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的愿望更加强烈。几种单调的手势,也越发不敷应用了。每次手语无法让别人了解我的意思时,我都要大发脾气。仿佛觉得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烈火在胸中燃烧,却又无法表达出来,只好疯狂地踢打、哭闹,在地上翻滚、吼叫,直到精疲力竭。

母亲若在旁边,我就会一头扑在她怀里,悲痛欲绝,甚至连为何发脾气都给忘了。日子越来越难敖,表达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至每天都要发脾气,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父母亲忧心如焚,却又手足无措。在我们居住的塔斯甘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而且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

当时,大家都怀疑,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受教育吗?然而母亲从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狄更斯在《美国札记》一书中提到一个又聋又盲又哑的少女——萝拉,经由郝博士的教导,学有所成。然而,当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他的方法也许已经失传时,苦恼极了。郝博士是否有传人?如果有,他们愿意到亚拉巴马州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我吗?

6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治好了好几个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眼睛。

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把这些贝壳穿孔,让我用线一个一个串起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贝壳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满足。列车员和蔼可亲,他每次来查票或检票时,我可以拉着他的衣角。他会让我玩他检票的剪子,那时,我就趴在座位的一角,把一些零碎的卡片打些小孔,玩几小时,也不厌倦。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可是却没有眼睛、耳朵。嘴巴、鼻子。这么个临时拼凑的玩意儿,即使孩子的想像力,也说不出那张脸是个什么样子。而没有眼睛,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打击,我坚持让每个人想办法,可是最终还是没有人能为布娃娃加上眼睛。我灵机一动,溜下座位,找到姑母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扯下两颗,指给姑母看,让她缝在洋娃娃的脸上。姑母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核实我的用意。我使劲地点头。她缝上了珠子,让我兴奋不已。但没多久,我便对布娃娃失去了兴趣。

整个旅途中,吸引我的事层出不穷,我忙个停,一次脾气也没有发。

到了巴尔的摩后,我们直接来到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检查一番后,他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师资的资料。依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全家人又立刻启程去华盛顿。一路上,父母愁肠满腹,顾虑重重,而我却毫无党察,只是感到来来往往,到处旅行好玩极了。

那时,虽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我一同贝尔博士接触,就感到了他的温厚和热情。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他让手表响起来,让我可以感觉表的震动。博士医术高明,懂得我的手势,我立刻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成为我开启生命,从黑暗走向光明,由孤独到充满温情,并拥有了开启知识的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安纳诺斯先生,请她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

父亲立刻发了信。几个星期后就接到了热情的回信,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但等到莎莉文小姐来到我们家时,已经是第二年的3月了。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的面前。一时灵感遍遍我的全身,眼前展现出无数奇景。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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