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尔君小姐从海滨浴场回来了,法鲁克先生在等着她。他们坐了下来,我端来了早餐。他们三人一个看着报纸,另一个打着盹。他们聊着笑着吃完了饭。之后法鲁克先生拿起他那个大包,就去盖布泽的档案馆了,倪尔君则到禽舍那边看书去了,麦廷还在看报纸。我没有收拾早餐桌就上了楼。我敲了敲老夫人的门就走了进去。

“老夫人,我要去市场了,”我说,“您想要点什么吗?”

“市场?”她说,“这里有市场么?”

“好多年前开了小店,”我说,“您知道的。您想要点什么?”

“这些店里我什么也不想要!”她说。

“我们中午吃什么?”

“我不知道,”她说,“做点能吃的东西!”

我下了楼,脱下围裙,拿上网兜、空瓶子和软木塞出去了。她经常告诉我什么是不能吃的,却不告诉我什么才算是能吃的。以前由我去想,去找,但是已经四十年过去了,我知道她都吃些什么!天气热起来了,我出汗了。街上人开始多了起来,但还是有些人正赶着去伊斯坦布尔上班。

我爬上了坡,房子变少了,花园和樱桃树多了起来。鸟儿们还站在枝头。我心情不错,但没有再走下去。我拐上了一条土路,不久就看到了他们的房子以及房顶的电视电线。

奈夫扎特的妻子和杰奈蒂大婶正在挤牛奶。

冬天里冒着热气的时候来观赏一下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奈夫扎特也在那儿,他正弯腰摆弄着靠在房子另一面墙上的摩托车。我走了过去。

“你好。”我说道。

“你好。”他说道,但并没有转身看一眼。他正把手指插进摩托车的某个地方摆弄着。

有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后来为了随便说点什么,

“坏了吗?”我问道。

“没有,伙计!”他说道,“这怎么会坏呢?”

这辆摩托车是他引以为傲的东西,它的轰鸣声能把整个街区闹得一团糟。两年前他用自己当园丁和卖牛奶挣到的钱买了这辆车。每天早上他骑着摩托车送牛奶,但是我让他别给我们送,我会自己过来拿,我们可以聊一聊。

“你拿来了两个瓶子?”

“对,”我说道,“法鲁克先生他们也来了。”

“好吧,放在这儿吧。”

我放了下来。他从屋里拿来了漏斗和量具。他先把牛奶装进量具,然后又用漏斗倒到瓶子里。

“你有两天没来咖啡馆了。”他说道。

我没有说话。

“哎呀,”他说道,“伙计,别理那些可耻的家伙。他们都没有教养。”

我想着。

“说真的,那报纸上写的是真的吗?”他后来问道,“真的有这样一个侏儒之家吗?”

大概所有人都看了报纸。

“你马上就生气走掉了,”他说道,“值得跟那些没教养的家伙生气吗!当时你去哪儿了?”

“去看电影了。”

“演的什么?”他问道,“快讲一讲。”

我给他讲了。我讲完的时候瓶子已经都装满了,他开始用木塞封口了。

“软木塞现在很少见了,”他说道,“涨价了。一些劣质葡萄酒已经在用塑料塞子了。我说你们可别把软木塞弄丢了,弄丢一个的话就要十个里拉。因为我的不是泉水牌的牛奶。如果你们觉得不划算的话,你们就让你们的孩子喝添加了药水的牛奶吧。”

他经常说这些事情。我本来是要把法鲁克先生给我的软木塞从兜里掏出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不想这么做了。仅仅是为了迎合他,我说:

“什么东西都涨价,涨了不少。”

“的确如此!”他迅速地往瓶子里灌牛奶的时候说道。他有些激动了。他说起了物价上涨,说起了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我觉得很烦,就没听他说的话。他把所有的瓶子都灌满放到箱子里,“我要去送这些牛奶,”他说道,“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也可以把你送回家。”他踩了一下脚蹬,摩托车“轰隆”一声就发动了起来,他坐了上去。“快点!”他喊道。

“不了,”我喊道,“我要走走。”

“那好吧!”他说道,骑着摩托车飞驰而去。

我看着他身后扬起的尘土,直到他开上了柏油路。我也为他感到脸红。我提着装有牛奶瓶子的网兜走着。走了一会儿我转身看了看身后。奈夫扎特的妻子和杰奈蒂大婶还在挤牛奶。杰奈蒂大婶得过瘟疫,我妈妈过去常说。她经常讲瘟疫泛滥的那些日子,我也常常会害怕。走过花园,听不到蟋蟀叫了,这时两旁就有房子了。多少年来这些地方一点都没有变。后来,九月份的时候人们开始来这里打猎,还带着许多像疯狗一样从车里窜出来的凶猛的肥狗,孩子们,别靠近它们,它们会咬人的!一面墙的裂缝深处有一只壁虎!它逃走了!儿子,你知道壁虎为什么会把尾巴留下吗,塞拉哈亭先生问道,你知道这是根据什么规律吗?我不说话,害怕地看着他:爸爸,大概它累了,很虚弱,疲惫不堪了。等一下,我要写在一张纸上给你,他说道,写下了查尔斯?达尔文,我还藏着这张纸。他活着的最后那段时间里又给了我另一张纸:儿子,这上面列出了我们身上缺少以及过剩的东西,我只把这个留给你,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我接过纸看了看:是用奥斯曼文写的。他那因为喝酒而充满血丝的眼睛近距离地看着我,一整天他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努力写他的百科全书,他很累了。晚上的时候他会喝点酒,然后,一星期有一次,他会喝得很多,大闹一场。有时候他会在花园的某个地方、在他的房间里或者在海边醉醺醺地溜达好几天,直到在酒精的作用下睡去。那些日子里老夫人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从来不出门。我去了肉店。里面人很多,但深色皮肤的漂亮女人不在。

“雷吉普,你要等一会儿了。”玛赫穆德说道。

一直提着瓶子,我也累了,坐一会儿就好多了。后来,一在他酒后酣睡的地方找到“他”,我就会心惊胆战地过去把他叫醒,免得被老夫人看到后又要发作,也免得让他一直在那儿受冻。先生,你怎么躺在这儿呢,要下雨了,您会着凉的,快回家吧,睡在您的房间里,我常常这么说。他会嘟囔着,自言自语着,用苍老的声音骂着:这该死的国家!这该死的国家!一切都白费了!要是我能一口气把那几册写完就好了,最起码要是我早把那个小册子寄给伊斯泰邦就好了。都什么时候了,整个民族还在沉睡,整个东方还在沉睡,不,没有白费功夫,但是我已经不行了,唉,要是我有一个我想要的那种女人就好了,雷吉普,你妈妈什么时候死的,儿子啊!最后他会站起来,挽着我的胳膊,我领着他回家。走在路上他嘴里嘟囔着:你说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呢?那些傻瓜们正安逸地睡着,他们都沉浸在了虚假愚蠢的安逸之中,他们相信世界与他们头脑中的狡辩和愚昧故事是一样的,带着这种愚昧的喜悦他们一直睡着。我要拿棍棒打他们的脑袋,把他们都给打醒!傻瓜们,快摆脱这些谎言吧,你们快醒过来看看吧!后来,“他”靠着我,我们一起上楼往他的房间去的时候,老夫人的房门从里面悄悄地打开了,她那充满嫌恶而又不安的眼睛似乎从黑漆漆的门缝一闪而过。这时,他会说,咳,愚蠢的女人,愚蠢胆小的可怜女人,我对你的感觉只有厌恶,雷吉普,扶我上床,我醒来的时候把咖啡准备好,我想马上开始工作,我必须得快点,他们已经把字母都改了,把我百科全书的计划全给打乱了,十五年了我都没能整理好,他常这么说,然后他说着说着就会睡着了。我会看一会儿他睡得怎么样,再安静地离开他的房间。

我想得出神了。我意识到,其中一个女人的孩子正着魔似的看着我。我心里烦了。我来想点别的事情吧,我想,但还是无法忍受,我起身拿起了瓶子。

“我过会儿再来。”

我出去了,走向杂货铺。孩子的好奇心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小时候我自己也会常常感到好奇。我曾经以为,这是因为我妈妈没结婚就生下了孩子,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是妈妈说我爸爸不是亲爸爸之后的事情。

“雷吉普伯伯!”有个人喊道,“你没看见我吗?”

是哈桑。

“我确实没看见,”我说道,“我愣神了。你在这儿干吗呢?”

“什么都不干。”他说道。

“快点回家做你的功课吧,哈桑,”我说道,“你在这些地方能干什么呢?这不是你来的地方。”

“为什么不是?”

“孩子,你别误会,”我说道,“我是说你要用功学习。”

“伯伯,早上我学不进去,”他说道,“太热了。我都是晚上学。”

“晚上要学,早上也要学,”我说道,“你想要学习,是吗?”

“我当然想要了,”他说道,“学习也不像你想的那么难,我会学得很好的。”

“但愿如此!”我说道,“你现在快回家吧。”

“法鲁克先生他们来了吗?”他问道,“我看到那辆白色的阿纳多尔车了。他们好吗?倪尔君和麦廷也都来了吗?”

“他们都来了,”我说道,“都很好。”

“向倪尔君和麦廷问好,”他说道,“事实上我刚才就看见了。我们以前都是朋友。”

“我会跟他们说的,”我说道,“你快回家吧!”

“我现在就回去,”他说道,“但是雷吉普伯伯,我想求你点事。你可以给我五十里拉吗?我要买本子,本子都可贵了。”

“你在抽烟吗?”我问道。

“我是说我的本子用完了…”

我把瓶子放到地上,掏出二十里拉给他。

“这不够。”他说道。

“得了,得了,”我说道,“我可是要生气了。”

“那好吧,”他说道,“我只能买一支铅笔,没办法啊。”他正要走的时候又停住了,“别告诉我爸爸,行吗?”他说道,“他又会瞎难过的。”

“是呀!”我说道,“别让你爸爸难过。”

他走了。我拿起瓶子,去了纳兹米的铺子。一个顾客都没有,但纳兹米却很忙。他正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后来他看看我,我们聊了一会儿。

他问起了他们。我说他们都很好。法鲁克先生吗?我为什么要说他喝酒的事情呢,他本来就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过来,买了一瓶又一瓶。其他人呢?他们也都长大了。我看见那个姑娘了,他说道,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倪尔君。她早上的时候会来买报纸。她长大了。是的,她长大了。另一个才是真的长大了,我说道。是的,那个,麦廷。他也看见他了,讲了他是怎么看见他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聊天和友谊。我们彼此讲述着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我喜欢这样,全部都是些词语和句子,我知道很空洞,但我还是这样打发打发时间,心情变得愉快起来。他把东西都称过包好了。我说你把账写在一张纸上吧。然后我回家抄在本子上,月末的时候,冬天则是两三个月一次,把开支一块儿拿给法鲁克先生看。法鲁克先生,这是账单,我会说,那是多少多少,这是多少多少,您看看这账有没有什么差错。他从来不看。好的,雷吉普,谢谢你,他会说,这是家里的开支费用,这个是你的工资,他从钱包里拿出潮潮的、皱巴巴的钱递给我,那钱带着一股皮革味儿。我会接过来,数都不数就放进兜里,我会谢谢他,想马上说点别的事情。

纳兹米把账目写在一张纸上给了我,我付了钱。我走出铺子的时候他突然说道:

“不是有一个叫拉西姆的人吗,”

“卖鱼的拉西姆。”

“对,”他说道,“听说昨天死了。”

他看着我,我什么都没说。我拿起了找回的零钱、网兜和包。

“据说是死于心脏病,”他说道,“后天中午他的儿子们一回来就要安葬他了。”

就是这个样子,一切都离我们的话语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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