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证人在案发初始的首次陈述总是更接近于事实,更能反映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发生,因为那时候,关于案情的理论尚未形成,办案者的询问多为“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少有框架,少有启发,少有“请你再仔细回忆回忆……”等到了法庭上,他们的故事已历经修饰雕琢,去掉了参差,去掉了棱角,去掉了任何与理论的不符之处。

文中引用了一个例子,讲冯·普罗家的司机查尔斯·罗伯兹曾在法庭上谈到,他多次开车带桑妮到各个不同的医生处开药,又到各药店购药。后理查德·库尔作为公诉方的反驳证人出庭时,便掏出自己的笔录引经据典,指出查尔斯现时和当时的不同说法。

可见,当证人证词于公诉方不利时,“库尔笔录”便成了为他们抵挡攻击之“盾”,反之,则被充作了刺向对方之“矛”……

因此,我们认为有理由相信,“库尔笔录”作为本案的第一手资料,不仅能使被告方陈述的案情更加完整,更加合理,更与事实相吻合,亦可能有助于双方探索本案真相之努力……

如此长篇大论其实只有一个意思:被告方要求法庭“以传票强行索取”(也叫subpoena)库尔笔录。

同年,桑妮母亲艾特肯老夫人逝世。在她临终前修改的遗嘱中,老太太剥夺了小孙女科西玛·冯·普罗的全部继承权,因为这位16岁的姑娘“坚持站在父亲一边”。科西玛的3000万美元由安妮·萝琳公主和亚历山大王子平分,将他们各自的遗产继承总额增加到了4500万美元。

又经过了整整一年,1984年4月27日,星期五,州最高法院终于下文否决了“冯·普罗案”的一审判决,并责成下级法院对案子进行复审。很快,“德肖维奇团队”收到了他们盼望已久、为之奋斗已久的“库尔笔录”。

亚伦·德肖维奇教授对“库尔笔录组”的指示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找出证人们首次提及胰岛素的时间。

一周后的团队会议上,众成员听取该组汇报。

理查德·库尔关于本案的第一次访谈是与冯·奥斯勃格姐弟,时间为1981年1月5日,即桑妮“永久性昏迷”两周后。在谈到黑皮匣子时,姐弟俩称“女佣在他(即克洛斯·冯·普罗——笔者注)的旅行包中看到了一些药瓶”,其中有“安定和几瓶处方药”,没有提到胰岛素和注射器。

三天后,1981年1月8日,理查德·库尔找到玛丽雅·辛拉翰姆,女佣对她两次发现的黑皮匣子内容物描述十分详细。

第一次,1980年2月,玛丽雅说:“有安定和一些处方药……包括粉末,液体和药片……所有的标签上都印着‘佐托马药店’,还是当时的地址,在曼笛森和75道路口,现在搬到了曼笛森路和77道、78道之间。处方医师:罗森伯格。患者姓名中有一个是克洛斯·冯·普罗……其他的不认识。”也没有提到胰岛素和注射器。这段话与玛丽雅的法庭证词相符。

关于11月底,玛丽雅对黑皮匣子的第二次发现,亚伦·德肖维奇教授后来在他的《逆转》一书中抄录“库尔笔录”原文如下:

1980年11月(感恩节)——星期日,纽约第5大道公寓。在克洛斯的匣子里看见同样的物品,叫来亚历山大。但是没有标签——全都已经被撕掉!!

还是没有提到胰岛素和注射器。对照玛丽雅自己在第一次庭审时的证词:

史蒂文·伐密利提:那上面有标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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