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喏,当时被压坏的德国报春,就是在这个位置。”

莱蒙德指了指靠近正门的花坛的某处——如果朝着正门方向,那就是左侧的花坛:大概是和别墅车库正对着的位置。

“花坛的护砖砌得并不严实,以至于被那车撞偏了位置。补种的时候,那两块砖被你的同事们拿去取证了,我只好换上了两块颜色相近的砖——就在这地方,如果不是这两块砖,我没准就认不出来了呢!”

我仔细看了看——那里确实有两块护砖的颜色比其他的要稍深一些:我站在那个位置看别墅车库,车库在我的偏左位置——我得说,车库的出入车道是相当宽的,通向正门的道路则更宽些;换句话说,如果有人竟能在开出车库时,将车一直倒到左侧花坛的位置,那么,他若不是初学开车者,就一定有什么非常紧急的事情。

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矛盾——伊丽泽是当日凌晨前后在白天鹅桥上被杀害的,也就是说,当晚十点钟左右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间恐怕不怎么准确,莱蒙德说过,罗德离开他的小屋时,十点已经过了——要么是他们中的某人记错了具体时间。不过,“十点左右”,这个范围也还真是模棱两可:如果说十点十六分也是“十点左右”,似乎也没什么不妥),伊丽泽还没有被害。假使凶手真是卡罗莉娜和她的情夫,而他们已经计划好了要杀害伊丽泽,似乎完全没有理由这么慌张,需要用这种几乎是和生命开玩笑般的速度倒车,然后逃一般地离开这栋别墅。

那么不妨假设,他们是在做“某件事”的时候,意外之间碰到了伊丽泽,以至于要杀伊丽泽灭口——但是,这里却又存在着其他的矛盾:

首先是案发现场。假设我是凶手,当伊丽泽意外地闯入我的计划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当场杀死她,然后再从这里消失;而选择要颇费周折地将伊丽泽劫持到白天鹅桥,再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她呢?理由可能归结为作出决定的不易,这当然是以犯人和伊丽泽之间存在相熟的关系为前提:可惜,将这个前提作用于之后的七个案子,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推出一个必须的事实:

犯人要么是卡罗莉娜、要么是莱蒙德。

因为其他和伊丽泽相关的人在相应的日子里都被警方严密监视着,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当然,其他的可能性:比方被监视着的犯人用什么奇妙的方法蒙蔽了警方,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不太愿意接受这些可能性而已:这样一来,这案子可就没完没了了——犯人肯定也不愿意这样的)。

在白天鹅桥杀害伊丽泽的另外理由,在目前仍缺少线索的情况下,我是想不出来了——凭空的臆测倒是有不少,此刻看来,却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某件事”?这件事究竟能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要杀死伊丽泽呢?卡罗莉娜和某个情夫偷情的事情,显然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女主人的行为不检点几乎是众人皆知,即使被伊丽泽发现也没什么要紧的;而如果他们是在计划杀人,最可能的执行对象吕根曼先生却刚好并不在别墅里,他们又是要杀谁呢——葛蓓特小姐、罗德先生、特兰斯凯、普法夫甚至巴尔特先生么?事实上,以上提到的几个可能对象,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

这是个找不出动机来的矛盾了。

不过,会不会又是和上面的某一个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呢?而罗德先生和莱蒙德所达成的协议,只是这个计中计的一小部分??或者是现在“查无此人”的普法夫是凶手?但他在八五年是以正当理由搬走的?又或者罗德先生在看到别墅有车驶出的时间上说了谎,而他竟会是凶手的共犯?不对!卷宗里也有当天轮班守卫的证词,他也证明是在差不多时间里给那辆车放行的——或许他们都对警方说了谎?

看来,我还得问问当天的轮班警卫“文泽尔警官,这么早就开始查证了么?今天可是周日呢?”

管家罗德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他看着莱蒙德,莱蒙德显得有些紧张:我得赶紧将罗德先生的注意力转移过来,否则,精明的管家先生一定会发觉到莱蒙德的异常,而很容易地联想到他对我说了“不该说的话”的。

“哦,我想看看当时压坏的德国报春究竟在哪个位置——嗯?,花匠先生,你是叫莱蒙德,对么?很谢谢你的帮助,我大致上已经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儿了。毕竟这么多年过去,记不太清楚也算是人之常情,那没什么的——我还该为一早就打扰了你的休息表示抱歉呢!”

莱蒙德支吾着,罗德将视线移回到我的身上。

我敢说,在我离开别墅之后(事实上,我最迟明早就得离开这里——我可没有向局里的任何人告假,而“非法调查”也显然不是一个好的旷班理由),无论他有没有察觉到花匠先生刚刚的举止是否异常,罗德先生也一定会再去找莱蒙德的——他可是个相当谨慎的人,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小疏漏,他也不会轻易放过的(小备忘录的事情,给我的印象可是相当深刻)。

“罗德先生,我还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嗯,请问吧,警官先生。”

“案发当天,别墅大门那儿的轮班守卫是哪位,你还记得么?”

“?我想想,那天是周六——晚上值班的似乎该是巴尔特和诺福克?,诺福克是已经退休了的,巴尔特就是昨天引您进入别墅的那位,巴尔特·卡莱尔,您应该还记得吧?”

我点点头:

“他现在在哪儿?我有些问题想问问他。”

“现在应该是在别墅守卫的寝室里吧?,您可以先回会客室等等——我一会儿就叫他过去。”

“不了?我今天恐怕还有很多事情要忙。你知道的,整理昨天得到的一大堆证词就很需要点时间,我也想快点结束这里的工作,回家好好休息一会儿呢。嗯?,你能现在就带我过去么,罗德先生?”,我不想给这位狡猾的管家任何可能预先给巴尔特先生某些“嘱咐”的机会。

“随您所愿了,警官先生,请您跟着我走。”

“十点多些吧,准确点说,是将近十点一刻的时候。”

别墅守卫和杂务人员的寝室并不和别墅相邻,而是建在比较靠近大门处的一个冷僻位置——除了别墅的管家和某几个高级佣人(比如葛蓓特小姐或者普法夫)之外,即使是任职为别墅安全事务队长的特兰斯凯,也都只是住在这里稍大些的单间里。而花匠莱蒙德拥有自己的小屋,多半也只是为了方便料理花草——看来,在霍费尔家族里,等级制度之森严,和霍费尔爵士的时代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他们按了两下喇叭,诺福克就开了门——他大概认出那是女主人的车:她晚上也时常出去的,我们因而并没有怎么在意。”

“你们看清车里当时坐了几个人了么?你刚刚说‘他们’,是否是看到车上坐了两个以上的人呢?”

“?呃,当时是诺福克开的门闸,我似乎是坐在后面看报纸什么的,没怎么留意这个呢——不过,几年前也有警官找过诺福克,他也说没有注意到呢?”

“你还记得?,或者诺福克是否有提到过,当时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呢?”

“不一样的地方?,好像没有。车似乎是开得很快吧,罗德先生也看到了——女主人平常根本没开过那么快的?”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事先的串通的话,罗德先生在看到别墅车库有车驶出的时间上并没有说谎——从莱蒙德的小屋回到他在别墅一楼的房间,即使不走庭院处的花园门,而是从正门那边绕过来,走得稍快点的话,最多也只需要五分钟。假设他是十点过五分的时候离开莱蒙德的小屋,那么,他在十点过十分的时候回到自己的房间,并看到车库中有车很快地倒出来,说是“十点左右”,也确实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何况,他和莱蒙德之间的协议并没有告诉过警方,因此,他也没必要强调自己是在刚进房间之后就看到倒车的——那样反而容易招人怀疑。他刻意说出一个比较模糊的时间点,也就丝毫不会和巴尔特和诺福克的证词相冲突,还可以保证自己和莱蒙德之间的事情不被人注意到:他想得确实相当周密。

“那么,‘按两下喇叭’是否仅是别墅中的人才知道的出门信号呢?”

“?这,我也不是太清楚了。反正,自从我在这里工作起。别墅里的人要开车出去,过门闸的时候,一般都是按两下喇叭的。”

就算不是别墅中的人,平常人开车如果遇到闸口,通常也是要按几下喇叭的吧——但是,凶手的车上有被劫持着的伊丽泽,一般来说,是不会和平常一样镇静才是:如果是外来作案(这样微小的可能性,几乎就可以排除了),八成会直接闯过闸口,而不太可能停下车来,给大门守卫看到面容的机会。

“你是否还记得,当时的车内灯是否开着呢?”

“哈——年轻人,那时候如果开着车内灯,谁还会看不见车里有谁呢?”

是啊!如果开着车内灯,是不可能看不见车里有谁的(作者按:八四年的时候,那种单面反光的车窗(即是车内看得见车外,但车外却看不见车里的情形)还并不普及)。这么说,我之前的某项推理有些小错误——凶手用很快的速度倒车,并不是害怕罗德先生看见自己的脸,而是凶手预先定好的计划被打乱了——它(们)(作者按:由于此刻文泽尔还不能确定凶手的性别,故使用了第三人称)得将浪费的时间补上!

我回想着当时的情景——凶手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伊丽泽却突然出现,打乱了它(们)原定的计划。它(们)只好急急忙忙地将伊丽泽绑架,放在车后厢里或者是车后座上,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倒车,甚至快到压坏了另一侧花坛里的德国报春我的天!文泽尔,你实在是太愚蠢了!!这么明显的线索摆在那里,你怎么能够视而不见呢!!那简直就是常识呢!!

我实在是为我的反应迟钝感到羞愧:依据这个简单的事实,3月17日那天在别墅中发生的一切,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浮现——虽然某些环节仍然缺失,但凶手的动机、作案的过程、执行时的诡计,一下子就都呈现在我的眼前了。基本上,此刻的我已经可以解释那晚在别墅中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可惜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推理,一个最主要的矛盾依旧没办法解决:凶手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诡计,才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呢?

“哦,谢谢你,巴尔特先生?我要问的就这么些了,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呢!”

“哪里,我也没说什么重要的东西呢,警官先生,你真客气?”,巴尔特先生摸了摸自己光光的头顶,似乎很有些不好意思。

我离开了巴尔特的房间,管家罗德正等在外面:

“这么快就问完了呢,警官先生。接下来您想问问谁呢?”,他略带嘲讽地问我。

“噢,差不多也没什么好问的了呢,罗德先生。我想,我大概快要告辞了。”

“您最终也还是找不到凶手,不是么?老经验都会这样告诉我们呢,我的警官先生,‘在枯树上找果子有多么的不现实’,您不觉得么?”

看来他低估我了——这倒是正合我意:

“?嗯,真是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虽然做了不少的记录,恐怕也整理不出什么新东西来。罗德先生,我说,我该为我刚来时的鲁莽致歉呢!还好现在并不算太迟。”,我向着面前的管家先生略微欠了欠身。

“别这么说,警官先生,别这么说?”,罗德客气地笑着——我恨不得马上就离他远远儿的,但是,我却还有些事情想要问他:

“对了,罗德先生,你能告诉我吕根曼先生当时的秘书,莱奥诺蕾·米塔格小姐的联系方式么?稍后几天我可能也会去拜访她的,?不过,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了,顶多也只是例行公事而已。”,我叹了口气,作出一副很沮丧的样子来。

“那倒很简单,我待会儿就把她的地址和电话交给今天的轮班守卫。您出去的时候,直接找他们要就行了。我今天还有些事,不能专程送您出去了,还请您原谅?”,管家罗德也对我欠了欠身。

我回到客房,整理过我的东西之后,就离开了这栋别墅——甚至都没特地通知吕根曼先生或者是葛蓓特小姐一声:罗德先生或许会说我是“不辞而别”的——他怎么说也无所谓了。

我特地绕了一条相当远的路离开这别墅——实际上,我走的是当时凶手走过的路:我得说,即使凶手想在今晚再来一次,也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法夫尼尔街的公车站,我搭上了回程的821路专线车。

最大的谜团依旧没有解决,虽然已经知道了不少事,可今晚的报告,我还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写?不过,赶在19号之前的那个礼拜交上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也不知基尔副部长昨天是否真来巡过班,奥鲁如果碰巧也不在的话?唉,真不知道

明天回警局的时候,会有什么在等着我。

这个案子还没了结,我可不想他们现在就辞掉我——总局的奖金,半年的房租,《纯粹理性批判》?哈欠,我什么都不愿再想了,只希望能快点回家,再好好地睡它一觉!

毕竟,今天也还是难得的星期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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