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星期一晚上的事。我不记得我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去找杰克·迪博尔德的。我先到警局去找他,没找到,我就一直找到他家去。我们先聊了一会儿,接着我说:“你知道吗?我越想越觉得那件谋杀案是汤米干的。”

“你说到哪里去了?嫌疑犯一个死了,一个招认了,这事已经是历史了。”

“我知道,”我说,“但你听我说。”我就用纯逻辑的方式,跟他解释为什么我认为是汤米杀了他妻子。有好几个地方,我讲解好几遍,不过他听懂之后还是一副意兴阑珊的模样。

“我不知道,”他说,“这事有点复杂。你说她被绑在阁楼上多久?八到十个小时吧?这时间真长啊,而且在这段时间里完全没有人证。假设她醒过来了呢,假设她自己挣脱了呢?那他不是白忙一场了?”

“这就不能告他谋杀了,顶多告他非法绑缚妻子而已,上一次是不是在几百年前,有个丈夫为了这种事入狱?”我讽刺地说。

“是啊,除非我们能证明是他动的手,否则一点用也没有。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事的确有不少破绽,但是你的理论也有点牵强,你不觉得吗?”

“是啊,我只是说事情也有可能是这样发生的而已。”

“现实生活不会有这种事吧?”

“不见得。”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一定能伸张正义。你跟我解释了半天,我才弄懂你的意思。你想在陪审团面前试试看吗?我保证对方的律师一定很难缠,也保证他每隔三十秒就会叫一次抗议,你说得下去吗?陪审团成员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头发油油的,肤色铁青,手里拿把刀,衬衫上还有几滴血,他们就长这样子。”

“是的。”

“不管了,反正这事已经是历史了。你知道我现在手上是什么案子吗?市府公园灭门血案,你在报纸上读到了吧?”

“那个犹太家庭?”

“三个规规矩矩的犹太人,父亲、母亲、孩子。父亲留胡子,孩子斯斯文文,一家人围坐在餐桌上,全部是脑后一枪。我现在就知道这么多,已经够我受的了。现在就算肯尼迪是他杀的,我也不在乎。”

“那只是一种想法而已。”我说。

“挺有意思的,我没骗你,可惜不太实际,就算是真的,谁有时间去办这个案子?你知道的。”

我觉得现在该是痛饮狂醉的时候,虽然不怎么理想,但我手上两个案子总算是结了。我的孩子到夏令营去,我的房租付了,酒吧账单全部清了,而且银行户头里还有点存款。现在无论怎么看,我连续醉上一个星期,都不是什么过分的事。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好像事情还没完,我没放荡一番,也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去找酒保报到。一两天之后,我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喝我那掺了波本的咖啡时,斯基普进来了。

他跟我点了点头,然后走到吧台,很快喝了一杯,又站了一会儿。之后,他走到桌边,拉了一把椅子,在我对面一屁股坐下来。

“拿去。”他把一个褐色的信封放在他跟我之间。那种信封看起来很像是装钱用的。

我说:“这是什么?”

“给你的。”

我打开来看,是一沓钱。我拿出来数了数。“得了,”他说,“别这样啦,你想招惹坏人跟你回家吗?放进口袋,回家再数。”

“这是什么?”

“你的那一份,收起来好不好?”

“我的哪一份?”

他叹了口气,态度有些不耐烦。他点了根烟,狠吸了一口,为了不把烟喷在我脸上,还特意把头转了过去。“一万块,分一半给你。”他说,“一万块的一半是五千,信封里就是五千块,现在帮个忙,把它收起来好不好?”

“我为什么有一半呢,斯基普?”

“悬赏。”

“悬什么赏?”

他的眼神有点挑衅的意味,“我不是告诉你,我一定会讨点东西回来吗?那些王八蛋可别想占尽我的便宜。”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阿特伍德和卡特勒,”他说,“我把他们卖给莫里西兄弟了,这就是赏金。”

我看着他。

“我总不能去找他们把钱要回来吧?博比早把钱花了个精光,半毛钱我也榨不出来。我就到莫里西酒吧去,找到蒂姆·帕特,问他那笔赏金的事是不是还算数,我知道是谁干的,他的眼睛立刻亮得跟星星似的。当我把名字和地址跟他说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想要亲我了。”

我把那个褐色的信封袋又放回我们之间,朝斯基普那里推了过去,我说:“这不是我的,斯基普。”

“这是你的,我跟蒂姆·帕特说过了,这一半的钱是你的,案子是你破的,拿着吧。”

“我不想要,你们已经给过我钱了。这消息我卖给你,就是你的,你把它卖给蒂姆·帕特,钱当然是你的。”

他又猛吸一口烟,“我已经把其中的一半给卡萨宾了,因为我欠了他五千块。他也不想要,我跟他说,听着,这钱你拿了,我们就扯平了。他拿了,剩下的就是你的。”

“我不想要。”

“这是钱啊,钱是可以花的,你知不知道?”

我没说话。

“喂,”他说,“拿去,好不好?你不想要,那就不要嘛,你烧掉,扔掉,送人,我问都不会问。这笔钱我不能要,不能要,你明不明白?”

“为什么呢?”

“他妈的,”他说,“去他妈的,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在说什么?”

“不过,下一次我还是会这么做的。我一定是疯了,疯得一点理智也没有了。不过,真的有下次的话,我还会再干的。”

“干什么?”

他看着我,“我给蒂姆·帕特三个名字跟三个地址。”他说。

他把烟夹拇指跟食指中间,瞪着它。“你最好别在我面前这个样子。”说完,他把烟屁股往我面前的咖啡杯里一扔,“哦,天哪,我的脑子真糊涂了,杯里还有半杯咖啡。我以为这是我的杯子,可是我根本没有杯子,我是怎么了?对不起,我再替你叫杯咖啡。”

“一杯咖啡,算不了什么。”

“那是反射动作,我根本没在想,我——”

“斯基普,别管那杯咖啡了,坐下。”

“哦,好吧。”他又拿出一根烟,在手背上敲了敲。

我说:“你给蒂姆·帕特三个名字。”

“对。”

“阿特伍德、卡特勒,还有——”

“还有博比,”他说,“我出卖了博比。”

他把烟放在嘴里,拿出打火机点着。他的眼睛半睁半闭,好像在躲吐出的烟雾。他说:“我出卖他了,马修,我出卖了我最好的朋友。不过现在我觉得他根本不是我的朋友,我干脆就把他给卖了。我告诉蒂姆·帕特说,博比是内奸,全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他看着我说,“你一定觉得我是个大混蛋。”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我非这么做不可。”

“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能收下这笔钱了。”

“是,现在我明白了。”

“他说不定能逃过这一劫,你知道的,那家伙就是运气好,遇难呈祥。前几天晚上,他趾高气昂地从我的酒吧里走出去,好像那地方是他的一样。现在咱们就瞧瞧,这个演员能不能靠他的演技捡回一条命。”

我没说话。

“这有可能,他就是有这种死里逃生的狗运气。”

“可能吧。”

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爱这个家伙,”他说,“我想,我想,他也爱我。”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吐了出来。“从现在开始,”他说,“我再也不会爱任何人了。”他站了起来,“我想他总有机会逃过吧,对不对?他应该没那么倒霉。”

“可能吧。”

但他没逃过。没有一个人逃过。周末之前,所有的人——加里·阿特伍德、李·大卫·卡特勒、罗伯特·鲁斯兰德,这三个人的尸体在城中三个地方被发现,他们的脸被黑布蒙住,手被电线绑在背后,头部被一颗点二五口径的子弹贯穿。丽塔·多妮真的尸体躺在卡特勒的旁边,死状跟其他人一模一样。我想她是运气不好,凑巧碰上了。

在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那个信封里还有钱,那时我没决定该怎么花。我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想清楚这一大笔钱该怎么分配。不过,第二天我就把五百块捐给圣保罗教堂,而且我还点了一大堆蜡烛。一部分钱寄给我的前妻,一部分我存进银行。被我这么一安排,这笔钱的血腥味洗去不少,倒像是一笔家用,一笔普通的钱。

我想这事应该是到此为止了。我一直这么想,但我错了。

午夜时分,电话铃响了。我那时已经睡了一两个小时,不过,我还是翻身接了电话。我起码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才弄清电话那端的人是谁。

是卡罗琳·奇塔姆。

“我一定要打个电话给你,”她说,“因为你喝波本,是个绅士。我觉得我应该打个电话给你。”

“怎么啦?”

“我们共同的朋友把我给甩了,”她说,“他还把我给开除了,现在,他不用一天到晚在办公室里面对着我了。他不要我就甩了我,你知道他是用电话通知我被开除的消息吗?”

“卡罗琳——”

“事情的原委都在纸条上,”她说,“我留了一张纸条。”

“喂,你先不要那么冲动。”我跳下床胡乱抓了两件衣服,“我马上就过去,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你阻止不了我的,马修。”

“我没有想要阻止你啊,我们先聊一聊,然后你爱干什么都可以。”

我的耳边是挂电话的声音。

我套上衣服,冲出房门,希望她是吃安眠药,那样就还来得及。我一拳打破她公寓大门的玻璃,伸手进去扭开门把,然后再用一张旧信用卡扳开弹簧锁。我想,如果她把门反锁,我就只好一脚把门踢开。幸好,门没反锁,事情简单多了。

门打开之后,我闻到一股火药味,往里走,更是硝烟弥漫。她躺在椅子上,头倒向一边,枪还握在手里。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黑洞。

咖啡桌上一瓶空的波本酒瓶下压着一张从笔记本里撕下来的纸条。空瓶旁还有一个空酒杯。从纸条上的字迹看来,这份遗言是她在浓浓酒意中写成的。

我读了那张纸条。站了一会儿,想了一下,然后到厨房拿条抹布把瓶子跟酒杯擦干净。我又拿了桌上另一个同样的杯子,冲洗干净,擦了擦,放回柜子上摆厨具的地方。

我把纸条放进口袋。我把那把小枪从她手里拿过来,习惯性地试了试卡罗琳的脉搏,接着找了个枕头裹住手枪消音。

我朝卡罗琳的胸腔跟嘴巴各开了一枪。

我把枪放进口袋里,离开现场。

他们在蒂勒里家沙发的坐垫中间,找到了那把枪。枪支表面的指纹早就擦得干干净净了,但是在弹夹上却有个清楚的指纹,经过査证之后,是汤米的。

弹道分析指证无误,卡罗琳是死在这把枪下。子弹如果打在骨头上,可能会被撞得粉碎,但是贯穿卡罗琳胃部的那发子弹没碰上任何骨头,完整无缺。

这条新闻上了报纸之后,我拿起电话打给德鲁·卡普兰,“我不大明白,”我说,“他好不容易才免掉一场牢狱之灾,为什么要跑到那边去把他女朋友给杀了呢?”

“你自己去问他吧。”卡普兰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不高兴,“你想知道我的想法吗?他是神经病。不,我刚才是胡说的。我觉得他妻子可能是他杀的,当然也可能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去查明这事的真相,对吧?但我相信这家伙有点杀人倾向。”

“那个女孩一定是他杀的?”

“应该是他杀的吧。那把枪是相当有力的证据。在沙发坐垫里找到枪,跟被人发现手里拿把冒烟的枪,有什么不同?白痴。”

“他留着那把枪干什么?”

“也许他还有什么想杀的人。你怎么会知道一个神经病想干什么?除了那把枪之外,有人还打电话给警方说,在枪击案之后,他见到有人跑出大楼,衣着打扮跟汤米的日常装束一模一样。如果他穿他那件邋遢的红色运动衣,人家就会以为他是那里的小弟了。”

“这么听来证据是相当有力了。”

“这次换别人去吧,”卡普兰说,“我告诉他说,我这次不适合替他辩护,不管怎样,我是不想再沾惹他了。”

当我回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赫雷拉日前出狱的消息。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的煎熬岁月,好在他没惹什么麻烦,总算是平安

出狱了。

汤米·蒂勒里因为杀人,入狱两年三个月,但最近他却被一把厨房用的菜刀杀死,凶手不明。我猜想是赫雷拉在报仇,但我也懒得追究,也许是他在坐黑牢的时候,汤米没有按时寄支票到他老家去。也许是汤米又用电话招摇撞骗,但是在面对面的时候,没有办法解释清楚。

许多事都变了,许多人也不见了。

街角的那家希腊酒吧不见了,现在是一家韩国人开的水果摊。波莉酒吧现在被改作五十七餐室,内部装潢摇身一变,从低俗改为高雅,以前那个让人有点恶心的猩红壁纸跟霓虹灯全部不见了。火焰和蓝橙鸟也都不见了。在以前麦加文酒吧的地方开了一家牛排馆。小猫小姐在他们拿回账本之后的一年半关门了。约翰和斯基普把店面顶了出去,新主人在原地开了个同性恋俱乐部,不过也只撑了两年,又换人经营。

我跟斯基普碰面的那家健身房也开不下去了。后来,有人在那里开了一家舞蹈教室。两年前,那幢楼被拆了,原地盖了一幢新大楼。我与弗兰共进晚餐的那家法国餐厅现在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时髦的印度餐馆。另一家格调比较高的法国餐厅倒还在,不过,我还是没进去吃过。

沧海桑田。

杰克·迪博尔德死了。心脏病。我知道这个消息时,他已经死了六个月了。蒂勒里的那个案子之后,我们没怎么联络。

跟斯基普把店卖掉之后,约翰·卡萨宾离开了纽约。我听说他在汉普顿开了酒吧,而且结了婚。

七七年底的时候,莫里西酒吧也关门了。虽然被控走私军火,但是蒂姆·帕特却逃过被起诉的命运,他的兄弟也不见了。奇怪的是一楼的剧场倒还在经营。

斯基普死了。在小猫小姐关门之后,他有点失魂落魄,待在公寓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一天,他在餐桌边,死于急症。

七六年初,比利·基根离开阿姆斯特朗酒吧,也挥别了纽约市。我最后一次听到有人提他,说他在旧金山,卖蜡烛、丝花或是什么跟酒吧完全不相干的东西。一个月前,我在第五大道一家书店里碰到丹尼斯,他手里抱着一叠瑜伽、精神主义和心灵学之类的书。

艾迪·凯勒两年前从纽约警察局退休。头两年,我还接到他寄来的圣诞卡,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渔村。最近我就没有他的音讯了,或许是因为我始终没回信的缘故。大部分的人在寄出卡片,却没有收到回音之后,就会把名单上的那个人划掉。

天哪,真的过了十年了吗?我的一个孩子上了大学,一个在军队里服役。我完全不记得上一次我是什么时候跟他们一起去打球,逛博物馆。

安妮塔又结婚了。她还住在老地方,只是我不再寄钱给她。

这么多的变化,一点一滴,使得这个世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去年夏天,最后一家地下酒吧也关了。阿姆斯特朗的租约到期了,吉米无意续约,一定是该死的中国餐馆乘虚而入。吉米在五十七街跟第十大道的拐角处重新营业,但是距离我住的地方就太远了。

不过,这也不打紧,因为我已经不喝酒了。有没有地下酒吧,对我来说,完全没分别。我很少去点蜡烛,但却常常待在教堂地下室里,用保丽龙的杯子喝没掺波本的咖啡。

回头看看这十年的往事,我相信我现在会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以前的事了。可是,现在什么事都不同了,真的,改头换面,全然不同了。我现在还是住在相同的旅馆里,在相同的街道活动,偶尔去看场球赛或是拳赛。可是十年前我喝酒,现在我却滴酒不沾。我不会为我喝进去的任何一滴酒感到后悔,但我非常感谢上帝,现在不用再靠那玩意儿了。

因为这样,你看,我在人生的旅途上不是少走了许多冤枉路吗?我发现我现在完全变了个人。对啊,完全不同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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