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全盛时期,就是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军事扩张的红利余温尚在,和平带来了经济的自然复苏。不过,罗马帝国的财政收入却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膨胀的支出。到尼禄统治期间(54—68年),第纳尔的含银量降低到90%;到图拉真时代(98—117年),含银量降到了85%;而马可奥勒留(161—180年)继续贬值含银量到75%;到2世纪末,第纳尔仅剩50%的含银量。

很明显,帝国的货币循环出了大问题。货币问题的根子在经济,而经济的根子在农业。

帝国初期生机勃勃的动力是扩张,扩张停止之后靠复苏,复苏完成后就必须依靠提高生产率,但意大利的农业非但无法提高生产率,而且已经濒临破产。在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时代,如果农业遭到削弱,则一切基于其上的城市文明和商业繁荣都成了无水之源。

导致农业基础被瓦解的主要原因是粮价过于低廉,用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谷贱伤农。罗马帝国刻意压制粮食价格的主要原因在于供养庞大的城市人口,特别是人数众多的破产后流入城市的农民。

在奥古斯都皇帝及其继任者们的大力推动之下,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数量惊人的城市集群:意大利有1197个城市,高卢地区约1200个,西班牙有700个,阿非利加四省650个,东方地区包括希腊大约900个。罗马帝国的城市化率之高,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在首都与各大城市之间,就是闻名世界的“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路网,起点是罗马广场,横越意大利,遍及各行省,以帝国的边疆为终点。从安东尼边墙到罗马,再抵达耶路撒冷,这个伟大的交通系统从帝国的西北角到东南边陲,全长达4080罗马里。山岭可以凿通,激流架设桥梁,道路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四周景观,路面用砂石、水泥和大石块层层铺叠,到罗马附近的路段全是花岗岩,罗马的道路是如此坚固,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部分路段至今还在发挥运输功能。[14]

如此规模的都市化运动,发生在2000多年前,实在是一个奇迹,也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经济重负。过度超前的都市化运动,使帝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特别是农业经济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奥古斯都皇帝为什么如此看重都市化运动,甚至不惜重创国本来戮力推行呢?

当奥古斯都君临天下之时,他所面对的最大困境与秦始皇非常类似,那就是尽管帝国的军事实力足以征服大片的土地,但政府的组织能力却无法有效地驾驭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复杂、经济各异、交通不便的庞大帝国。

罗马帝国和秦帝国在统一初期,其生产力、技术基础、经济水平、思想体系、政治架构,均不足以满足帝国直接统治领土上所有角落的高难度要求。秦始皇仓促和强行地推行郡县制,试图立刻在全国实现中央集权的垂直统治,实际上已远远超越了秦国自身的能力,走得越急,摔得越狠。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经过了近百年的反复尝试,才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模样,而中国封建帝国对农村的垂直管理,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实现过,皇帝的中央集权必须依靠广大的乡绅阶层,才能将统治的能量辐射到庞大的农民阶层。

奥古斯都同样不可能实现帝国对民众的垂直管理,他选择的道路就是搞都市化,以帝国控制众多的城市联邦,以城市联邦控制所辖居民,将尽可能多的人口塞进城市的办法,来实现间接统治的目的。

因此,罗马帝国的城市化,绝非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为统治一个庞大帝国无奈的政治选择。都市化的既定国策,同时也完美地符合了权贵阶层对土地兼并的贪婪需求。罗马的农业经济正是帝国国策和权贵贪婪的双重牺牲品。

埃及、西西里、阿非利加、西班牙等行省,由于天然良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使其粮食价格远低于意大利的谷物生产成本,罗马政府本应提高关税保护意大利农业以固国本,但却错误地放弃了本土的粮食生产。在权贵集团看来,土地是财富最终极和最可靠的体现,低廉的粮价使得意大利的农田价值大跌,中小农户难以为继,必然大量破产,这为权贵集团提供了大规模兼并土地的良机。

当农户失去土地之后,大量涌向城市,成为无业流民,而城市的手工业还相当原始和粗陋,分工远未达到精细化的程度,根本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百万人口的罗马,并不代表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只能说明农业破产的现状。20万成年男性公民有资格领取政府免费的救济粮,意味着60万人口的家庭处于饥饿的边缘。城市中的无业流民越多,政府越需要压低粮价来“维稳”,进而加剧了意大利的农业破产,刺激了土地更大规模的兼并,导致更多破产农民涌向城市。

罗马经济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

在共和时代,发生在意大利的农业危机,到帝国时期,却在所有行省一起出现。原来盛产谷物的高卢(法国)在都市化运动中,开始转向大面积种植葡萄。现代享誉世界的法国葡萄酒,就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奠定的基础。西班牙则盛行种植橄榄树,随后阿非利加也成为橄榄王国,传统的谷物生产逐渐萎缩。与此同时,土地兼并之风在这些地区犹如烈火燎原,势不可挡。到尼禄时期(54—68年),6个大地主就占有了阿非利加领土的一半![15]在帝国全境,随着都市化运动的推进,土地快速地集中于权贵集团之手。

这些超大型地产主的经营思路完全不同于中小地主,他们住在罗马或行省的各大城市,很少来到自己的土地查看农业生产,他们既不关心也不在乎土地的产出,对农业的关注程度甚至不如共和时代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田主。帝国停止扩张以来,从外国掠夺的奴隶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奴隶价格水涨船高,大规模使用奴隶进行农业劳动的时代已经过去。

对于大地产主而言,最省心的赚钱方式就是把土地租给佃户,坐收田租。至于修建水利、改良土质、优选良种这些杂事最好没有,投资于土地就像投资于房产,保值是主要目的,省心为最大原则,花钱去精耕细作并非他们的特长,更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普通佃户们,既不会为别人的土地投入改良的资金,也缺乏投资的能力。帝国农业产出的下降已成为必然。

粮食供应逐渐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希腊和小亚细亚的粮食由南俄罗斯供应,而那里的产量日见低落;意大利的谷物原本依赖埃及、西西里、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结果葡萄园和橄榄园占用了谷田,而谷田的生产率和产出量又在下降,意大利面临日益严峻的粮食危机。

尽管罗马城享有特供权而不致发生粮食短缺,但其他城市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几乎所有的帝国城市都面临缺粮的困境,就是那些最肥沃地区的城市也不例外。每当饥荒来临,社会上通常会爆发严重的骚乱,人民痛斥政府和议会考虑不周,政府则指责大地主和大商人囤积居奇。于是,“筹粮官”成了罗马帝国官场道路上最为凶险的职位,他们不仅要保证搞到粮食,而且还必须负责粮价低廉。

当西班牙开始大规模种植橄榄树之后,很快就成为质量最好的橄榄油输出地,畅销高卢、不列颠和其他地区,意大利的橄榄油被抢去了高端市场,甚至连本地市场也被蚕食。阿非利加的橄榄油在质量上不如西班牙产品,但在价格上却很有优势,因而被广泛地用于灯油和化妆品,行销整个帝国,意大利的橄榄油因此又丧失了低端市场,就连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橄榄油也来瓜分意大利的市场。

高卢、希腊、小亚细亚都在大力种植葡萄,葡萄酒市场的竞争空前惨烈,供应出现严重过剩,以至于皇帝图密善(81—96年)下令限制葡萄酒和橄榄油的生产,无论意大利还是外省,都不得再开辟任何新的葡萄园,而且,现有的葡萄园有半数必须摧毁。

罗马帝国刻意压低粮价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资源错配,农业危机体现在土地兼并导致的谷物生产萎缩,经济作物严重过剩,基于农业的手工业消费品滞销,商业活力下降,国家税收陷入困境。

在共和时代,意大利最重要的拳头产品除了葡萄酒和橄榄油,还有许多工业制成品在市场中占据明显优势。随着帝国时代的来临,高卢(法国)的工业和商业迅猛发展,已经凌驾于意大利之上,它的南、西、北三面临海均有良港,内陆河道纵横八达,交通极为便利。高卢的天然资源也异常丰富,在接受了意大利的工业技术扩散之后,迅速成为制造业的中心和商业中心,其产品覆盖了高卢、阿非利加、不列颠、西班牙、日耳曼尼亚的广阔市场,意大利的工业品被挤出了西欧市场。

与此同时,帝国的东方也同样摆脱罗马的产品和商人。在高端产品中,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行省的染色亚麻布、高级羊毛织物、上等皮革制品、精致餐具、高档化妆品、香水、调味品和颜料打遍帝国无敌手,而意大利的产品则很难打入东方的市场。意大利的商人们不仅不再出现于东方,同时也消失于西方。

至此,意大利在农业、制造业、商业领域的优势业已丧失殆尽,金融业的垄断地位也岌岌可危。随着意大利经济的空心化,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在丧失土地之后,失业农民大举进城。帝国的城市中到处都是失去产业的流民,他们仇恨政府,更痛恨夺走他们产业的富人集团,他们对生活不满,对未来绝望,只有凶狠的报复之火在心中熊熊燃烧。

在共和时代,参加罗马军队的都是纯良有产的庄稼汉;在帝国时期,入伍的尽是仇恨权贵的无产流民。

军队的变质,引发了更为凶险的政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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