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十一点十五分了,他们还坐在克里斯丁堡的办公室里。微风清凉地吹送着,小雨滴落在窗上。

马丁·贝克桌上散布着二十张照片,他把其中十九张推到一旁,只顾用放大镜研究有罗丝安娜·麦格罗的那一张,大概有五十次了吧!她看来正和他所想像的一模一样。她看起来相当健康而警觉,而且丝毫不知道她只剩三十六小时可活。她左手边就是A7号舱房,房门是开着的,但照片上看不出房内的摆设。

“你知道,我们今天真算走运。”柯柏说,“这也是我们接这个烂案子以来的头一次。每个人早晚总会有一些好运的,我们的好运可来得真晚。”

“我们也碰到了些坏运。”

“你是指,她是和两位聋了的老人及三位半瞎的老妇人同桌吗?那可不是什么坏运,只是平均率的问题吧?我们现在该回家睡个觉,我可以载你,还是你宁可满心欢喜地去搭地铁?”

“我们该先打个电报给卡夫卡,其他的内容明天在信中说明。”

半小时后他们做完了,柯柏在雨中开得又快又粗莽,但贝克并不紧张,尽管平常搭便车时他的心情都会变差。他们一路上都没说话,直到车子在贝克家门前紧急停住,柯柏才说:

“现在你可以上床好好想一想吵!再见。”

马丁·贝克穿过他女儿房间时,整个屋子已寂静无声,但他却听到房内传来音乐声。她一定是躺在床上,开着收音机。当他还是小男孩时,也曾经躲在毛毯中,用手电筒读冒险小说。

厨房餐桌上零星放着面包、奶油和乳酪。他弄了一份三明治后,打开冰箱找啤酒喝。一瓶也不剩。他站在水槽边,用半杯牛奶囫囵吞下这顿够省的晚餐。

接着他很小心地进入卧房,走到床边。他老婆半睡半醒地转向他,好像要说什么。他控制住呼吸,静静地躺下。几分钟后她的呼吸又渐渐平稳自然了,于是他放松四肢,合上眼睛开始回想。

罗丝安娜·麦格罗出现在旅程刚开始的照片上。此外,这叠照片还可清楚指认出另五人的身份:两对军人夫妇和寡妇列伯莲娜。他想应该很容易再找到二十五至三十组的照片,其中大部分都比这组张数多。每个不可能的对象都会被剔除,每张照片都会经过仔细检查,以确定他或她所认识的照片中人的身份。这要费点力气。最后,我们就可以描绘出罗丝安娜·麦格罗的生命最后之旅,她这趟旅程将会像一段影片一样,清晰地在我们眼前播放。

这工作有一大半要靠卡夫卡了。旅客中有八人散布在北美洲各地,老美蛮喜欢用底片的,可以说以此出名。还有,除了嫌疑犯之外,如果有别人与这个林肯市来的女人有接触,很可能正是同国籍的人。甚至我们可能该在搭船的美国人中努力找出嫌犯才对。搞不好哪一天,他会接到卡夫卡的电话说:“哈,我毙了那个王八蛋!”

想着想着,马丁·贝克毫不费力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还是雨天,天空灰暗地洒着小雨滴,秋日最后的枯叶,悲伤地贴在屋外墙上、窗玻璃上。

八成是马丁·贝克昨晚的思绪传送给卡夫卡了,贝克收到了他简短的电报:

把所有资料寄来。

两天后,从不忘记任何事的米兰德,手拿着烟斗冷静地说:

“乌里·米尔登柏格现在汉堡市,而且会待整个夏天。你要录他的口供吗?”

马丁·贝克想了五秒钟。

“不必了!”

他本来很想马上加一句:“记下他的地址。”但是终究没说出口,只是耸耸肩继续做自己的事。

这些日子以来,他变得很少说话。而对这个案子愈抽丝剥茧就愈发现,调查工作必须遍布全球。刚开始他和莫塔拉的艾柏格建立了“热线”;之后,他们发现涉案人员像阳光一样,照落在世界地图的各个角落,从北半球的北开普到南半球的德班,向东则到安卡拉;没多久,又发现被害人背景和最重要的线索,来自西边六千英里林肯市的卡夫卡警官,而且现在还得靠卡夫卡协助,对遍布美洲大陆的相关人物作调查。

有了这么多协寻人员,难道他们还揪不出谋杀犯绳之以法吗?不幸的是,就逻辑上而言,的确没办法。马丁·贝克处理过的另一宗强奸谋杀案,留给了他痛苦回忆。那宗案子发生在斯德哥尔摩近郊的一间地下室,案发不久尸体就被发现,不到一小时警方已赶到现场。歹徒留下了脚印、烟蒂、火柴和许多杂物;此外,他还用特殊、乖僻的手法处理过尸体。但是他们总是没法子速到他。他们原先很乐观,却随着时间消逝转而对自己的无能愤怒起来。所有的线索仍只是线索。直到七年后,歹徒再度因为企图强暴而被捕,才在审讯中因为精神崩溃,而承认了这宗谋杀案。

那件案子在七年之后迟来的结案,对马丁·贝克而言,只是一个意外的小帮助。但是对他一位年长的同事可是重要非凡。他还记得很清楚,那位同事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加班到深夜,重复第五百次、或许是第一千次地翻阅所有的口供和资料。贝克常在意外的时间和地点遇到这位同事,后者本来应该是下班或放假了,却留下来想找新的角度,切人这个差一点成为他生命悲剧的案子。还好后来他病了,并且获准提早退休,但他仍不死心,继续追踪嫌疑犯。直到最后,某个没有前科、也从未被列入任何嫌疑名单的人,在张口结舌的荷兰警方面前,泣不成声地坦承七年前的勒杀案,这件案子才算结束。马丁·贝克有时怀疑,这么迟来的正义,是否真给这位老警探带来心灵的平静。

而这件案子也有此可能。但是地下室那个女人是个没有家、四处游荡的社会边缘人,可联想到的嫌疑犯就和她皮包里的东西一样多;但罗丝安娜·麦格罗并非如此。

贝克一边等着消息,一边放任思绪汹涌。

在此同时,莫塔拉的艾柏格,一再向当局坚持要派蛙人把运河河床地毯式地挖掘检查一遍。他已经很少亲自打电话给艾柏格,但随时在电话旁边待机。

过了一周,卡夫卡又传了一份电报来,讯息神秘而惊人:

你们可能随时可以休息了。

贝克拨电话给艾柏格:

“他说我们可能随时可以休息了。”

“他大概知道我们很需要吧!”艾柏格说。

柯柏不表同意:

“这家伙真短视,他犯了所谓的直觉病。”

米兰德不发一言。

又过了十天,他们收到了大约五十张照片和约一百五十张底片。其中大部分都照得很差,而且只有两张有罗丝安娜·麦格罗。两张都是在里达尔摩港拍的,而且她都是独自一人站在A舱的甲板上,站的位置离自己的房间不远。其中一张显示她弯腰抓右膝盖,但仅止于此。他们又辨认出二十三名乘客,使已被辨认的乘客总数达到二十八人。

米兰德负责将照片仔细分类,他完成后交给柯柏,后者再将它们依时间排序。马丁·贝克在一旁看了又看,但却好几个小时不发一言。

几天后,又收到好几打照片,但这回里面都没有罗丝安娜·麦格罗。

另外,安卡拉方面终于来了一封信。其实第十三天的清早,信就在贝克桌上了,但又花了两天将信送给土耳其使馆翻译。与先前预测相反的是,这封信似乎代表了这一段日子以来最大的进展。

有一位土耳其乘客是二十二岁的医学生,名叫吉尼斯·弗拉特,他说认识照片中的女人,但是不知道姓名和国籍。在经过一位有着估屈聱牙姓名的高阶警官主持了一场“强制审讯”之后,古尼斯才招认,他曾经认为这女人很有鞋力;而在旅程第一天,和她用英文做过两次口头搭讪,但是她没有反应,也就不了了之。证人并记得,稍后看到她和一个男人走在一块,所以认为她已婚,只是偶尔独处罢了。证人对这男人的外貌只记得“个子相当高”。在旅程的后半段,古尼斯就没见过这女人了。

证人的叔叔,则是同一位警官以“非正式”的审讯录供。他说他一路上一直很注意侄子的言行,每次绝不让他单独离开超过十分钟。

使馆还加注评语说明,这两位旅客都来自高尚而富有的家庭。

这封信并不令贝克惊讶,他知道早晚会收到这种内容的信。现在他们又往前跨了一大步。而当他在整理资料以便寄到莫塔拉时,脑中一直在想像土耳其警方高阶警官的“强制审讯”是啥模样。

过了一会儿,柯柏已从容地在处理这档消息:

“土耳其人?我听过他们的手段。”

然后开始找照片清单。

“照片编号二十三号、三十八号、一百零二号、一百零九号……”

“够了。”

马丁·贝克翻寻这一叠照片,直到找出一张两人都清楚的。他注视那位做叔叔的白胡须好一会儿,再转到古尼斯·弗拉特,他的身材短小、穿着体面,有着黑而短的胡须和均衡的五官。他并不是没有魅力的男人。

很可惜地,罗丝安娜·麦格罗显然不这么想。

从他们想出搜集照片的主意以来,现在已经是第十五天了。他们已能指认出四十一位乘客,并且多获得两张罗丝安娜的照片。两张都是船停在运河中拍的,其中一张,罗丝安娜出现在背景中,既未对焦又背对着镜头;但在另一张则照到她的侧身像,她倚着栏杆向上斜视着太阳,背景是一座铁路桥,照片中的她离死亡只有三小时。她的黑发飘飘,嘴唇微张,好像刚打完呵欠或正要说话似的。马丁·贝克用放大镜看了很久才问:

“谁拍的?”

“一个丹麦人。”米兰德回答,“怀贝克·安达,她从哥本哈根独自来旅行,也住单人房。”

“找出她所有的资料。”

半小时后来了一颗炸弹。

“有一封美国来的电报。”一个女人在电话另一头说着,“要念给你听吗?‘昨天挖到一个金矿。十卷八厘米的彩色影片和一百五十张照片。你将看到罗丝安娜在其中出现多次,她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气质。泛美航空保证周四可送达斯德哥尔摩。卡夫卡。’要我翻译出来吗?”

“不,谢了,这样就好。”

贝克跌坐回椅子中,拨了拨头发看看桌历。今天是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

外面寒冷刺骨,还下着雨,应该很快要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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