河即济水。入海。自大清河至利津口,为古漯水道,即汉之千乘也。

其间巨变剧患,多在宋后。盖自大伾以东,古兖、青、徐、扬四州之域,皆为其纵横糜斓之区,而北方元气为之大耗。

黄河水患的起落,恰与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盛衰,成一平行线,足征互为因果,非自始黄河即为中国之害。

宋后河患不绝,约有几因:

一、常为他种原因而牺牲了河流的正道。

宋初河道与唐、五代略同。欧阳修谓之京东故道。景德、景祐两决澶州横陇埽,今濮阳东。,遂为大河经流。欧阳修谓之横陇故道。以今地大略言之,乃自河北濮阳东经山东郓城县,北出东平、范县、东阿、阳谷之间也。至长清而下,与京东故道会。

决商胡后河道,以今地理言之,大体自河北濮阳、大名入山东冠县、馆陶、临清以至河北之清河,又入山东武城、德县以至河北之吴挢、东光、南皮、沧青、静海、天津诸地入海,谓之“北流”。

商胡决口后,有主开六塔河,六塔,地名,今河北清丰县西南境六塔集是也。引商胡决河复归横陇故道者。事在至和二年。嗣六塔河复决,嘉佑元年。京东故道遂废。乃有主开二股河,二股河乃商胡决河别派,自清丰、朝城、莘县、堂邑、清平、夏津、恩县、平原、陵县、德平、乐陵,至无棣境入海,为唐马颊河、古笃马故道。导水东行者。治平二年、熙宁二年皆开之。宋人谓之“东流”。元符二年河决复北,东流竟绝。北流通快,海口广深,有合于黄河之古道,而宋人必欲回河使东。六塔、二股相继失败。哲宗时,复有主回河者。大意谓:“河尾北向,恐入契丹,则其逾河而南。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中国全失险阻。”苏辙驳之,谓:“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又晦口深浚,势无移徙。”而绍圣诸臣力主东流,盖借河事以伸其绍述之说。王安石用昌言、程昉议主开二股河,在熙宁二年。元符时,河既决而北,而建中靖国初,尚有献东流之议者。发言盈庭,以河为戏。金明昌五年,宋绍熙五年。河绝阳武灌封邱而东,历长垣、东明、濮、郓、范诸县,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二派,北由北清河入海,济水故道,即今之黄河道。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金以宋为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自是河道去古益远。

元明两代,以黄济运,更不愿河道之北。元末河道北徙,而明人以畏运道涸,力塞之。弘治中二年、五年。两决金龙口,直冲张秋,议者为漕计,遂筑断黄陵冈支渠。明代二百余年间,被大害、与大役者,至五十年余见。役夫自五、六万乃至三十万。

自此以下,迄于清代,莫不以人力强河流。河水日失其性,遂溃决不已。清道光五年,东河总督张井言:“河底日高,堤身递增,城郭居民,尽在水底。惟仗岁积金钱,撎河于最高之处。”可谓说尽后代治河方策与成绩也。今按:明代大河北决者十四,南决者五。清顺、康以来,北决者十九,南决者十一。又河自三代以来“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余年,南行不过五百余年也。”

咸丰铜瓦廂之决,河道终于北去。郑晓吾学编余谓:“我朝黄河之役,比之汉、唐以后不同。逆河之性,挽之东南行,以济漕运,故河患时时有之。”又按:其它如宋高宗建炎二年,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明末流寇掘堤灌开封,河底垫高。至清顺治初,河遂决河南荆隆口。以兵争毁壤河流之亊,后世尚亦时见。

二、政治之腐败,河工之黑暗,政府常化最多的财力,而收最少的功程。最要者还是北方整个水利网之破坏。

徐贞明潞水客谭:“昔禹播九河入海,而沟洫尤其尽力。周定王后,沟洫渐废,而河患遂日甚。河自关中入中原,泾、渭、漆、沮、汾、凁、伊、洛、瀍、涧及丹、泌诸川,数千里之水,当夏、秋霖潦之时,无一沟一浍可以停注。于是旷野横流,尽入诸川。诸川又会入于俩流,则河流安得不盛?其势既盛,则性愈悍急而难治。今诚自沿河诸郡邑,访求古人故渠废堰,师其意,不泥其迹,疏为沟沧,引纳支流,使霖潦不致泛滥于诸川,则并河居民得资水成田,而河流亦杀,河患可弭。”

周用亦曰:“以数千里之黄河,挟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仅以河南兰阳以南之涡河,与徐州、沛县百数里之间,拘而委之于惟,其不至于横流潢决昔,实徼万一之幸。夫今之黄河,古之黄河也。其自陕西西宁至山西河津所谓积石、龙门,合泾、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涧诸名川之水,舆纳每岁五、六月之霖潦,古与今无少异。然黄河所以有徙决之变者,特以未入于海,霖潦无所容也。沟洫之用以备宁潦者,容水而已。故沟洫与海,其为容水一也。天下有沟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不治,则荒田何所不垦?一举而兴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

明副书亦云:“河能为灾,亦能为利。故不知河之利者,则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尽力沟洫。东南无不耕之土,分畦列畛,亩自为浍,顷共为渠,疏而成川,洼而成渊。漏者坊,塞者浚。四野沟洫,皆治水之处。三时耕敛,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业,皆治水之人。沿江圩田,重重连堤,即有冲决,讵至为损?故能束横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

“西北多荒土,种亦黍麦,水不为利,遂反为害。稍旸则倾泻无所停,淫雨则肆溢无所约。宁夏沿河套地,最号沃壤,神何独庇此一方?”又谓:“西北不可以稻,则三代之盛都于雍、冀,曷尝仰给东南?夫天人互胜,利害旋转,垦田受一分之利,即治河减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为虐,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烦官府之鸠,此执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识其水性,因以顺为功,其与不习之吏,骤而尝试,逆施而倒行者,又相万也。”今按:明代以来治河理论,皆主潘季驯“河不分流,高筑堤岸,束水刷沙”之说。然潘说特主河之下游,为救一时之溃决而言。若就北方全水量而为治本之计,莫逾于上述之三家矣。

即据关中水利言之,唐已不如汉,而唐后又更不如唐。

汉书:“郑渠成,溉为卤之地四万余顷,关中始为沃野。”其后又有辅渠、白渠、龙首渠之役。后汉都洛,诸渠渐废。杜佑云:“秦汉时郑渠溉田四万余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唐永徽中,所溉惟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顷。”盖因“沃衍之地,占为权豪观游林苑,水利分于池榭碾磑。”此张方平语。唐书屡有议毁碾磑,保水田之利之记载。宋人以郑渠久废,惟修白渠,溉泾阳、富平等六县田三千六百顷。熙宁中,更穿丰利渠,溉田二万五千余顷。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坏,复治旧渠口,溉田四万五千顷。其数乃不减于汉,然未几即废。黄河水患,一因于河讯时期水量之突然盛涨,一由于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然此二者,主要并不全在黄河之上源,而多为晋、陕、豫诸省之支流所促成。代表中国汉,唐全盛时长安、洛阳两都会之没落,其附近四围一般经济状况之衰颓,与夫农田水利之失修,又是促成上述两因之大原因也。

其它各地,大率皆然。

日知录谓:“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可谓详而有体。然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前者居什之七,至河朔用兵之后,则催科为急,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

观明人所说河南、山东困于水旱的情形,可见一斑。

周用理河事宜疏:“臣窃见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陇亩。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中土之民,困于河患,实不聊生。至于运河以东,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虽有汶、沂、洸、泗等河,然与民间田地,支节脉络,不相贯通。每年泰山、徂徕诸山水发之时,漫为巨浸,漂没庐舍,耕种失业,亦与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值旱暵,又无自来修缮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泽,遂至济、鲁之间,一望赤地。于时蝗蝻四起,草谷俱尽。东西南北,横亘千里。天灾流行,往往有之。”今按:河南、山东在汉、唐时,正犹如江浙之在元、明。所谓“岁漕关东粟数百万石”者,大部即在此两省。将明人记载一对比,可见中国南北社会经济文化转移之剧烈,而其原因则多半在人事,不必远推至气候雨量或人种血统等种种渺茫之臆测也。

而运河的开浚,其目的既专在通漕,对于北方原来水利,亦有损无益。

隋炀汴渠,沟通河、淮,说者已谓利害不相掩。

宋丁谓谈录谓:“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凡梁、宋之地,畎浍之利,凑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炀帝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截,散漫无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湿。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昔之漕运,冬、夏无阻,今则春开秋闭,岁中漕运,止得半载。矧(shěn)每岁霖澍(shù),决溢为患。自斯观之,其利安在?”按:东汉王景治河,正使河、汴分流。河东流入海,汴东南入泗。炀帝沟通江、淮、河、汴,虽有南北水运联贯之利,然如丁说,亦复不掩其害矣。

至元、明会通河,直贯南北,更逆自然之地形。

邱浚大学衍义补云:“运河由江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沂、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出泗水县。沂、出曲阜县。洸、出阳宁县。汶源有三:二出莱芜县,一出泰山南。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北分中之处。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泌,有自琅琊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

筑坝堰,建堤闸,岁糜巨帑,而凿者不胜淤,筑者不胜溃。堤密于田畔,地破于坏瓜。人力已尽,水患方烈。皆明人语。因运河而牵连损害及于旁近之水系。山东滨海,水势自宜东注,而元代为以济通,尽逆之向西。清季沈葆桢谓:“舍运道而言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兼旬不雨,民砍启涵洞,官必闭以养船。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大其甚者,为顾全运河水量,而强抑黄水南行,与淮合流。不惟河患频仍,即淮水亦成大害。

大河自北宋时合泗入滩,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淮本无病,此七百七十年中河病而淮亦病。又按:日知录云,“宋史宦者传“梁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金史食货志:“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自此以后,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按:北方诸湖泽,因黄水倒灌,淤填平满者甚多。河经河南中部,土益松,泥益多,泛滥横决,而数百里间水利尽为破坏,又不独一淮受其害也。上游因水利失修,各支流挟带多量泥沙之黄水,骤然灌注于黄河,激起黄河下游之溃决。又因下游溃决,淤泥停淀,使下游诸湖潭渐次填平,更无蓄水之用,如是而河决之患更烈。此皆互为因果,以造成中国史上愈后愈烈之河患。

豫、鲁、苏、皖四省,天产民力,消耗牺牲于黄、滩、运三水之泛滥防御方面者,不知凡几。

若当时一面能改行海运,元人海运,已十达六、七,若自淮口扬帆,不经月即至天律,更无可虞。此事明人主之者,如邱浚、罗洪先、郑晓等,殊不乏人。而屡议屡格,宁岁掷无量巨金于会通无底之牝,真可惜也。

一面纵河北去,明人防河之北,如防盗贼,强逆其性,必挽之于东南,故河患终不能弥。则河、淮皆可安澜。而豫、鲁、苏、皖四省,凡河、淮溃澜之区,皆复变为膏腴沃土。一面广兴京东、河北之水利,如虞集、徐贞明所计划。一面再能移民辽、沈,垦辟渐远,北京正在陆海之中心,何至必仰哺于江南,为此嗷嗷之态?明马文升已谓:“交纳之费,过于所需。”至清代约计运米一石入仓,费银至十八两、二十两乃至二十四两者。而仓米出售,则一石一两。(见郑观应停漕议。)如此漏卮,而不思为之计,真可叹也。

二、北方社会所受外族及恶政治之摧残

北方水利之逐步变坏,既如上述,而北方社会之叠受摧残,犹不止此。始见于唐中叶以后藩镇之长期割据,再见于五代之兵争。五代战争,北方烈于南方,而石晋所遭契丹南侵之祸为更甚。

此两期间的政治黑暗,盖达极点。

三、见于辽、宋之对峙,边界受蹂躏,不得生聚种养。

辽史兵卫制,“辽每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皇帝亲征,至幽州,分兵三路,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帝不亲征,则以重臣统率。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则不命都统,只遣骑兵六万,于界外三百里,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

四、见于宋、夏之对峙,东北与西北,受同样命运。关中、河北社会元气,在外寇压迫下,不断降低。

五、见于金人之统治,一般的政浪情况之退步。忽必烈问张德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在兵争中签兵制度之骚扰。签兵正如五胡北朝时发丁为兵。

而尤甚者,为金之屯田兵所加于北方农村之损害。一因种姓之别,二因耕稼游牧生活习惯之异。由屯兵之杂处,北方村落受害极大。

屯田兵始金熙宗时。

熙宗天眷三年十二月,虑中原士民怀贰,始置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内徙,与百姓杂处。

计口授田,自燕南至睢、陇之北,皆有之,皆筑垒村落间。其千夫长曰“猛安”,百夫长曰“谋克”。朝廷则不断括民户良田与之。

大定十七年,世宗谓省臣曰:“女真人戸自郷土三、四千里移来,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章宗承安五年,命枢密使宗浩等于山东等路括地给军,凡得地三十余万。按:章宗明昌元年,亦有括地给军之敕令。

农民失去田产,另受薄恶之田。

大定二十一年三月诏曰:“山东所括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人户。愎有籍官闲地,依元数邀民。”七月又诏宰臣曰:“山东刷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户。复有余地,当以还民。”

泰和四年,上闻六路括地时,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贞祐三年,参政高汝砺谓:“山东拨地时,腴地尽入富家,瘠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有损。”

而屯田兵得良田美产,却不肯自己好好耕种。

世宗大定五年,以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命大兴少尹完颜让巡察。大定二十一年正月,上谓宰臣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户,往往骄纵,不视稼穑。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六月,又曰:“间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或种而不芸,听其荒芜。”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治劝农官罪。明昌元年三月,勅:“当军人授田,只令自种。”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拨地十里内自种,余者许便宜租赁。

他们还只是喜欢出外畋猎。

明昌三年,敕:“猛安、谋克,许于冬月率所属户畋猎二次,每出不得过十日。”

渐渐亦有习染中国文学风气的。

刘祁归潜志:“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与士大夫游。”

要之不习农事,乃至于鬻田亩、伐桑枣。

奉和元年,用尚书省言,申明旧制:猛安、谋克户每四十亩树桑一亩,毁树木者有禁,鬻土地者有刑。其田多汙莱,人户阙乏,并坐所临长吏。

中国的良好农民,则失其祖产,或沦为佃农,因此与猛安、谋克间感情日坏。

李石传谓:“山东、河南军民交恶,争田不绝。”明昌二年,尚书省奏:“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

迨蒙古兵南来,汉人乘机报复,在河北之猛安、谋克户,多见诛夷。

元遗山完颜怀德碑:“民问仇拨地之怨,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又张万公碑:“宣宗贞佑间南渡,盗贼群起,向之乘势夺田者,人视之为血雠骨怨,一顾盼之顷,皆死锋镝之下,虽赤子亦不免。”又见金史张万公传。

其避而南迁者,不下百余万口。革去冗滥,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见陈规传。一时又议括地分授,事虽未成,然河南民皆倍征以给。

高汝砺言:“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纔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更乞于经费外倍征以给。”

民不胜苦,逃亡破残,遂至兵多于民,其状更不堪言。

侯挚疏:“东平以后,累经残毁,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邳户仅及八百,军以万计。萧何、刘晏复生,亦无所施其术。”

约计金代猛安、谋克户数,比澳人约占十之一。口数连奴婢在内。约占七之一。

据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七月统计,猛安二百零二,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而大定二十七年统计天下户,凡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凡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零八十六。是猛安、谋克户数约占全数十之一、口数约占七之一也。

长期间散布在中国北方,据甚大之田,纳极轻之租。

猛安、谋克纳税与平民不同,特称“牛头税”,或“牛具税”。其制,每耒牛一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是最低限度五口之家略可得百亩,而纳税则四百余亩仅纳一石。世宗问魏子平:“古者税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此盖指猛安、谋克户言之,实尚不到百一之税。

国家负担尽压在汉族农民身上。

汉户号为什一而税,然裒(póu)敛刻急,民不堪其苦。见范拱传。以亩取五升、秋税。三合夏税。计,亦一倍唐租有奇。据前引高汝砺言,则百亩租合六石五斗,视唐在两倍以上。至官田租大概亩征五斗。據续文献通考。则百亩须五十石,与西晋五胡相仿矣。

实对中国北方农事,有甚大之损害无疑。明诸葛昇垦田十议谓:“江北荒田,民荒者十之三,军荒者十之七。”明代北方土地虽然旷莽,然弃置不耕者独以凤阳为甚,以凤阳多属军屯也。两淮本两江、两浙并称,然明代见称偏瘠,军屯之害如此,可推金世猛安、谋克之贻祸。

金之王室贵族,亦常因牧事禁民耕种。

世宗大定十年四月,禁侵耕围场地。十一月,谓侍臣曰:“往岁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无牧地。尝下令使民五里外乃得耕垦。今闻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悯。其令依旧耕种。”

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见民桑多为牧畜啮毁,诏亲王公主及势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许所属县官,立加惩断。二十年五月,谕有司曰:“白石门至野狐岭,其间淀泺多为民耕植者,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

第六、则见之于军队之残杀。

宋宁宗嘉定六年,金贞祐元年,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东诸州郡,凡破九十余郡。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郓、邳、海、沃、顺、通州坚守未能破。嘉定八年,金贞祐三年,蒙古兵入燕,吏民死者甚众,室屋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灭。

河北既残,金宣宗遂迁汴。关中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见元史商挺传。其后蒙古兵攻汴,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又遇大疫,五十日内,诸门出柩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蒙古兵入汴城,欲屠之,耶律楚材谏而止,时避兵居汴者尚百四十万户。蒙古之之破厦,其民至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

据当时户口数字计之,殆于十不存一。

金泰和七年极盛时,户七百六十八万有奇,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有奇。而元之得金,户八十七万有奇,口四百七十五万有奇,是十不存一也。金章宗明昌元年,金、宋口数约五与三之比。金四千五百万有奇,宋二千七百万有奇。而蒙古得宋,较之得于金者,户数超过十倍,口数超过四倍。户九百三十七万有奇,口一千九百七十二万有奇。其后乃有南十北一之差。盖由北人多避逃来南,而蒙古亦稍染汉化,其对宋之残杀,不如对金之甚也。大抵北方状态,先坏于安史之以后,大毁于宋之南渡,及蒙古之灭金而摧残益甚也。

第七、见之于元代政制之黑暗。

元代亦有军屯、民屯之制。屯田遍及全国,以今河北、河商两省为多。于屯田外又有寺田,地多上善,犹过屯田。而僧徒又往往侵夺民田,包庇逃税。又多官田,至元七年,立司农司,颁农桑之制十四条。官田之制,亦祇以扰民而已。

英宗至治三年,张珪上疏曰:“天下官田岁入,所以赡卫士、给戌卒。自至元三十一年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官司交忿,农民窘窜。”则扰害之情,不下于金之猛安、谋克也。

第八、见之于阮末北方之残破。

元末群雄起义,大率多在南方,而残破则以北方为甚。韩林儿僭号十二年,横居中原,蔽遮江、淮。北方饱受并获蹂躏,而明祖转得从容缔造南方之新业。其时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直至明初,尚谓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靖难兵起,淮以北又鞠为茂草。食货志。

中国北方社会,自安史乱后,直至明兴,五、六百年内,大体上在水深火热下过日子。

明代三百年统一,北方稍得回苏。然亦承袭元制,盛行赐田,皇室乃至勋戚之庄园,为害于北方农业进展者犹甚大。

明“皇庄”始宪宗时,没入太监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始。及孝宗弘治二年,谓:“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狳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二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如是则北直一省,共计庄田已占四万五、六千顷,以一户百亩计之,当有四万五、六千户为庄户也。即據万里六年户口计数,北直一省,不过四十二万余户,则当时庄园户至少当占全数十分之一以上。其后又递有增置。武宗即位,逾日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百余处。嘉靖初,林俊疏:“窃查皇庄及皇亲功臣各庄田,所占各府、州、县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余处,每处土地,动计数千百顷。”

世宗时,勘各项庄田,共计二十万九百十九顷二十八亩。而尤甚者,神淙诏赐福王庄田多至四万顷。万历二十九年。其时谏者谓:“河南已有周、赵、伊、徽、郑、崇、潞八王庄田,若再增四万顷,则庄田将占河南耕地之半数。”其后福王得河南膏腴地一万一千余顷,再益以山东、湖广地,共两万顷。

此项庄田,租额既重。正德初,诏王府庄田亩征银三分,岁为常。德庄王见潾奏:“初年,兖州庄田岁亩二十升,独清河一县,成化中用少卿宋旻议,岁亩五升。若如新诏,臣将无以自给。”帝曰:“王何患贫?其勿许。”按:即以岁亩二十升计,百亩二十石,较之隋、唐固重七、八倍。较之西晋尚轻三倍。较之金、元,亦不到半教。所以明制尚为黑暗中之较光明者也。

骚扰尤滋。皇庄既立,有管理之太监,有奏讨之旗校,有跟随之名色,各处动至三、四十人。勋臣庄田本有司代收,至弘治二年,于外戚钱贵乞自收,始命愿自收者听,而禁管庄者横肆。然此项禁令之为具文,可想知也。嘉靖二年刘麟疏:“皇亲、功臣,各设管庄仆、佃人等领种。希势取宠者,拨置并吞。争竞不明者,朦胧投献。而土地之在小民者日侵月削。”其情可见矣。其对农业进展之妨碍,不言可知。京畿水利计划不能实施,亦为勋贵庄田所阻挠。

临亡,流寇肆虐,以及满清屡次入关钞掠,崇祯九年入关,俘人、畜十有八万,十一年入关,俘人口四十六万有奇,白金百万余两。十五年入关,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牲畜五十五万有奇。金、银、珠、缎称是。又如入关以后之“圈地”,此即金、元之老格套。其为害皆甚矩。

清顺治元年入北京,即发圈地令。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及前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内监殁于寇乱者,其田尽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是年即立庄百三十有二。大庄每所地四百二十亩至七百二十亩,半庄每所地二百四十亩至三百六十亩。以后逐年圈地,失产者虽有视产美恶补给之论,亦仅为具文。而旗人懒于耕种,仍将圈得地络续典卖与汉人,清廷再为减价收购,其为害于河北一带之农户,亦可想象得之。

大体上可以说,北方是中国史上前方一个冲激之区,因强寇大敌常在其外。而南方则是中国史上的后方,为退遁之所。因此北方受祸常烈于南方。安史乱后,中国国力日见南移,则北方受外祸亦益烈。而且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以次消灭,其聪明优秀及在社会上稍有地位的,既不断因避难南迁,留者平铺散漫,无组织,无领导,对于恶政治兵祸天灾种种,无力抵抗,于是情况日坏。事久之后,亦淡焉忘之,若谓此等情形,自古已然。叹唐的黄金时代,因此不复在他们的心神中活跃。一民族国家之复兴,一面常赖有新分子之参加,而同时必有需于旧分子之回苏与舆后旺。北方为中国三代、汉、唐文化、武功最彪炳辉煌的发源地。刘继庄在淸初,已力倡北方复兴之理论。将来中国新的隆盛时期之来临,北方后兴,必为其重要之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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