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11月初,胡雪岩经历着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苦心经营一辈子的金融帝国即将土崩瓦解。这是一个用2000万两银子打造出的超级神话,如果以粮食的购买力估算,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胡雪岩的金融帝国大致拥有着40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可是,此时的胡雪岩却面临着一场致命的“完美”风暴。

    11月初,他有一笔50万两的汇丰银行债务必须偿还,这笔债务让他倍感焦虑。在正常情况下,以胡雪岩的财富规模,决不至于被区区50万两银子难倒。不幸的是,他的对手们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此时的胡雪岩已难逃被围猎的命运。他隐隐有一种不祥之感:“市面太坏,洋人太厉害,我不晓得怎么才能翻身?”

    胡雪岩的正面敌人就是英国的怡和洋行,此时双方正在围绕生丝生意的霸主地位展开着激烈的较量。

    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洋行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生丝出口的定价权,在洋行的压迫下,生丝价格每况愈下,十年中已跌去一半,江浙一带的丝农们苦不堪言,当地的丝商们惨淡经营,高额利润尽被洋行鲸吞。

    胡雪岩开始介入生丝生意后,对洋行的高压有了切肤之痛。眼看着丝农被洋行敲骨吸髓而陷入破产境地,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夺取生丝贸易的定价权,迫使洋行在价格上让步。他开始仔细寻找洋行价格控制体系的破绽。洋行控制了生丝贸易融资、国际汇兑、外销渠道和航运保险,又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做后盾,似乎不可战胜。然而胡雪岩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难以控制生丝的生产源头。

    胡雪岩决心占据生丝源头这一战略制高点,一举击破洋行对生丝的定价霸权。

    机会终于在1882年到来了。初春,胡雪岩深入生丝产地进行仔细调查,同时在与当地生丝商人们的交流中发现,当年的生丝收成减少,将出现严重的供货不足。他立刻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开始悄悄行动,在江浙育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

    果然,市场上5月份生丝收成估计可达8万包,然而“在8月份,逐渐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万包”。

    早已完成生丝货源控制的胡雪岩立刻部署总攻。他动员起自己庞大的金融帝国中的每一个铜板,将上千万两白银全部投入这场中国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决战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积了近2万包生丝,占全部货源的1/3强。为彻底控制价格,他力邀丝业同行组成生丝价格同盟,坚持高价出售,试图一举拿下生丝的定价权。

    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们突然发现不出更高的价钱就难以买到生丝,他们试图各个击破,但胡雪岩篱笆扎得很紧,稍微有些规模的丝商都被知会要遵守大家约定好的报价。“上等生丝在伦敦每包售价仅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丝价,由于胡雪岩的收购和操纵,折合英镑竟达17先令4便士。”洋行的逻辑是,自己对生丝价格有组织的打压不算操纵,而中国有组织的反抗却算操纵。这样的逻辑直到今天仍在大行其道,美国狂印美元不算操纵汇率,而中国的反制应对却被判定是操纵汇率。

    怡和洋行无奈之下,只能请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面斡旋。对,大家没有看错,是英国人当着中国海关的一把手。倒不是清政府为了吸引外国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国人打败清政府后,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为确保中国准时付钱,直接任命了英国人看管着中国海关,所有海关关税收入都直接被英国人拿走冲抵赔款。

    赫德28岁就执掌了大清海关,属于典型的少年得志,但与胡雪岩比起来还稚嫩得多。他以邀请胡雪岩合伙办丝厂为诱饵,以“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为条件,企图说动胡雪岩做出价格让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门求购,开出的价格是,按照当时的市价,再加800万两白银,经谈判后,同意加到1000万两白银。只要胡雪岩点头,相当于今天20亿人民币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势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绝了,他要更高的价格。

    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洋行转而寻求收购欧洲本土生丝。到1883年年关时,丝价大跌,一半丝商推迟结算,几家大的丝行破产。胡雪岩试图邀集丝商将来年的新丝再次收尽,以迫使洋行屈服,结果无人响应。

    上海市场生丝成交清淡,买卖双方僵持了整整3个月。此时,双方较量的就是资金的实力了。

    怡和洋行可不是一般的洋行,它的后台大老板乃是17大国际银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势力最大的英国巴林银行。在19世纪,巴林家族号称是“欧洲第六大强权”,其发迹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早,在国际金融领域曾是无可争议的老大。有此强援,怡和洋行在与胡雪岩的对峙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而胡雪岩的处境却开始不妙了。要知道,维持价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货栈费用、巨大的融资成本、运输、保险、人工全都要钱。惊人的资金占用使得胡雪岩的现金流处于日益脆弱的危险之中。

    早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北洋派干将盛宣怀开始行动了。他正在密谋“废掉”胡雪岩。

    胡雪岩与盛宣怀并无太深的个人恩怨,只是各为其主罢了。胡雪岩的后台是当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胡雪岩作为其总后勤,运用自己阜康钱庄的信用和金融网络,于1867年首创以海关关税为抵押向洋行和外资银行举债,14年中,为左宗棠的军事行动融资1600万两白银,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殊勋立下了汗马功劳。1883年让他陷入绝境的50万两汇丰银行债务,正是他以自身信用为收复新疆的战争债务所做的担保,如果政府的钱不能准时到位,他将不得不自己掏钱垫付给汇丰银行。

    盛宣怀的后台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与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中国的西北方向,中亚的阿古柏利用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强的支持下,侵入新疆,成立了所谓的“浩罕国”。不久,俄国军队占领边防重镇伊犁,西北塞防形势危如累卵。同时,在中国的东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台湾地区的严重事端,中日之间战事一触即发。“太平天国”十四年战争之后,清朝府库一贫如洗,国家财政已无力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可是,李鸿章所代表的“海防派”主张强化海军为优先要务,为此不惜放弃新疆;而左宗棠坚持“塞防”绝不可废,应该毫不犹豫地对新疆叛乱进行武力征伐。双方矛盾的焦点就是“筹饷”问题,如果朝廷决定“海防”优先,则巨额的资金将流进北洋派的势力范围,而确立“塞防”国策,则左宗棠必然实力大涨。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尖锐较量。

    最终,左宗棠胜利收复新疆全境,其声望与地位一时压倒了李鸿章。此时,中法战争又阴云密布,左宗棠再次主战,李鸿章再度主和。李鸿章生怕大笔资金再度流入主战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经费来源不足,因此决定发动“倒左”攻势。打仗打的是钱粮,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废掉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

    盛宣怀要彻底搞垮胡雪岩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他的能量也仅限于截断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应付给胡雪岩的50万两协饷,这笔钱正是朝廷偿还汇丰银行的欠款。而胡雪岩由于用阜康钱庄的信用为朝廷向汇丰借款,如果朝廷迟付,他就必须垫支。不过胡雪岩毕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资本市场中心,无论是向汇丰银行提出贷款展期,还是向其他外国银行拆票,或者向上海钱庄票号同业拆借,亦或将价值近千万的生丝进行抵押贷款,更何况,他还有上万亩的土地、庄园等不动产,以及20多家典当铺、连锁票号和胡庆余堂药店等庞大经营性资产,筹措50万两银子并不是件太难的事。

    因此,盛宣怀不仅需要掐断胡雪岩的官府资金来源,更需要斩断胡雪岩在资本市场上的一切融资通道,而这绝不是盛宣怀能搞定的。他必须联合上海金融市场上真正的大腕,才能向胡雪岩的背后捅上这致命的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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