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面之上:东野圭吾的小说艺术

对于日本推理小说作家而言,新本格浪潮兴起之后的创作环境,无疑是再幸福不过的。以往独尊本格或社会派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日本,似有融合及共荣共存的现象,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作家,同时尝试本格或社会不同主轴的推理形式,也出现了像京极夏彦这般不易归类的作家。

然而这正是文学自我生产的法则,越来越多的文评家认为,文学就如同生命一般,具有自我演化的机制,当它发展到一个瓶颈时,自然会寻找转化的新路径。正如同生物的本能一般,单一物种繁衍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灭亡与绝迹。唯有不同物种之间的融合,才能突破外在环境的障碍,以及内在发展的局限。而这也是后现代氛围之下,文学跨界的自然发展。欧美会从古典推理发展到冷硬派,日本从本格推理到社会派,都是顺应此一机制而生。每找到一种出路,文学就找到新的可能,也就多一分生机。然而除此之外,我认为这跟作者不同的创作意图,有着很大的关系。

面对推理小说,我们无法不注视作者的“意图”,因为不同的意图,会造成小说叙述主轴的偏移。本格推理重在诡计与谜团的安排与破解,作者正是布置一场热闹的斗智嘉年华。冷硬派要作家给犯罪一个理由,哪一个地方能比社会拥有更多的人心纠葛呢?叙述性诡计的精华就在于运用语言的暧昧性,以及叙述结构上的盲点及死角,来让读者“误读”或在关键处键入“习惯认定”,以制造出人意表的结果。“意图”不同,所形成的小说叙述风格,当然也就各有千秋。

关于这点,我们在东野圭吾身上可以看到最好的证明。一般多将东野归类在写实本格,然而我认为他其实拥有更大的野心,他总是尝试采取更新颖的叙事观点,给予读者新的刺激及观看方式。在《恶意》中,他利用手记的暧昧性及盲点,形成挖掘真相的对话关系;《十字豪宅的小丑》尝试从物的眼光出发,以木偶的角度絮语着事件的一切;在《绑架游戏》中,他挑战了以筹划绑架犯罪的角度,去观看整个案件发展的过程,更呼应了日本推理小说中新的动机模式:只是一场游戏;《秘密》则是挑战悬疑小说的可能,妻子灵魂附身于女儿并扮演女儿,这是在真实的边缘上推敲着;《名侦探的守则》中,他解构了推理小说的主要元素,自己化身侦探破案般,将密室杀人、暴风雨山庄、死前留言等一一颠覆,当魔术师将自己的底线都揭露后,他势必要创造出更新更多的把戏,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东野圭吾。

所以如果你问我东野圭吾到底是怎样的作家,对我而言,他是一个试图在最重视公式的类型文学中,不断尝试在公式底线跳跃出不同舞步的推理小说家。

在东野圭吾的小说中,你可以看到他不断寻找新的说故事方式,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纯粹的解谜不是他唯一关心的重点:这具尸体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这个人被怎样的手法杀害、弃尸)?凶手如何隐藏自己?戏剧性的侦探与凶手对决场面,这些都不是东野圭吾最精彩之处。在推理小说中,属于东野圭吾独特的光芒,应该是在于“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死亡(事件)发生?”“遭遇这个死亡(事件)的人,该如何面对它?”这两个概念,在《湖畔》中,更是贯串了整部作品。

东野圭吾从来都不满足于,只是经营一个漂亮但再也单薄不过的动机,在他的文字世界里,动机只是杀人的一个触媒。他真正要经营的是,做出“痛下杀手”这个动作,凶手背后整个的个人历史背景、环境因素,还有包括这些因素加乘之后,所形成的更复杂的心理层面。他将这些部分紧紧串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内容,最后用一个意外性来作为结束。但这些意外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在他前面交代的庞大背景中,你可以一一把它们召唤出来,产生更浓郁的余味。而这,正是东野圭吾的魅力所在。

湖面之下:隐藏的意图

《湖畔》基本上是一部讨论家庭的小说,当然在其中东野圭吾批判力道之深,前所少见。在表面平静的四个小家庭间,由于孩子都要考私立初中而一起补习,所以聚居在一起,然而表面上的和乐底下却暗潮汹涌,而为了孩子,父母也一再牺牲自己,甚至逾越道德的底线。

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扭曲景象,在高中入学比例超过九成的日本,家长为了让孩子将来能顺利进入更好的高中、大学,从小安排孩子接受精英般的培育,努力考进私立初中。为此,母亲们献出自己的身体,以换取校方人员泄题的机会,丈夫们却毫不在乎,其间的荒谬与冷漠,一再令读者瞠目结舌。

这样的夫妻关系,似乎是日本社会的普遍问题,在野泽尚的推理日剧《东京夜未眠》及另一出台湾地区也播过的《情生情尽》(又译:为爱而活)中,剧中的妻子都意识到,当她们的身份转变成“母亲”之后,她们与丈夫之间的联系已经不是爱情,而是孩子了。家庭的组成维系在“父亲、孩子”及“母亲、孩子”的单向关系上,而非三人网络。难怪《东京夜未眠》里,数个家庭远离东京,希望在新社区建立理想的家园,实则也是因为想要重建逐渐破败的家庭关系。

东野圭吾犀利地点出,就算是彼此冷漠以待的夫妻,一旦遇到孩子遭逢危险,也能携手合作。因为那是至亲之情,是人类世界中最具垄断性的情感。虽然人可以在不同的对象身上找到爱情、友情,但亲情,它的对象却是限定的,唯独只能在那独一无二的对象身上。这观念只隐藏在我们内心,所以我们很快地可以接受,美菜子终究会为了孩子跨越那道德的底线,奉献自己,而俊介不是亲生父亲,所以他不会为章太牺牲。

在感性上或许我们可以同情、可以理解,然而在社会道德的层面,这还是触动了那不能始终存在着的底线。或许为了增加批判的力度,东野圭吾安排了这些父母举行嗑药派对,搞婚外情,甚至藤间和关谷两人的妻子,相互在对方丈夫身上寻找感情的慰藉与支持。这些挑战人伦道德底线的安排,一方面呈现了日本现在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他们在父母的身份之外,保有自我欲望与面对压力的方式。

小说的最后,他们又恢复了父母的身份,俊介开始他真正的父亲人生。东野圭吾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到底是谁发动了这次杀人?但因为亲情的垄断性,所以我们可以隐约体会到,东野圭吾意在言外的暗示,引导我们去发现章太犯罪的可能动机,那纯洁的原因,因为他要夺回唯一的父亲,唯一对象的爱。

不论是守护父母之爱的单纯原因,还是在升学主义的压力下,孩子恶意的反扑,换来的代价都是父母亲必须为孩子背上一辈子的罪。但换个角度来想,不顾孩子的想法,以为是为他们好,独断地为了孩子出卖肉体、金钱,逾越道德的底线去交换光明的前途,不也是让孩子无形中背负了他们所不知情的原罪吗?而这是隐藏在表面动机之下,值得我们一再去追问的问题。

台湾地区新锐小说家陈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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