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美元是一把双刃剑,高油价在强化美元的国际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美国工业经济的停滞。美国实体经济在全球市场中地位,在欧洲和日本的激烈竞争之下正在节节败退。公司利润不断萎缩,生产率的增长陷于停滞,高通胀带来资本结构的恶化。美国的工业实力遭到了战后最严重的削弱。美元危机进一步导致华尔街主导世界财富分配的机制日渐弱化,到1975年,美国最富有的l%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财富份额,已经降到了1922年以来的最低点。

    1%的富人决定必须彻底改变游戏规则,让财富分配的天平重新向他们倾斜。以洛克菲勒家族为核心的美国统治精英们,决定从根本上颠覆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对富人们财富扩张的种种限制。

    20世纪70年代中,约翰·洛克菲勒出版了《第二次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lion)一书,其中,洛克菲勒明确提出了必须对政府进行激烈的改革,削减政府权力,“将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尽最大可能地转到私人部门手中”。在书中,洛克菲勒刻意选择了一些经济案例,凸现出政府对金融、商业的管制毫无必要,对社会福利的支持则是在浪费钱财,只有不受任何限制地追逐利润的公司,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金融体系,才是美国发展的动力源泉。80年代里根总统有一句名言:“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此话正是洛克菲勒该书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没有这个思想觉悟,里根恐怕也不会被金权集团所选中。

    “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思想,吹响了美国媒体轮番攻击政府的冲锋号,低效、无能、浪费、赤字、通胀的帽子铺天盖地,政府一下子成了经济衰退的元凶。1%的富人巧借美国百姓对通胀和失业的不满之火,准备烧掉政府对金融业与跨国公司的监管枷锁。说白了,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对公共福利的支持,妨碍了l%的富人攫取更多财富的自由,他们要的是一片弱肉强食的原

始森林,在这里,政府不能约束富人对穷人们的财富压榨,但有义务防止穷人们起来反抗。

    1976年,“第二次美国革命”进入了实施阶段。在洛克菲勒资助下的精英组织“三边委员会”,堪称是向美国政府输送高级干部的“中组部”。在“三边委员会”的支持下,毫不起眼的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当选为总统。没有背景的总统,往往更听话,特别是需要推出重大政策改变时,更需要这样的弱势总统。结果,卡特还没进白宫,大佬们已经将26名“三边委员会”的骨干安插到了政府的各个重要岗位上,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卡特连面都没见过。卡特的整个外交政策和主要的国内政策,基本上全盘来自“三边委员会”。正是在卡特的任内,政府开始解除对金融业的管制,大量金融创新开始涌现。里根当选总统后,更誓言将解除管制和私有化作为执政的重心。金融革命正是爆发在里根时代,结果是金权革了政府的命!

    在学术界,“第二次美国革命”的精神被丰富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主义,不折不扣地体现了1%的富人的主要诉求。

    货币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本身就是在洛克菲勒家族的资助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货币主义所形成的货币政策,对l%的富人的贡献良多。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被派去亲自调·教里根总统,同时,也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开小灶”,l%的富人需要在思想和行动上,统一协调美英两同的金融巨变。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开始大行其道,他认为“通货膨胀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货币现象”,反通胀的核心就是紧缩货币供应。美元是1%的富人统治世界和分配财富的核心工具,必须毫不犹豫地坚决捍卫。为此,美元大幅加息和升值是必要的。因为富人们的主要财富形式都是金融资产,强势美元是稳定的金融市场的前提条件。因此,强势美元符合美国1%的富人的核心利益。

    与货币主义遥相呼应的就是强烈呼吁减税和削减福利的供应学派。他们声称,只要大幅减税,美国经济就会“神奇”地爆发l叶J巨大的生产力,削减福利则会迫使工人失去懒惰的依赖,努力工作增加生产。其实,减税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1%的富人,而削减福利的受害者,则显然是99%的中产阶级和穷人。在整个供应学派鼎盛的80年代,人们最终也没有看到“神奇”的生产力爆发,放眼美国,到处是德国货和日本货,美国的工业经济却再也没有恢复70年代初的国际竞争力。

    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都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强烈要求私有化。有了这些理论基础,美国的统治精英们准备从几个方向人手,重新夺回财富的分配大权。

    美国的公司治理制度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革,必须强调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优先,在公司利润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工人的实际收入要削减,否则富人的收入就上不去;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十预,必须进行最大限度的削弱,以便腾出巨大的经济资源,供l%的富人重新进行财富分配;政府支持工会联盟的传统必须打破,工会组织保护着工人的福利和待遇,不削弱工会的力量,就难以压低工人的收入,财富再分配就无法进行;金融机构的势力必须得到进一步强化,与其投入大量资金重振工业体系,强化与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实力,不如用金融繁荣取代工业复兴,进入所谓“后工业时代”;重新梳理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确保前者获得明显优势;废除法律对公司合并与收购的种种限制,让金融部门从中获得暴利;强化中央银行的权力,确保物价稳定,以便繁荣金融市场;重建与外围国家的贸易关系,加速经济资源向中心国家的转移。

    1%的富人已经打好了算盘:紧缩货币反通胀,经济必然陷入衰退,失业人口将大幅增加,这正是迫使工人接受更低收入的良机;紧缩货币还会导致美元升值,这会加速工业企业向其他低成本州的转移,从而有效地削弱传统工业中势力强大的工会组织,减少工人罢丁的损失,降低大公司的经营成本;紧缩货币,还将迫使利率飙升,拥有大量资本的富人们,将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紧缩货币的同时,还要大规模减税,经济衰退和税收减少同时并发,政府财政必然出现巨大的赤字,只得依赖发行国债来弥补亏空,于是国债承销将为金融部门带来惊人的超额利润;紧缩货币,将使美元重新稳定,欧洲美元网流,金融市场繁荣,企业并购活跃,金融部门收益暴涨。经过这样一番布局,社会财富的分配将明显有利于1%的富人。

    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从紧缩货币,强化美元的地位人手。此时,美联储主席的位置就显得格外重要。保罗·沃尔克正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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