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在西宁自首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他预料的那么洒脱。人再洒脱都会在最后一刻做孬种。当人民警察们朝着他上来时,手枪、手铐刹那间就绪,他差不多后悔了。

就像从1942年到1944年,他在重庆被关押的时候,半地牢里腐烂的稻草和腐烂的生命的气味,长着青黑毛发的地砖,出着冷汗的墙壁,都使他后悔不迭。他满可以钝拙一点,藏起锋芒,少耍点俏皮,良知昧去一些,不管那些管不过来的闲事。他满可以跟韩念痕多过两年没有名分却十分甜腻的生活。

一个礼拜以后,人民警察们把他拉出拘留室,不跟他透露任何处置决议,只把他往一辆警车上拉,他发现自己一点种都没有,身体跟梁葫芦一模一样地向后赖,脚先上了车,脊梁还想在车外多待哪怕一秒钟。他想这次不会再有误会了,一定是直接押上刑场。梁葫芦就是那样被押上刑场的。他背对着警车的门,双膝着地,屁股坐在自己的脚跟上。他的眼睛的余光里,一边一双人民警察的脚,穿着西北的翻毛皮鞋。就在这两双翻毛皮鞋之间的警车地板上,他的记忆明确无误地把梁葫芦当时的脸孔回映给他看:非常奇怪的一张脸,从额头到鼻子都是青白色,剩余的地方还是污垢和日晒造成的乌紫,似乎青白的皮肉是先死了。眼睛也是先死亡的部分。梁葫芦的眼睛最后一定是谁也不认识的,老几跟着他后面,想来个草草的送行,但梁葫芦看不见他,他眼睛已经死了。

警车向前颠簸着,把又成了老几的他往最终的下场载去。

我祖父的膝盖骨磕碰在警车地板上,疼痛得跟碎了一样。他是习惯这种疼痛的,继续在两双翻毛皮鞋之间看自己的记忆播映梁葫芦的下场,因为那是他最新的参照。梁葫芦被枪毙之前,监狱的领导通知了他的弟弟。他最大的弟弟已经十六岁了,刚刚应征。因为梁葫芦即将被处死,公社反而照顾了他弟弟一个招兵名额,并替他改大两岁。弟弟来了后,被安排住在家属区的一间客房里,说好只待两天就回东北继续新兵训练。梁葫芦这时还在做好汉,对邓指说,有啥见的?老子还不是为了给他们争一个白面馍丢老命的?邓指知道梁葫芦比较听老几的话,把正在播种土豆的老几从田里叫回来,说:“老陆啊,组织上给买一张火车票让葫芦弟弟来跟他告个别,都两天了他就是不肯见面。你说说他去吧。”

老几两手的泥巴进了那个单间号子。这间号子一多半在地下,没有窗子,只有个出气孔。一般是惹了大祸的犯人给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骂人叫喊都尽管叫,反正谁也听不见。即将处决的梁葫芦一动手脚都叮当响,给他上了最沉的脚镣手铐。老几于是便对着那叮当响的方位说起话来。他没有结巴。一个将死的男孩子配见识一个口才卓越的老几。对着完全看不见的梁葫芦,他说假如他是葫芦的话,绝不会错过跟亲人见面的最后机会。葫芦一声不吭,唯一的响动来自他的镣铐,或者屁股下的芨芨草。过了一会儿,老几又说,谁都为他可惜,不过这是没办法的事。老几还说,梁葫芦这三年对他的好,值得他老几在剩下不长的余生里怀念。

又过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几分钟,葫芦说:“狗日的老几,你他奶奶的不结巴呀?”

老几不置可否。反正梁葫芦就是顾得上揭发他,也来不及了。老几接下去还是尽自己的努力苦口婆心:葫芦弟弟在东北当兵,路上走那么多天,要他老几是梁葫芦,就冲这一点也会去见一面的。

“那你个老狗日的,你是假装的结巴?装了这么多年?”梁葫芦的口气几乎是崇拜的。“你为啥要装结巴?”

……

“为啥?”

“结巴好,嘴慢了,脑子就快了。”

老几想,梁葫芦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他的生命所剩的钟点全加起来,已经不到三位数了。

老几钻出那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号子的时候,正是晚饭时间。邓指在操场上等着,问老几谈的成效如何。老几摇摇头。邓指对老几摆摆手,让他掉头回去,问问梁葫芦,他弟弟明天一早走了,不见的话有没有什么临终遗言,或者遗物。老几只好再钻回去。临终遗言被老几说成“给你刚当兵的弟弟两句祝福吧”。至于遗物,老几尚未开口,梁葫芦就在芨芨草褥子上打点起来,铁镣响成一片。然后他和老几摸索着交接了东西,老几接过东西,抓住葫芦被冻疮疤痕弄变形的手,他把这只手用力握了握。

梁葫芦给他弟弟和妹妹们留下的是三套棉衣棉裤,已经破旧,是他在监狱两礼拜一次的交易市场以物易物换来的。他的刑期逼近,他每天都少吃一口,用一个馒头或者一碗小米饭换一个帽子或一双袜子,再把手套帽子集中起来,换成一件单外衣,再把单外衣搭上一支钢笔或一双旧球鞋换成棉衣。就这样一截一截地交换,最后给所有弟妹们都换上了棉衣棉裤。他在棉衣棉裤里包了他用沙柳树枝削的弹弓,那是给他最小的弟弟的;用牛骨头磨了个烟斗,说是给大队老支书的,支书照顾了他的弟妹。他还给他妹妹换了一对紫红色的毛线手套。准备这些东西用了他半年时间,现在终于都准备齐了。他唯独没有留下东西给这个当了兵的弟弟。他狠狠地对老几说:“他会稀罕这些?人家升官发财了!”

邓指拿着梁葫芦的遗物,掂量一会,还是决定让老几把事情做完。

“老陆,你最后听了梁葫芦说的话,也别跟我转告了;你就去跟他弟弟转告一下,把他送走就完事。就算组织上掏钱让他来西北玩一趟,啊。”

梁葫芦的弟弟比梁葫芦高出大半个头来,但不像哥哥那么有力量有血性。弟弟读了高小,十四岁就开始给大队记账。他看了看哥哥留下的遗物,眼圈红了。老几瞎编了几句梁葫芦对弟弟的祝福,弟弟听着听着,用涂了油漆一般僵硬闪光的新军装袖口抹开了眼泪。葫芦弟弟的两个口角也发白,跟葫芦一样,从小到大生口疮,不知军队伙食里的营养是否能根治他。

梁葫芦是第二天一早给拉上警车的。据说还要先去西宁,在那里跟一帮被处决的人一块参加个公审大会。梁葫芦给拉出黑号子的时候,所有犯人刚跑出号子准备早点名。本来计划是在早点名之前拉葫芦走的,但他在那黑号子里争拗了十多分钟,一个人有十个人的力气。

老几看着梁葫芦被拉着从犯人队伍前面过去,手和脚给拽到前面,脊梁和屁股往后,腿弓成骑马蹲裆式,脚镣和手铐响得跟铁匠铺搬家似的。所有犯人都半张开嘴,为梁葫芦行注目礼。一个犯人叫道:“葫芦一路走好!”

梁葫芦就在这当口上回过头,老几看到了他已经进入死亡的那部分脸。小凶犯在最后褪尽所有凶残,常年红烂的眼睛此刻是羔羊的。犯人们解散之后,早餐开始了,梁葫芦还没有给拽进警车,一滴滴尿从他棉裤管里漏出来。警察也不硬来,似乎对死囚的垂死挣扎充满理解和同情。人们捧着大盆的青稞糊糊聚向门口,见老几过来,都给他让路。老几看着对开的车门在梁葫芦被塞进去之后关上了,一切挣扎最终归于无济于事。

现在我祖父的背后也是这两扇对开的门,门外,遮天蔽日的一大团西北尘雾。已经进入大荒草漠了,从到处漏风的警车钻进草地和沙尘的气味。在他右边的翻毛皮鞋踢了踢他,问他要不要解手。

车停在一个道班房前,两个警察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胳膊,等于把他从车上抬下来。只要他不再逃走,他们宁可伺候他。他们替他解开裆间纽扣,扯脱内裤。对此老几也习惯了,不像多年前在重庆被捕时脸皮那么薄,当着几个夜袭者他窘得穿不上裤子。

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警察说,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在美国留过学,得了博士学位。另一个警察年轻一些,问道:啥叫博士学位?可能得了就是大知识分子,不得就是小知识分子。这下老几窘了:给他们看的不再是犯人老几撒尿,而是陆焉识博士撒尿。

梁葫芦被拖走之后的第三天,邓指把老几带到田边。当时老几在一块田里施化肥,看见邓指的头顶一蹦一蹦地从远处一大蓬骆驼刺后面走来。邓指这样一蹦一蹦地走路不是有急事就是在发火。结果是急事加上发火。他带着老几往田边走,走到犯人们听不见他们讲话的地方。一开口邓指就说:“老几,到底是梁葫芦瞎咬你,还是你就是个狡猾的老狐狸,一直在装蒜?”

他一听见邓指不再叫他“老陆”就明白大事不好。

老几呆呆地看着邓指,然后开了口。

“什、什、什……么?”他心里数着嘴里重复的字眼,看着邓指的脸色,给自己争取时间拿出对策:假如这个政工干部相信了梁葫芦,他该怎么办。

“梁葫芦被处决之前,揭发了一件事,他说你根本就不结巴。你是假装结巴装了这么多年的!”邓指五短的手指从露着棉絮的军大衣袖口里伸出来。

老几问,为什么要假装呢?邓指说他正要问他呢!老几觉得自己的脸还是绷得住的,对自己扮出的懵懂面孔还是比较自信的。当囚犯这么多年,他可以对着指控的人目光笃定,不会像多年前在重庆那样,人家一拍桌子说“没讲实话”他就灵魂溃散。邓指逼不出进一步的结果,便说给他一天时间考虑,如果像梁葫芦说的那样,老几一直是在假装结巴,捉弄政府和领导,他主动交代了,可以从轻处理;假如梁葫芦诬陷了他,那是另一回事。是否争取宽大,看老几自己的表现。他结巴着表达了谢意,感谢邓指给的一天时间,但他还是把它退还给邓指,因为他不需要一天来考虑本来就不必考虑的事实:他真的是个结巴;从陪绑杀场那次就落下了这个孬种毛病。这也不是什么光彩毛病,落下它是没办法的事。

邓指放他回去干活去了。太阳特别大,完全无风,尿素给蒸发起来,在田野上飘着一层奇臭的云烟。他就在让人睁不开眼喘不了气的尿素烟云中,思考梁葫芦最后的一刻是怎么了。

梁葫芦在被绑上粗大的绳索,背上插了打着红叉的名签时,想到一个或许可以自救的办法。犯人揭发其他犯人是可以受到减刑嘉奖的。他就把死里逃生的所有希望都押在这一句揭发上了。第二天就是公审大会,还有八小时他就要登台做最后亮相了,他一边手淫一边想着自己短短的一生:吃没吃穿没穿,连女人都没有过,就只有这个“右手情侣”,所有温柔、乐子都是来自它。他叫来了看守,说自己有一件大案要揭发。看守问他什么大案,他说看守不够级别。看守害怕耽误了国家办大案,连夜叫来侦讯科长。梁葫芦问侦讯科长,假如他揭发了大案,会不会得到减刑的奖励。侦讯科长说当然。谁担保?我担保。你拿啥担保?我拿啥都能担保。讨价还价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侦讯科长烦了,说:“啰嗦个啥呢?没啥揭发明天公审大会见吧!”梁葫芦这才事关重大地告诉了侦讯科长,七大队六中队的那个姓陆的大反革命是假装的结巴;看看,那老家伙隐藏得多严密啊,这么多年都没暴露。第二天一早,梁葫芦还是跟侦讯科长在公审大会上见了。梁葫芦太失望了,问科长的担保咋跟放了个屁似的,屁还臭一阵呢!

老几一面施尿素一面想象着。枪口对准梁葫芦白白无毛的后脑勺时,他会不会觉得特别上当,觉得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把老几检举了而自己青白色的脑勺最终还是成了射击的靶心。老几完全能理解梁葫芦的揭发。十八岁一条命快没了,什么都拉扯来保命,这有什么不好理解?他揭发了老几,把老几的麻烦招来了,可命也没保住,这就让老几替他黯然神伤了。老几在入狱的头几年就明白什么都可能给其他犯人拿去保命或立功,所以他用自己的沉默和结巴筑起一圈隐形城堡,谁也别想让他打开城堡的大门。梁葫芦刚来的时候十六岁,把老几孝敬成了自己大爷,老几城堡的墙被他打出一个洞,现在是堵这个洞的时候了。他知道邓指接下去会紧密观察他,会布置犯人或者加工队员监视他,所以他既不多话也不少话,用尽力气地保持轻松。心理学他是懂一点的,人在内心压力大的时候往往话多或吃得多,说话和咀嚼都是减压的。因此他按照自己准确的记忆,沿顺他一贯的语言习惯。大概在三个月以后,他感到自己恢复了邓指心目中可靠的老几形象。因为他再次找老几到他家去帮着修理那只欧米茄。

此刻在警车上跪着的老几听见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说:老家伙够呛吧?他的同志同意一对老膝盖这样跪一路的确够呛。所以他们共同决定让老家伙坐下来,就地坐在车子的地板上。其实对老几来说,此刻坐着和跪着已经没有什么区别,疼痛早变成了麻木。他坐了半小时膝盖的疼痛才追上来,等膝盖的疼痛减缓,屁股的疼痛开始了。

警车是午饭后不久到达劳改农场场部的。两个警察和保卫科长以及两个保卫干事把老几作为重大差事接过来。交接手续在保卫科办公室办理,老几给关在保卫科隔壁的一间空屋里,屋子的功用就是暂时禁闭或拘留犯人。他能听见隔壁嗡嗡嗡的说话声。老几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被嗡嗡嗡地决定。或者说部分地决定。因为根据他逃跑的恶劣性质,他的命运应该在他自首前就部分地被决定了。他还能为婉喻和孩子做点什么?也许写一张离婚协议书?

老几听见隔壁嗡嗡嗡的声音静下去,保卫科长和干事们跟两个西宁警察走出了办公室。走廊上,大家一边告别一边谦虚,强调自己的不是。保卫科长说他们警惕性不强,管理干部的素质训练松懈,造成老家伙的逃亡。警察们说他们警惕性也不强,老家伙混进市里都没有及时抓获他。说着他们就走到了关押老几的这个屋子。警察们打开了老几的手铐,换上了场部的手铐。警察的手铐式样新多了,功能也多得多,外松内紧,越挣扎越吃苦头。场部的手铐比较粗笨,看起来恐怖,戴上去轻松。老几刚刚这样想着,保卫干事们把他的双手背到背后,手铐在背后上了锁。没有脚镣,他们用一根绳子把老几的一双脚拴起来。绳子太长,于是就顺便把小腿也缠进去,结子打在小腿肚和膝盖下的凹槽里。这是最有利于打结的地方。

老几和其他犯人一样,不怕铁铐,怕纸铐。他有过一次戴纸铐的经验,它和他后来坚持结巴有很大关系。戴纸铐也是他嘴巴不够老实造成的。那时候他和其他几万囚犯刚刚被车皮装运到大草漠上,相互对别人的事还有兴趣,打听同伴的罪状或者刑期是日常话题。老几那时还不叫老几,犯人们对他还比较尊重,叫他××号。事情是这样出的:一群犯人被派去打桩子钉帐篷,一个人叫另一个人大主教。老几说主教怎么也进来了?一个犯人说,因为是反革命主教。什么是反革命主教?就像反革命博士、反革命教授。可是宗教不一样啊,不是说公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吗?当晚一个干部来到老几的帐篷,给他戴上了纸铐。同帐篷的犯人一声不吭地看着上铐的过程,等干部走了一个犯人说,犯啥大事了?咋罚这么重呢?纸铐不过是两段纸条,用糨糊粘在一起,毫无分量,但戴了一会儿就让人想念起铁铐来。铁铐给人的自由度比纸铐大多了。干部上纸铐的时候,还伴随一句话:不准弄破了它,弄破了等着瞧!这句话的恐怖在于不知等着瞧瞧的是什么。那个未知的后果在等着你,对犯人来说,未知就是恐怖。那一夜老几一点都没敢动,纸头发出一点窸窣声他就从浅盹里惊醒。被子被睡在他旁边的狱友裹走,越来越多地裹在他的身上,他试着把它往回拽,但纸铐却出现了好几道裂纹。他想到干部说的“等着瞧”,便忍住恶心,将大半身体塞进扯他被子的狱友被窝。第二天他解手都是靠那个主教帮忙。主教从事了大半辈子神圣事业,末了让他解决如此世俗的问题,他满脸发烧地跟主教道歉。

也像对纸铐的认识不足一样,这次老几发现自己低估了保卫干部的捆绑手艺。他的小腿在太阳落山时渐渐麻木。最后的阳光从窗子透进来,在老几对面的毛主席相下面投出一片金黄。他听见一个个办公室的门打开,走出人来,然后一个个门被撞上,锁上锁。钥匙声音和干部们相互打招呼的声音顺着走廊渐渐远去。老几蹭着墙壁,想把裤腿蹭起来,看看自己的小腿怎么了,就像从膝盖下截走了似的。假如现在真要给他截肢,麻醉肯定是够的。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彻底的肢体麻木。他的两手被手铐锁在背后,每次蹭裤腿的努力都让他失衡,不是侧着倒下就是向后倒去。他听见这一房子对面的那排房子还有声响:咳嗽,打电话。那是机械科的办公室,老几也就来过场部三次,对场部的办公室分布记得清清楚楚。机械科的人走了以后,他就成了被遗忘的一件差事。明天人们看到他,才会想起来,怎么把他给忘了呢――好了,现在已经是双腿坏死,屎尿满身,浑身灰土的一件过时的差事。

他终于把裤腿蹭上去了,看到的不是腿,而是乌紫的两截棍棒,坏死已经开始了。

他一次一次蹬动没有感觉的腿,尽可能使血液回流一些。在几分钟的蹬腿运动之后,腿似乎有了点反应,温度升上去一点,感觉变成密密麻麻的细小活物,顺着血管从活着的大腿往下爬,爬得他的小腿开始发痒。复苏的无数小虫子一直爬到脚底板,奇痒难熬。他不停地蹬动腿,但力气在失去。从海拔低的地方回到三千多米的大草漠上,十多分钟的蹬腿运动已经让他濒临气绝。这是几个月自由流浪的一个副作用,他的肺活量和耐力退化了。

对面机械科那个打电话的声音还在继续,是在电话上给机耕队的某人指导一台拖拉机的修理。老几必须在那个人离开之前提醒他,自己是那件被西宁警察和保卫科交接了但还没办理的差事。趁着小腿部分地恢复了感觉,他转成侧身,向一张办公桌爬去。办公桌不够沉重,他想用背在身后的两手扶住它往上起身,但他的企图一再失败,只不过每次都要把办公桌往一面的墙壁移动一下。他不再徒劳,索性把力气花在推动办公桌上,只要它有两面抵住墙壁,就能承得住他的体重。

老几成功了。他现在非常怪异地直立,五分之一的身体被绳子捆成了木乃伊。他扶着办公桌计算,需要多少步可以跳到窗口。四步或者五步。五步。他要像大袋鼠一样双腿蹦跳,并且不能摔倒,摔倒他还得爬回办公桌,再撑着桌腿爬起站直。他无意中看见办公桌上有个茶杯,他用下巴把它打翻。这是藏民喜欢的砖茶,茶叶比水还多。他咂干了茶,吞吃着茶叶,牙齿挤出茶叶里的苦汁。茶杯出现的正是时候,他已经一天没有喝水了。

窗外光线抖动了一下,暗了,那是太阳最后往地平线下一沉。

正如他的计算,他用了五步跳到窗口。但最后一步他没有站稳,晃了晃还是向后倒去。只能再侧过身,以军事动作匍匐前进,侧身爬回办公桌。气喘如牛的老几在跟机械科打电话的人竞赛,必须在有关拖拉机修理的电话指导结束前冲到窗前。老几同时还寄希望于机耕队那个接受电话指导的人,他希望他笨一些,越笨越好,越是能把对面机械科打电话口授修理技术的人拖住,给老几赢得时间。老几扶着办公桌站起,把桌面上所有的茶叶舔舐干净,用牙齿把苦极的水分一滴不漏地挤出来,连同提神效用吞进肚子。

这一次他是分七步跳到窗前的。他总结了上一次的经验:步子太大必然跳得过猛,所以导致了落脚不稳。他此刻站在窗前,看见对面机械科的办公室确实只有一个门还开着。他怎么出去是下一步的难题。没有手,没有脚,剩下的就是一个头。窗子不高,窗台只达到他的胯骨,假如他用头撞碎窗子上的玻璃,运气好的话,那个人会被这种危险响动惊扰。但他的风险是,第一,头破血流以致破相;第二,被误会畏罪自杀。他不会自杀的。从干部们给刘胡子自杀的总结里他明白自杀是一种对抗性行为,是示威,是敌意的最后表白。一切敌意都可能给婉喻和孩子们找来进一步的麻烦。他看到她们生活得还不错,虽然离报上说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比较远,但天伦之乐还可以尽享,小笼包子还有得吃,他一对抗,她们连那一点享受都没了。

机械科的人挂电话了。老几看着他站起身,打开抽屉,拿出一沓公文纸,大概是顺手拿回家给孩子当草稿本用的。老几用头磕了磕玻璃,对方没有听见。就是听见他会怎么样?老几现在必须把自己闹成一个大响动,才会保住正在废掉的腿。腿成了废物之后,他要依赖别人的帮助蹲厕所,从现在一直到处决之前。他在流浪中做了许多人的“老先生”、“老伯伯”、“老人家”,让他把十多年监狱生活养出的厚颜丢得差不多了。他看着对面打电话的人走出办公室,开始锁门,他心一横就把头撞在玻璃上。他听见“砰”的一声巨响,眼前出现白亮的一片,亮光从一个大盆那么大迅速缩小,最后消失了,被红色替代了。红色把他眼前的傍晚刷上了红漆,红漆扩开,傍晚渐渐被挡住。一个声音在红色的那一边叫喊起来。

“你是哪一个?!”四川籍的机械干部觉得画面比较惊悚,声音都冒调了。

老几血头血脸地回答,他是哪个大队哪个中队的哪一个。不管是哪一个,也不能把他丢在空办公室里,让他的腿废掉。

“那你咋跑这儿来了呢?!”

四川人把手伸进玻璃上那个被老几的脑袋撞出的洞,顺着洞插下来,提起窗子的插销,把窗子打开。然后他纵身一跃,从窗口翻进来。四川人把老几的一双乌紫的小腿看了看,这里掐一把那里戳一指头,同意老几对它们的判断:这双腿确实很快要不得了。

“拜托首长你了,快去叫我们队的邓指导员来。”老几声音沉稳,为四川人压惊似的。

“是你妈啥子首长呦!”四川人说:“我是就业人员。五四年肃反的时候进来,五八年又释放了。解放前西华工学院毕业的。搞不赢了!等你们七大队接到电话,从那边骑马过来还要个把钟头。万一人家接了电话不来呢?”

他研究着捆绑老几小腿的绳子。同时又犹豫是否该先止住老几头上的血。室内已经昏暗了,他用手电筒照着老几的头,把伤口上和头发里的玻璃茬子捏出来。然后他回到自己办公室,拿来一个脸盆,一块崭新的毛巾,又从暖壶里倒出热水,给老几清洗了伤口。他告诉老几头发里一共有两个口子,问题不会太大,他正好有红霉素眼药膏,可以防止发炎。等他把老几脸上的血擦掉,他愣住了,愣愣地说:“就是你呦?好了得!……从这里头跑出去的,你跑得最远,你晓得不?”

老几说他不晓得。其实四川人孤陋寡闻,比老几跑得远的还有一个,是四大队的,用红柳根刻出一个公章,偷了场部的公文纸制造了介绍信。他一直跑到台湾,在对大陆广播的电台演说了好几个月,都是有关他作为劳改犯的经历,渲染夸张到极痛处,就会哇哇大哭。

四川人告诉老几,他是从通缉令上认识老几的。他这时开始替老几上药膏,因为专注而嘴唇半启,老几看着他满嘴的坏牙,以及两只手上给烟头熏染的黄指甲。

四川人找到了保安干部捆绑打结的窍门,手、脚、嘴并用,开始解那个结。一边解,他一边告诉老几,只要把绳子按原来的绑法绑回去,保卫科干部不会发现的。解下的绳子被他扔在一边,然后他把办公桌摆回原位,擦掉桌面上的零星茶叶。他扶着老几上了一趟厕所,又把自己的棉大衣留下来。他的方案是让老几盖着大衣睡一觉,他会在凌晨四五点钟来把绳子重新捆上去,只不过捆得松一些,同时他还会带一块玻璃,换下被老几的脑壳撞烂的那块。

老几对着正翻窗子的四川人身影道谢时,他头也不回地说:“谢啥子谢?我晓得我自己咋个进来的,就晓得你是咋个进来的了!”

保卫科的干事们是第二天八点半钟上班的。老几听见科长和那两个干事在隔壁低声谈话,其中一个干事用河北话开玩笑。老几记得他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的主人险些害死了他的两条小腿。门被打开了。在科长和两个干事看,老几动也没动过:昨天下班前给随便堆在墙角,现在还是墙角的一堆。没人发现窗子玻璃是碎了之后又换了新的,也没人发现老几头发里的伤口。就是发现他们也不会在意,流浪生活和西宁的警察都可能在老几头上留下伤痕。昨天捆绑老几的河北干事走上来,一脸讽刺的笑容问老几一夜过得如何。他先撩起老几的裤子,发现老几的腿还活着,懵懂了一瞬,意思是:怎么会还好好的呢?不应该啊!他站起来,踢了老几几下,脚头之猛,如同中锋射门。老几明白哪儿都能让他射门,只要把脏腑一带窝藏起来。于是他抱住自己,把脊背慷慨地亮给他。

科长吼叫起来:“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并没有人过来阻挡河北干事向老几身上继续进球。一直到老几“呕”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科长和另一个干事才上来拉架。给老几松开绳子的是科长,一个安徽人。安徽科长押着老几去厕所,让老犯人又重新学步,从关押他的办公室蹒跚到走廊尽头花了十多分钟。脊背也歪了,刚挨了几脚的地方大概是左肺。昨天的捆绑和今天踢的那几脚还是见了成效,流浪途中改善伙食养出的健康,以及人民误给他的体面这时全丢尽。站到了茅坑上,安徽科长给老逃犯开了手铐,然后掏出手枪站在老几对面。老几蹲在那里,却不知浑身该哪里使劲。办公室的干部们都来上班了,在便池上站成一排,互相打招呼,聊天。不时有人跟安徽科长打招呼,然后再好奇地伸头看看蹲在茅坑上的老几。还会夹着一两句议论:“就是这老家伙?”“够能跑的他!”“找到淀粉牧草的那个?”“还博士呢!”“在哪儿自首的?”“西宁?”

有一个干部(大概是宣传科长)指着老几演讲起来。

“不自首在外面也不好混;全国马上就要开始搞四清运动了!赶上运动,哼!……”他意味深长地收住话。

老几肚子憋得很胀,但就是释放不了自己。他让自己再努一把力,因为过了这次上厕所的机会,下一个机会不知什么时候再出现。在大家的打量和品评中,在人眼和枪口的瞪视下,他只想把自己蹲得矮小一点,偏偏他的个头很难做到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上班的时候厕所这么热闹。大家在方便的时候一定要找伴?这里让老几想起他过去的好日子里常去的会馆或俱乐部。他活受罪地蹲着,本来就给捆伤了的小腿和脚撑不住他的身体,要靠他一只手扳住茅坑与茅坑之间的水泥隔断,手指别无选择地扣在一道道干了的鼻涕或其他生理液体上。从人们的议论中,他渐渐听懂了一件事。也就是为了这件事自己挨了那个干事的阴毒捆绑。似乎不会处决老几了,首先因为他找到的那种草确实含有淀粉,尽管是一种漆黑、半透明、发苦的淀粉。古书上对这种草就有记载,叫它“白冷草”,药、食两用。其次,不仅不枪毙老几,场部还要宣传老几,拿老几作宽大自首者的典型事例中的典型人物。

老几蹲在茅坑上分析,保卫科在他逃亡的几个月里忙怀了,吃不好睡不足,常常颠沛几百里,到一个个收容所去辨认难民。现在老逃犯自首了,河北保卫干事明着出不了气,只能阴着整他,把他的腿整残。

老几的巡回演讲是自首后一个礼拜开始的。演讲稿子是场部宣传科一个年轻干事为他写的,说政府的宽大政策如何感动了老几这样一个罪大恶极、死不改悔、死有余辜的人。他一面结结巴巴地念稿子,一面得意自己的明智;他没有和婉喻见面是多么的明智!婉喻从来没有完整地得到过他的心,那些年她得到的,不过是他的一份贴近的存在,而他给她的连累却要跟她一生形影相随。假如他跟她见面,她肯定就会进一步被他连累。那他才真的“死有余辜”。他数着自己嘴里正在重复的字眼“死、死、死……”接下去该说“有余辜”了。老几边念稿子边想,中国话狠呐,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研究语言大半辈子,他发现在哪一种语言里都找不到同等量级的参照。哪一种语言都没有他自己的母语这么狠,这么解恨。死了还有余辜,难怪要灭九族,满门抄斩。他觉得自己割舍了和婉喻的见面不是明智,而是英明。否则他老几万一死了,还剩下的余辜,就要清算到婉喻头上了。

老几不仅在大草漠上巡回演讲,还巡回到西宁的监狱、看守所、少年犯的工读学校去演讲。一身囚服给他换成了崭新的,一头花白卷毛发也常常修剪,梳成个西北版本的洋式偏分,在他囚服的上衣口袋里,还给他插了支自来水笔,把他打扮成秀才犯人。巡回演讲了半年,老几每顿饭有菜有汤,腰围大了一圈,在方圆七百多公里的三四个劳改农场里成了名角儿。他在第一次念完宣传干事写的稿子就把内容背了下来,因此在以后的演讲中,他的脸藏在稿子后面,脑子禁不住地开小差。这不能怪他,对他过剩的脑力,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随着演讲越来越熟练,他脑筋开小差也开得越来越自由。他开小差的那部分脑筋总是在想河北干事的眼睛:它们从他那双从绳子下幸存下来的腿移到他脸上,眼神充满失望,对他自己没有致残老几而失望过度。河北人由于失望而涣散的眼神渐渐凝聚,让老几看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古训。

老几很快就要看到河北干事是怎样报仇的。

从巡回演讲回到七大队六中队之后,老几听说邓指调到刚刚成立的劳改分场去当政治部主任了。曾经跟解放军火拼的谭队长回到六中队既管行政又管政治。老几回到队上正赶上抢收青稞,收土豆。一天下午,那个河北保卫干事骑着马跑到田边来了。河北干事把老几叫到跟前,好像有什么急事要跟他说,却从他的大衣怀襟里窜出一只肥大的兔子。兔子一落地就向南跑,河北人用一个藏人的抛兜子扔出一块石头,打在兔子前面的路上,兔子调转方向便向另一头跑去。河北人跟老几说,愣什么呢?那是种兔,还不快追!老几跟着兔子追去,但不久就发现自己已经过了解放军定下的警戒线。这时候,河北人从另一个方向追过来,手上提着手枪,对老几说:“你磨洋工呢?跑了种兔我非毙了你不行!”

老几指着站成对角的两个解放军,结巴地表示他若再往前一步,那两支枪就会毙了他。

“他们敢开枪我给你顶着!我说是我要你去追兔子的!”他的枪口在五米之外对准老几。

老几只得继续他刚才追逐的方向追下去。其实这时兔子早已没了影子。老几突然悟到他活到头了。河北干事不是偶然出现在这里,他的计划不是今天才设计的,是从致残老几未遂那天早上就开始设计了。他精心编好的这个大圈套可以把他老几轻易干掉,干得不露痕迹,甚至不必自己沾手。他有过那样的逃跑前科,再次逃跑就是最省事的罪名,击毙他的动机无懈可击。

果然,解放军的两杆枪先后响起,伴随着两个不同乡音的叫喊:“站住!……再跑打死你!”

河北人的手枪也参加到解放军的射击竞赛中来。解放军第一枪是朝天开的。河北干事平时的打靶成绩不佳,所以两枪都没射中目标。老几向前一扑,趴倒在地上。河北干事气喘吁吁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并没有鲜血淋漓,便狠狠地但是轻声地吆喝:“起来,给我追兔子去!”

老几当然不能再给他接着当靶子,趴在原地哼唧着,想他再磨蹭一会儿,解放军就该追上来了,就算他给打死也会有眼证。否则作为再次逃亡,婉喻会受到天大的连累,他真是死有余辜了。

河北人却用枪口朝着他的后脑勺,从牙缝里挤出话来:“你敢违抗我的命令,我现在就打死你!”

枪口从他后脑勺移到他太阳穴,他眼睛的余光能看见枪口。眨眼间他就必须做出选择,是被河北人就地打死还是爬起来,向前再跑几步,在三把枪的子弹射线中争取那极狭窄的幸存可能。第三种选择是他立刻跟解放军解释,他并不在逃跑,而是在替这位保卫干事追种兔。但河北人可能在他开口前就开枪。假如他被河北人一枪干掉,就会从此被灭口。这件事的始末就永远也无法弄清。当然,河北人在事后解释的主动权大多了,事实可以因为他的解释而被全盘歪曲。河北干事有可能受到降级处罚。但对于已经死了的老几来说,没有任何利益可图。已经死了的老几还是会被作为逃犯而连累他的婉喻。那就像他一口气结巴出来的一串“死、死、死……”;死若干回也无法表达他对小女儿丹珏的顾念。

几秒钟后老几决定争取射击夹缝里的幸存。草已经开始枯黄,草籽都成熟了,落尽了,轻了的草穗子不再耷拉着头,都挺直穗梢,一根根草都比初秋时高了。这是对他有利的一点。他往前爬着,让河北人觉得他还会继续往前跑,实际上他想尽量拖延时间,使解放军赶上来。但他还没站起又倒下去,在草丛里借着微微下坡的地势滚动。河北人对前体育健儿老几一无所知,所以老几突如其来的横向移动让他傻了一会儿,再开枪时,已经不那么容易。深及大腿的草海把老几的身影大致淹没。

解放军已经赶到,问河北人“咋回事儿?!”

河北人指着老几滚动的方向说:“在那边呢!老小子又想跑呢!咋不开枪呢?!”

这时候老几紧贴地皮俯在草丛里,把他们的话都听见了。

现在不光是解放军赶上来,谭队长也赶了上来,也是手枪在前人在后,如临大敌地侧身冲锋。战斗英雄谭队长大声跟解放军叫喊,谁又吃饱了撑的在他当班的时候开枪。河北人此刻已把手枪子弹打光了,从当兵的手里夺过自动步枪,正要开枪,被谭队长把枪口猛地抬高。

谭队长问解放军和河北干事,老小子为啥要跑?解放军说不知道,他们就是看见他跑才开的枪。河北人说,老小子不跑为啥到警戒线外头来了?!谭队长对着老几藏身的地方喊话,问他好好的怎么又要逃跑。

老几趴在凹荡里不露头,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他一点儿也不想跑,是保卫干事命令他追种兔,他不得不跑。河北干事说老王八蛋太狡猾了!谁让他追兔子的?!老几不再说话了。看来他当时的逃亡给了这位河北干事很大的苦头吃,所以现在他铁了心要报复他。一个人铁了心要害你,你是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此刻那边收庄稼的田里热闹起来。有人喊:“往那边跑了!……从这边堵住!……”

两个解放军紧张了,往回张望,发现一大群犯人在田里跑动。谭队长也紧张起来,对犯人们猛吹起哨子。犯人们根本不理会,把刚装了麻袋的土豆又倒出,土豆四散乱滚。一个解放军往吵闹的地方跑去。

只听一阵欢呼:“逮到了!逮着了!”

谭队长大声斥骂:“操你妈的逮到什么了?!”

跑到一半的解放军回答说是犯人们逮到了一只大肥兔子,已经在一麻袋土豆上给摔死了。老几心想,这下物证和眼证一块给灭了。谭队长向老几的方向走来,一面斥骂老几这个老不是东西的,还没害六中队害够?逃跑了几个月,六中队的队干部连探亲假都给取消了,他个老不是东西的倒是四处风光,顿顿两个菜一个汤!老几心里说,错了,三个菜一个汤。

河北人拿着解放军的枪,一副准备射击的姿态。谭队长走到老几趴着的凹荡前面,用脚把老几跑掉的帽子勾起来,又用脚直接甩了老几两脚。老几说土豆田里犯人们逮到的那只兔子如果是种兔的话,就可以证明他不是逃跑,而是接受了命令去追价值不菲的种兔。

谭队长朝狂欢的犯人们叫喊起来,问他们逮到的是不是一只种兔。犯人们说是的。谭队长又说,谁也不准动兔子一根毫毛。犯人们回答说,对不起,这道命令下得太晚了,兔子已经没毛了――连皮都给放在火上烧了。河北干事不动声色,嘴角翘起两撇得意――物证销掉了。

河北干事和老几在六中队的队部办公室开始了对质。河北人不管老几的陈述多么合逻辑,就是咬定老几是借追兔子逃跑。谭队长说:“那好吧,先关两天黑屋再说吧。”

河北人亲自押解老几进了那间一大半沉在地下的黑号子,枪口毫无必要地抵住老几的颈窝。

根据我祖父的记载,我能想象出那个黑号子。一个叫做左之辉的汉口人1961年春天就死在这黑号子里。他也是1954年肃反的那批犯人中的一个,罪行是偷听敌台并传播美蒋反攻大陆的消息。一次在青稞地里播种的时候他跟一个干部顶撞起来,当时的队干部是个刚从福建转业的残废军人,在田头组织了批斗会。他把会场交给加工队掌握,自己骑马去检查各块田地的工作。谁都知道,他这样做是放手让加工队体罚,事后他再跟加工队来一场“周瑜打黄盖”。加工队找来一根绳子,一面把汉口人往电线杆子上吊,一面问他看见台湾和美蒋没有。汉口人很蠢,对加工队的“刑罚杂技”挺配合,一口一个“看不见!”绳子便一直拉,左之辉给拉到电线的高度,绳子松了,加工队员们说,那就算了吧,等哪天建了瞭望台你再上去望蒋盼美吧。左之辉摔落在草地上,骨头并没有如加工队所期那样被摔断。当晚他被送进黑号子,第二天早晨送早饭的执勤犯人发现他已经死了。

还有一次黑号子关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那是1959年,来了一大批新犯人,都是叫做右派机关干部。老犯人一般见了新犯人就像蚊子闻到血一样,一窝一团地扑上去。所有的新犯人都急于想听到当地气候和该监狱生活条件的介绍,马上跟老犯人开始了紧密接触。等到老犯人离开,百分之八十的新犯人都发现自己的东西丢失了。他们向管教干部反映情况,干部们让新犯人到老犯人里面去辨认,被辨认出来的就关禁闭。所有犯人很快发现,当了贼反而合算,不需要下地和上砖窑干重活儿,每一天都成了礼拜天,躺在帐篷里补觉。于是产生了一大批窃贼。人人都明火执仗地偷别人东西,而被偷了的人也不去告状,以免让那人先占有了禁闭的名额,只是设法再去偷别人的。丢了牙膏的人不去偷牙膏,而去偷大号搪瓷缸,因为大号搪瓷缸可以烧煮吃的,利用价值比较高,所以一个大瓷缸可以换到一块旱獭皮,而一块旱獭皮能剪出一对防寒鞋垫,这样的防寒鞋垫可以换三管牙膏。盗窃风暴席卷各个号子,为了被惩罚去坐禁闭。干部们只得调整对策,把偷得最厉害的窃贼关进黑号子。被关进去的时候干部数了数有九个贼,一个礼拜放出来之后,干部就没有再数人数。此后好几天的早点名,干部们也没有在意少了一个人,以为其他干部作了主把那个人继续关黑号子。到再次把某人关进黑号子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留下了那群贼当中的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死了的是个贼王,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偷窃其他贼的馒头,而那八个贼也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揍他。大家都认为黑暗里出拳头出脚反正没人看见,于是就把贼王给揍死了。

1964年夏天,老几被河北干事塞进了黑号子。虽然在梁葫芦临刑之前,老几下过黑号子,但此刻对于它的黑还是大大震惊。它可真黑。那黑触在你脸上,手上,是柔软的,冷冰冰的。一顿饭和下一顿饭的间隔,就是你唯一的时间计算坐标。第一天的第三顿饭吃过,老几就要进入一段更长的黑暗,这就是夜晚。老几觉得自己身体和形状被灌注在黑暗里,就像一个琥珀,一旦被取出,人们会看见一个丑陋的老人琥珀。再过一阵,他又觉得黑暗灌进了自己,灌进血管和肌肉,灌进了五脏六腑。

第三天过去,老几习惯了一些。他对自己的伸缩性非常自信,觉得如果要在黑号子里长住,就不该无所事事,而应该接着写作他的散文或随笔了。

老几在黑号子里吃了九顿饭之后就开始盲写他的随笔了。就像棋手下盲棋一样,他盲写的遣词造句以及段落同样在脑子里铺设得清清楚楚。所有润色修饰都是在脑子里进行,一稿和另一稿绝不会弄混。

十多年来他给婉喻写的每一封信,都在他脑子里存了档;每一封信都有两个版本,婉喻收到的,也就是被××信箱后面那些眼睛看过的,是公开版本,而对称每一个公开版本,都有一个私房版本。在黑号子里他写的就是跟每一个公开版本对称的私房版本。比如说1954年秋天,他糊里糊涂被投进提篮桥监狱,不久给婉喻写了封信,公开版本上他请婉喻送几件必需品到监狱:三条短内裤,一条长内裤,一盒万金油,因为常常被蚊子咬。还写到重阳节忘了去看看恩娘的坟,让孩子们替他去补上一次坟。最后他说,小女儿丹珏问他考大学该主修什么。那时他建议她主修文学。但他改变主意了,建议丹珏学生物。对称这封公开版本,他在黑号子里盲写给婉喻的私房版本比较抒情,说被捕后的几天他常常想到最后跟婉喻的告别:婉喻怎样跟着他从楼上书房出来,又怎样跟着他一步步下楼梯,最后又怎样被警察挡在楼梯口。他回头的时候,看见她手里拿着他的那双进口羊皮拖鞋,还以为舒服惯了的丈夫到任何地方都离不得这双舒适的拖鞋。婉喻那样拿着他的旧拖鞋站在楼梯口,使他相信他一定会归家。

老几不紧不慢地踱步,从黑暗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思维奔放让他享受。他现在的境况是笛卡尔求之不得的。把思考当成最大的事来干的笛卡尔为摆脱串门的朋友,把家搬出了祖国法兰西,搬到荷兰。他以为在陌生人的国家他会被遗忘,从而把专职的思考进行到底。但新的熟人还是不可避免地在荷兰积累起来,因此他不得不持续搬家,以躲避熟人。所以到他离开荷兰的时候,笛卡尔一共搬了二十四次家。对比笛卡尔的无奈和不自由,老几对自己在黑号子里获得的思考自由非常满足。没有一个人比此刻的老几更能体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了。柔软微臭的黑暗中都是他的“思”,他的“在”;他跟自己的“思”和“在”简直肩擦肩,头碰头。他决定从那一天就开始给妻子冯婉喻写一本书信体的随笔。每次写给婉喻的信里,他真正要说的话都无法说,但他都把那些话存进了记忆。

黑号子的洞口每到早晨打开一次,然后便桶和早饭盆在洞口进行交换,等于一次体外的生理循环。有一天,在进行这个体外循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合过眼了。不间断的黑暗把他的身体和精神功能弄混乱了,所有的能量都提供给了越来越奔放的思维。一个思路和另一个思路竞赛,不久就有十多个思绪在赛跑。这些思绪把他变成了一支多芯的蜡烛,同时燃烧,疯狂地消耗他。他盲写的句子和段子落在无限的黑暗上,黑暗可以无止境吸收他盲写的成果,无论他写出多少,立刻填进了无底的黑暗,立刻被黑暗消化。每次他筋疲力尽地倒在芨芨草铺位上,闭上眼睛,希望思维停止喷射,希望所有蜡烛芯一同熄灭,但他发现自己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大大地睁开,盲写的句子一个追逐下一个,头一个尚未落定,下一个已经插进序列。

这以后,老几不再有困意,也不再有胃口,对于寒暖的感受也迟钝了。除了在黑号子里来回踱步,疯狂盲写,就是坐在草铺上歇一口气,接着再疯狂盲写。他从记忆里的一摞稿纸盲写到另一摞稿纸,就像一个盲棋棋手同时下五六盘盲棋。他从来没有好好地告诉婉喻,从重庆回上海的大迁徙是怎样的局面,此刻他有太阔绰的时间来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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