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西方称为30年“中国奇迹”的原点,其实是一个严重老化而脆弱不堪的工业化基础。

    工业化技术扩散的红利,曾在20世纪50年代使中国快速接近了当时的世界水平,但随后的20年却基本在吃老本和政治动荡中停滞不前。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严重失调的痼疾,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巨大落差,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被美国“经济流放”、与苏联交恶之后的中国工业化,丧失了获得廉价快速的技术扩散的渠道。仅靠中国短短30年的自身技术积累,在封闭的环境中,无论中国人有多么聪明和勤奋,也不可能赶上西方200年的工业化沉淀。这种沉淀,不仅仅体现在工业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储备、生产组织、基础设施、设备制造、原材料和能源供给的整个工业体系,以及与工业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法律规范、科研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健保的社会服务体系,特别重要的还有农业基础。缺乏综合体系的保证,单枪匹马搞工业化,就如同大炼钢铁,不顾协调其他行业一样,不仅后劲不足,而且后患无穷。新兴国家工业化的挫折,往往是只看到了工业本身,而没有看到工业化背后所需要的完备的社会服务体系,在经济“撞上高墙”之后,只得回头再补课。

    改革开放之初,制约工业化最大的瓶颈就是农业。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不仅需要提供自身和城市人口所需的粮食,而且在石油化工突破之前,还必须提供轻工业的主要原材料。这两座大山压在农业的身上,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如果积累比例达到25%以上,农业经济将被窒息,工业化也会瘫痪。而从1970年以后的整整IO年里,积累率年年超过30%,到1978年再次上马“洋跃进”时,积累率竟然达到了36。5%,接近三年大跃进的水平(39%)!

    所谓积累,就是前面讲过的猎人的故事里,为了制造弓箭所投入的“兔子”资源,如果这一比例太高,储蓄不足将迫使猎人只能饿着肚子干活。而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1957年以来,基本上一直处在严重透支的状态下。而且过度投资,也造成了农村因缺乏足够的储蓄来交换工业消费品,严重压抑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市场繁荣。再加上扭曲的价格制度,使得农民的劳动成果无法获得合理的消费品补偿,大大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搞活农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乃是生死攸关的考验!

    1979年,为了扭转长期对农业的欠债,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了18种农产

品的收购价格,粮食提高了30。5%,棉花提高了25%,油脂油料提高了38。7%,同年又对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等8种副食品进行提价。此后6年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几乎年年上涨,农民收入获得了历史性的提高。同时,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也正式启动,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农产品的销售自主权。“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政策,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农民的生产热情获得了充分释放,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农民纯收入得到快速提升。迅猛提高的农村消费能力,强烈地刺激着轻工业的繁荣,市场供应日益充足,短缺经济的魔咒被打破了。

    1978年开始的“洋跃进”的疯狂势头,在1981年终于受到遏制。重工业的投资被压缩了,经济资源开始向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倾斜,积累比例掉到了30%以下。到1984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逐渐协调过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佳状态。农民代表着中国80%的人口,改革的第一炮,就是让农民直接获得利益,在农业增长的刺激下,轻工业开始获得发展动力,农村与城市同步繁荣,让老百姓真正获得实实在在好处的改革,赢得了民心的真诚拥戴。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重工业“投资饥渴症”的痼疾再现,全民所有制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84年又开始猛增到21。8%,1985年则达到39。3%,集体所有制的投资膨胀更为猛烈。在产销两旺的兴奋中,工业企业的工资奖金开始滥发,银行信贷逐渐失控,1984年第四季度信贷规模同比增加了164%,奖金增长了1倍!由于政策上对农业过去长期亏欠的补偿,使得农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积累与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财政赤字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大量的赤字导致了严重的货币超发,1983 -1988年,货币发行量增长了2。5-3倍!这直接导致了1988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反通胀,还是放开物价?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在货币严重超发的情况下,放开物价,这就好比对已经被两位数的物价上涨吓成惊弓之鸟的老百姓,吹响了挤提银行存款、疯狂抢购商品的“集结号”!

    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是真实生产力的死敌。

    货币是什么?货币是社会财富的契约!当人们付出诚实的劳动时,拿到的是货币这一社会公认人的财富契约,人们相信未来当他们需要时,可以拿着这张契约去兑换相同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他们相信市场上那些从未谋而的“交易对手”不会违约,货币这一财富的契约,将千千万万的市场参与者,紧紧维系在“互不相识,但彼此信任”的框架之内。稳定的货币,使全社会交易成本下降,促进社会分工。激发财富创造。破坏货币的价值,就是在破坏财富契约的诚信,无异于瓦解整个社会相互信任的基础!货币贬值最终将增加市场的交易成本,打击财富的创造。

    通货膨胀,使货币蜕变为欺诈的工具,财富的契约,变成了赖账的凭证。在市场中玩欺诈的手段,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欺诈,诚信之风将荡然无存,投机取巧会大行其道,长远的规划被短期行为取代,谨慎储蓄被无节制的透支所替换。社会普遍的浮躁之风,正是通货膨胀所催生的必然结果。

    任何公平与诚实的社会,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都应该是零!无论什么人,无论用什么样的借口来主张通货膨胀,他们都是诚实货币的破坏者,都是货币道德底线的践踏者。

    在这一点上,德国中央银行反通胀的“顽固与执拗”,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也堪称各国的楷模。

    很多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通胀,这是因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在提高,但这决不是合乎逻辑的解释。从前不要钱的东西进入市场,它在产生货币需求的同时,也增加了商品供应,这种匹配的货币化进程,不应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价格。货币超发的现象,主要源于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和金融资产膨胀的货币化。

    1988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主要根源是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的根源在于低效率、高浪费和重复建设的老毛病。中国似乎陷入了一种怪圈,每当追求高速发展时,经济的协调性必会出毛病,最后是欲速则不达。而降低增长欲·望时,经济发展反而会更健康更快速。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工业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超出了计划经济制定者的认知极限。经济过热和紧急冷却的不断“折腾”,反复说明了旧体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

    电影《侏罗纪公园》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生命会自寻出路”  (Life Finds a Way!)。就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陷入沼泽,不得不艰难跋涉之时,在中国经济雷达的屏幕上,一个从来不曾引人注目的新亮点,开始悄然闪烁着日渐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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