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志摩跨上双层有轨电车,到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去听前段棋瑞内阁的司法总长林长民(宗孟)的演说。

他向邻座的一位老人:“坐在中间的主席是哪一位?”

“GalSWOrthy Lowes Dickkinson。”

“啊,是狄更生先生吗?”志摩差点要跳起来了,“《Letters FromChinaman》和《A Medern Symposium》的作者?”

老人点点头,把手指竖着搁在嘴唇上“嘘”了一声。

志摩心头一阵狂喜。他早就十分景仰这位熟悉华夏文化的著名学者了。他热烈地盼望结识狄更生。

演讲结束后,志摩找到了早些时候结识的林宗孟:“老伯,您能介绍我认识狄更生先生吗?”

“可以,”宗孟说,“我想法找一个机会吧。志摩,欢迎你到我家来聊聊。”

第二天,志摩就赶到在伦敦西区一条僻静街道上的林宗孟家去。

铃响了,门开了。

志摩的眼睛灿然一亮。

一个少女站在门里。——走进她的双瞳的,是一个身穿长袍、腋下夹着两本书的中国青年:颀长秀挺、俊逸潇洒,脸上带着纯真谦和的微笑,自有一种超凡绝俗的气度。

志摩的心“别”的一跳。他真想取下眼镜,把镜片拭擦一下再仔细端详面前的这位少女。

他觉得自己恍在梦中,见到了拉斐尔圣像画中的天使。她,乌黑的头发和眸子,年龄不大,却有早熟的深沉,聪慧横溢的神韵。

也许只是瞬间,这默默的对视已在彼此心底烙下了终生不泯的印记。

两人的脸都红了。

“您……找谁呀?”纯正的北京话,那么的悦耳。

“宗孟老伯在家吗?”志摩感到自己的舌头发僵了,官话里的硖石口音顽固地占了上风,他分外恼恨自己。“我姓徐,叫徐志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

粉颊上显出了酒窝儿,微笑里一点也没有挪揄。

“爸爸出去了。不过,请进吧。我早听说过您了。”

“我……还是……改天再来吧。”志摩踟蹰着,不知如何是好。

“他去邮政局了,要不了多久的。您进来坐会吧。”

接着中国习俗,茶沏上来了。

“我该叫您志摩大哥吧?我叫徽音。爸爸叫我徽徽。”

“我也可以叫你徽徽吗?”拘束感像瓷盖碗里冒出的热气,一下子消失了。

“嗯……”徽音微微噘嘴,好像在郑重考虑,“今天……不可以。

我们刚认识呢。下次见面,您就叫吧,只要您愿意。”

“好,下次就叫你徽徽,一言为定。你,以后叫我徐兄好啦,叫‘志摩大哥’多费劲!”

“没听说在这上面也图省力的。”徽音笑了,那么的欢愉。

“听宗益伯说,你文学功底很深……”

“嗯……”徽音摇摇头,“您不要第一次见面就找恭维话来讨我的高兴。这样,我要觉得您是个俗人了。”

“真的,宗孟伯真说过的呀!”

“这个爸爸呀,真要命,也不怕人笑话。我相信他会对您说的。

其实,这也是自负罢了。”

“宗孟怕是天下第一个不矫情、不作伪的人。我相信他说的是客观的。没有人比他具有更犀利的洞察力和更睿智的判断力了。”

“好个马屈精!”徽直喊道,接着,她又低下头,“不过,您可真是聪明透顶。我还没有遇到过像您这样深刻地了解他的人。真的。

您跟他认识还不很久呢。”

“哟,你也是马屁精!”志摩也喊起来了。

两颗心在迅速地奔近,像两辆相向而驶的特快列车。

志摩告辞时,已是掌灯时分了。宗孟先生还没有回来。他们只感到时间过得太快。道别时,徽者说:“欢迎您常来作客。下星期一下午,狄更生先生要来喝茶。您也来吧。”

“好,我一定来。喔,宗孟怕不会感到我太冒失吧?”

“不会不会!他才喜欢您哩!”

“是吗!”

“谁骗您!”

“再见,徽徽!”

“再见,徐兄!”

这一晚,一向倒头就呼呼熟睡的志摩,失眠了拉斐尔圣像画中的天使,漆黑的眸子,粉颊上的酒窝儿,清朗的笑声,隽永有味的谈吐,一直在他的脑际旅绕。直到东方天际泛白前,迷朦中,他似乎看到海涅若隐若现在云端里,用节奏铿锵的日尔曼语吟诵道:

曾经有一个温柔的幻影,

来向我灰冷的生活靠近……

(九)

第二天,志摩又到林家去了。

哪儿吸引他,他就一个劲儿地往哪儿跑。

幼仪不干涉他的行动。他也从不考虑自己行动的影响。

“双栝老人”林宗孟以长辈的慈爱和挚友的热情欢迎他。这是一位历经宦海浮沉、厌倦政态诡变的长者;他看透了军阀弄权的恶政,只想回复自己书生逸土的生涯,就弃官离乡,邀游四海,一年前携同他的“唯一知己”、十七岁的女儿林徽音,到英国小住,演说讲学,传播华夏文化。

跟这位妙理横生、充满活力,毫不娇揉、谈锋锐健,最能理解青年、精于文学艺术的忘年老友以及天份极高、才华卓异,他读诗书。

感情细腻的少女作倾心长谈,对志摩来说,真是一种陶冶长进的良机和莫大的精神享受。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接连数天,志摩在

林家的客厅里度过了几个终生难忘的夜晚,他只感到自己的心智像经春霖润烧的嫩笋,拔节而上,直入人生真谛的奥堂。而且,几天,只有几天,他已跟徽音熟悉得、接近得、相知得就像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友伴了。

星期一下午,上完一节课后,他又兴冲冲地赶到林家。刚步入客厅,他一眼看到坐在沙发里的白发现须的狄更生。

“噢,志摩来了!介绍一下:狄更生先生,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的学术委员。”林宗孟站起来,用纯熟的英语对志摩说。

志摩上前一步,优雅地向狄更生深深一鞠躬。

“这就是徐志摩,我的可爱的小朋友。”

狄更生站起来,满脸堆笑,向志摩伸出手。“认识你很高兴。

林先生最喜欢谈的话题也许就是关于小朋友徐志摩了。”

志摩双眼放光,双手紧握狄更生的手。“我会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时刻。我相信它对我的一生将产生重要影响。”

“嗬,多妙的辞令!”狄更生眨着眼睛,转向林宗孟,“如果它不仅仅是对我的奉承的话。”

“志摩是个真诚的孩子。他是您的崇拜者。”

“真的吗?那么,你就是我生平所拥有的第一个和唯一的崇拜者!”狄更生又一次跟志摩握手。

那种用特有的诙谐形式表述出来的谦逊,是英国学者的典型风范,这位志摩深为倾倒。他用同样流畅、纯正的英语答道:“那是因为您站得太高,看不到尘寰向您顶礼膜拜的芸芸众生。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说,是仰之弥高。”

“但是,孩子,不要把人当神。”狄更生收起笑容,伸出一个手指,做了一个警告的动作,“我们心中唯一的神应该是我们终生孜孜不倦寻求的真理。”

“但是,人们也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崇拜引导我仍接近真理的人。”志摩又说。

“好啦!会见仪式到此结束!”坐在宽阔的橡木窗台上的徽音纵身跳了下来,给志摩倒好茶,又端上一份草莓和饼干,“请用茶!”说完,又坐回到窗台上去了。

喝茶,是英国社交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每天下午,几乎所有上层社会的绅士和太太、小姐,都在自己家里或朋友家里喝茶。

茶是媒介,依靠它,交换见解、信息,增进了解、友谊。

“徐兄,您没有听到,刚才狄更生伯伯在大谈帽子呢。”徽音笑着说,“真是帽子的哲学,哲学的帽子!”

“我刚才说,我非常欣赏中国的那种圆顶小帽,”狄更生兴致勃勃地对志摩说,“西方人的帽子千态百姿,竭尽怪异之能事,但它们都是装饰,是遮掩愚蠢的脑袋和丑陋的面孔的装饰品。你们的圆顶小帽,那么单纯,朴实,一到头上,人的性格、气质、精神就完全呈现出来了。从帽子上,我也能看出东西方文明的不同性质。你们的孔子、孟子的学说要比亚里士多德、洛克、黑格尔的深奥得多,朴素得多,实际得多。”

“狄更生先生也许是当代最崇尚华夏文明的欧洲学者了。可是,我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中有它颓废、衰败的一面。我在此间的几次讲演中从来不讳言这一观点。”

“这个观点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狄更生沉思地用手指轻叩,额头,“颓废,是心理和精神的形态之一种,如果它获得了精妙绝伦的表现形式,就不能说它不是不朽的。”

“然而它终究不是推进历史的积极动力。”林宗孟说。

“您是正确的。可是,您不是指时代价值而言,而是指历史功用而言了。”

“瞧!一个头顶牛奶罐的姑娘,身材多么窈窕啊,走路姿态美极了!”徽音插进来说。她不希望爸爸和狄更生伯伯吵起来,尤其是今天。他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虽然他们是极为投契的好朋友。

志摩放下茶杯。“狄更生先生,上次去中国,可曾收集几项您

喜爱的中国帽子?”

“收集了,带回来好几项呢,可是一到伦敦,就被朋友们要去了,他们都爱不释手。一位老伯爵甚至戴了它去参加舞会。我自己却一项也没有了。”

“我写信回去,让家里给您寄几项来。”

“谢谢。请预先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

“啊,这辆汽车好像是上一世纪的,真好玩!”徽音对着窗外喊道,又转过头来,“狄更生伯伯,徐兄送您中国帽子,您该回赠他一项英国帽子吧。”

“高顶礼帽,法蓝绒便帽,还是嵌金丝睡帽?”

“我代他回答,”徽音抢着说,“他要黑色的方帽子。”

“哦,是这样!志摩先生,我想给您一个提议。”狄更生用他那炯炯的双目注视着志摩,似乎直窥他的肺腑。

“谢谢。我多么愿意聆听先生的导引。”

“我要说的是:您是一个诗人。”

“啊!您也这样说!美国的汉金斯教授也这样说过!”志摩击掌惊呼道,“可是,这不会是一种调侃吧?我可是连一行诗也没有写过呢。”

“您虽然没有写过诗,但您却诗趣横溢。”

“气质是诗,谈吐是诗,举动是诗,连呼吸也是诗……”徽音调皮地甩动着双腿说。

“徽徽!”宗益笑嗔道:“不要淘气!”

“志摩先生,我看,您不必再在跟你的气质性格不合的政治经济学上浪费精力了!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想介绍您去牛津或剑桥学文学。你将在那古老、庄严、肃穆、深沉的氛围中真正找到和认识自我,看到人类又明变迁、发展在一些伟大的心灵上的折光……不当的抉择是人生的莫大错误。”

“哦……”志摩抬起头,双眼似乎穿过了墙上的壁炉注视着遥远的地方,“……到了伦敦,我的确感到政治经济学踉我的气质天性是格格不入的,就像欧美的政治思想和改造社会的方案之于国的政局现状那样地格格不入……这样学下去,也很难有所成就……”说着,他起身在室内踱起步来,“自从认识了西滢和徽徽,我接触了英国文学,说也奇怪,我发觉自己就像溶质遇到了特定的溶解液,全身心都溶融在其中了……”

“哟!我可没有用角匙把你像粉末似地一匙一匙投进液体里去……”徽音用着优美动听的英语说道。突然,她又转身对着窗外人声喊着:“格林!给我那一束紫罗兰,就放在门廓里好了!”边说,边掏出两个便士扔了下去。

“徽徽,安静点!”宗孟又开腔了,语气中怜爱多于呵责。

“好吧!去牛津或剑桥!读文学!”志摩突然停步,决然说,“不过,这要辜负爸爸的一片苦心了。也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爸爸总能原谅我的!但是,牛津……剑桥……我都很陌生,不知哪一所学校更合适?”

“去剑桥吧!Cambridge,多悦耳的名字!拜伦的母校呵!那是个出诗人的地方!”徽音伸出双臂,像朗诵似地高呼。

“好!去剑桥!去剑桥!Cahanbridge!拜伦的母校!”志摩手舞足蹈,长袍的下摆飘拂起来,活像一个第一次见到耶路撒冷圣殿尖顶的基督教徒。

他向徽音望去。她的眼睛闪着奇异的光彩,还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召唤力。

志摩的眼睛湿润了。

徽音轻轻跳下窗台,在钢琴前坐下,弹起了瓦格纳的乐曲《雾国的指环》。琴声轻轻的,柔柔的,在他们三人的谈话声里荡漾着。

直到谈话结束,她没有再说一句话。

狄更生和志摩告辞了。林氏父女送到门口。徽音乘父亲和狄更生握手时,很快地悄声对志摩说:“星期三晚上六时,在诗籍铺等

我。”

没等志摩答话,她向狄更生行了个屈膝礼,就径直走进去了。

(十)

诗籍铺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是诗人赫洛德孟罗一九一二年创设的。每星期三晚上六点,铺子里举办诵诗集会,入场券六便士,有知名的不知名的诗人以及诗歌爱好者相聚在楼上朗诵古典诗歌或是自己写的新作。

公楼的面积不大,只能容纳四五十张座椅,但它的屋顶却很高,深色的雕花护墙木板一直伸向悬挂着一盏坏了的玻璃吊灯的尖顶。四壁挂着许多油画,像是上一世纪的作品,有的很大,有的极小,画板都相当讲究,虽然它们都已旧了。拖地的黑绒窗帘这得严严的,把街上的一切声响都摈隔在户外。屋子中间有一张低矮的大桌子,桌上只有一盏铜制烛灯,独自发出幽微的光亮,使整个房间笼罩在一片古雅、静穆的气氛之中。

志摩随着徽音一跨进这个屋子,他的心立刻被这种诗意的气氛镇摄住了。他真想合掌跪下,唱一曲赞美的颂辞,感激这个使他的心灵进入最适合于它的圣殿的所在,像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又立刻感到挟着本厚厚的大书,走进窗明几净的课堂,去听那些经济学教授讲述地租、利润、利息、劳动价值论,是多么的滑稽和不幸。

他俩坐在两只高背旧椅子上。

还有人不断进来。找不到座位的,就靠墙站着。

一个老人,一手握着烟斗,从自己的椅子上起立,走到桌前,翻开一本厚厚的烫金皮面大书。

他长时间地静立,低垂着头。

突然,他扬起头。一串低沉而浑厚的声音从他的胸膛里冲决出来:

他抬起忧郁的双眼,环视周遭,

咬噬着他的是莫大的隐愁和烦恼,

难消的憎恨交织着不甘屈服的倔傲;

霎时间,他竭尽那穿透一切的目力,

望断浩渺的洪荒,但闻悲风呼号,

把他切团园住的是幽森可怖的地牢,

如有洪炉烈火,却不见熊熊卷舔的火苗,

混沌一片,唯有悲苦的惨象和绝望的哀嚎,

那儿没有宁溢的和平与安详的慈息,

无往而不在的“希望”永远也不会来到;

只有无穷无尽的折磨紧紧跟随着

洪水似的硫磺浇得大火永远猛烧。

这个地方就是正义之神为那些叛逆者

准备的,捆绑他们于冥荒之狱的镣铐,

魔鬼撒旦被天帝击败而坠入练狱火湖的情景,在弥尔敦笔下,在老人的抑扬轻重念得特别分明的诵吟中,在众人的眼前,重新显现了。

密集而轻轻的掌声之后,一个黄发的年轻人接着朗诵布莱克的《猛虎》。他不停地挥手,有点神经质的激动。

一个少女朗诵了彭斯的《我的心儿在高原》,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一个大学生用法语念了马拉美的《天鹅》,行云飘逸,清泉流泻,非常动人。

一个三十多岁、穿长裙的妇女走到小桌前,把烛灯朝身前挪了挪;然后,双臂交抱胸前,仰着头,眼中显出如痴似醉的神色,慢慢

地吟诵起来。起初,声调平平的,像在追述一个遥远的故事……

在前面几个人朗诵时,徽音不时带着椰输的微笑低声插进一两句评语;当一连串短促、清亮、缤纷的音节从那妇人嘴中吐出时,她忽然严肃起来,身子微微前倾,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唯恐漏掉一个音符。

……哪儿来的歌声?这又哪是莺啼?像没药,像毒

鸠,使人沉醉,使人志忧,在绿荫斑斓的夏晨,把人带到歌

舞联翩的阳光里;如喝下幽藏千年的琼浆,冰凉醇列,忘

却了疲倦、悔恨、憔悴、衰老;又鼓起通想的双翅,穿过长

满答辞的幽径,升上净空,与月亮皇后携手共登宝座;在

暗香浮动的昏暗里,让万朵温馨的花魂沁入心脾;呵,这

种陶醉,把宁静的解脱带给充满仿模的心灵,使人不由得

对死神产生爱慕,再也不贪恋人生的劳碌,但求在这种倾

诉中,毫无痛苦地拥抱长眠……蓦然,那歌声忽而远去,

像猛听到一声晨钟,把我一下子拽回孤寂……别了!别

了!这凄切的颁歌,顷刻间从近处的草原、静寂的河川像

散雾似地消失,别了!别了!难道只是幻景,还是白昼的

梦?别了!别了……

志摩转过头。徽音脸上的那种宁静而又迷惆的神情从他的双眼渗入他的心上。他端详着她:一抹幽淡、柔和的微光投在她那蓬松的黑发上,她那微启的桃红色嘴唇上,她那露在衣领外的白皙的颈项上,她那放在胸前的交绞着的纤长的手指上。她的眼睛不断闪换着各种色彩的光泽,定定地盯住前面,似乎那儿出现了一片从未见过的美景。

他的心悸动着。济慈《夜弯曲》里的一切,都与徽音的形象融和在一起了。她仿佛穿着拖地的白纱裙行走在诗境里,在夜的气息里绽放的红玫瑰依偎着她的白裙,那飞翔歌唱的精灵——夜莺,在她头上盘旋。他,她,济慈,幽幽的灯,古老的持子,整座小楼,都飞起来了,高高地飞在一片星繁风清的夜空里。

诗完了,妇人依然交抱着双臂,凝立在桌边,好像还没有走出梦境。

未等掌声响起,徽音拉起志摩走出小楼。

志摩懂得,她要让那纯美的境界和感受长久地留在心头。

志摩同样陷在深深的感动里。他更为徽音的那种忘情陶醉、出神的感动而感动。参加这类集会他还是第一次,但仅此一次,他已经确认找到了自己应处的方位。他不知道艺术,诗,竟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他现在才懂得文学艺术是一个包蕴着如此丰饶的宝藏的美丽世界;幼时的梦幻,天文爱好中产生的遐想,青春期的烦愁,近时的郁结,一切的一切都消退了,冰释了。这是属于我的世界。我是属于这世界的。他想把这些告诉徽音,但是她沉默着。他也就觉得沉默着更好。

是的,除了带韵和不带韵的,有节奏的和散淡的诗之外,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表达自己心里涌起的一切呢?

两个人在幽静的伦敦街道上行走着,谁也不说话,影子拉得长长的。两旁的房屋静静地站在街树后面。枝叶的间隙里透出一缕昏黄的灯光。风,轻轻地将丢弃在路边的废报纸吹扬起来,在寂寞的长长的路面上飘飞……

他俩像是狄更斯笔下的人物,行走在那怪诞而又充满温情的小说里。

到路口,徽音停住脚步,向志摩无言地伸出手。

志摩握住那冰凉的小手,久久没有放开。

“不要我送你回去吗?还有一段路呢。”

“我想一个人走走。”

他忽然看见她眼中闪着泪光。

“徽徽,你还没有从《夜莺曲》里解脱出来?”

“徐兄,告诉我,美,为什么总是给我带来忧郁?”徽音仰起了脸。

“那是因为我们总是沉浮在尘世里,偶而将头伸到云端里呼吸几口清新空气,却又不能真正脱离凡间,全身就感到不调和,因而更为惆怅了。”

“每当面对着真正的美,我就感到对生命的失望。精神的峰峦如此高耸,凭我们的心力是无法攀登的,我又多么向往站在那,绝顶远眺人类智慧的壮景啊!”

“是的,美是我们追求和需要的,但又正是我们生命和生活里所缺少的。”

“只有在可遇不可求的刹那,美才会显现它的真身,”徽音定定地凝视着志摩的眼睛,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怀在她的双眸里闪动,“在这瞬间,我们的灵魂也就进入了另一个灵魂……”

她没有把话说完,就突然抽回自己的手,朝黑幽幽的路的尽头疾步远去。

志摩独自站在街头,看着月光下苍白的路像一条长河,在寂寞地流逝。今晚,徽徽特别激动,他有点困惑。可是,在困惑中,他又似乎看见了她心灵上的一种变化。

他叹了一口气,不免有点沮丧。

回到家里,幼仪还没有入睡,躺在床上翻阅一本她从中国带来的“本衙藏版本”《红楼梦》。这部书她百看不厌。她的眼睛里似乎有一点哀怨,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志摩想说什么,终于也没有说。

躺在床上,志摩想了很多。他突然感到自己是多么的不幸。

看看身边熟睡的幼仪,感到她也是多么的不幸。

(十一)

一星期后,志摩成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特别旁听生。

每天早晨,方巾黑袍,腋下夹着厚厚的书籍穿过教堂前的大草坪;这时,好像约好似的,二十名白衣红领带的少年唱诗班从教堂里鱼贯而出,他就停住步,看着这群十岁出头的娃娃们,直到背影消失在树丛后面,然后再进教室。

剑桥的家庭式的学院气氛,皇家学院的自由化革命化的传统,“皇家人”的那种聪敏、诚恳、坦率,反成习、重友谊、倡理想,没有宗教偏见、没有种族歧视、憧憬博爱大同的特质,都使志摩倾心悦服,深为仰慕。两年多他那被不自知地压抑着的灵性爆发了出来,他以惊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咀嚼、吞咽、消化、吸收着英国文学,尤其是诗歌。从乔臾到叶芝、爱略特,佳句名篇,背诵如流;那优美的流动的音韵旋律渗透入血肉,回荡在心头。同时,他注意搜集和认真研读中国发表、出版的白话新诗,他惊异地发觉情愫、意象和意境在丢弃了平平仄仄、五言七言的格式后的那种恣肆自如的表现力。一股股强劲的感情潮水在孕育,在涌动,期待着一个时刻,迸发出唇齿。

他热爱生活。除了学习,他还忙于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

他最感兴越的是骑自行车和划船。

在剑桥,几乎人人拥有一辆自行车;车把前边横挂一只锃亮的镀镍篮子,里面放着书和讲义夹,轻逸方便,推起来就走,说停就停,大道小径都可骑行;串门访友,墙边树旁一靠,也不用上锁。——志摩是在杭州念书时学会蹬车的,技艺颇精。到剑桥后置了一辆轻便车,踏着旋转的轮子在校园里闯来闯去,云在头上飘,风在身后吹,逍遥自在,宛若唐宋士人匹马单舟游荡江湖。

划船,更是他自幼在家乡时就喜爱的了,在蓝水绿波上飘流而前,令人心旷神治。他参加了剑桥大学划船队,与牛津大学划船队作过一次比赛。竞舟在伦教泰晤士河上举行,这是轰动全国的体育大事。大群观众挤在两岸高声欢呼,挥手顿足;他们身穿深蓝或浅蓝色衣服,以示偏袒那一学校:因为牛津船员一律容深蓝衣裤,而剑桥学生则着浅蓝色。志摩身穿一套浅蓝色运动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在人声和河水的浪潮里,和碧眼黄发的同学们齐心合力拼命划动桨辑;林宗孟、林徽音父女在岸边挥舞花束为他高呼鼓劲。比赛虽然输了,但是徽音把扎着一根紫红领带的花束奉献给他,对他的奋进精神表示敬意,这使志摩比上台领奖还要快活十倍。

志摩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应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科学与诗》的作者瑞恰慈《I.A.Richards)之邀,他参加了新学会(The Heretics’Club),——一个积极传播各种新思想的学术团体,每周举办演讲会或辩论会,发表一些与社会传统思想相抵触有冲突的“异端邪说”。瑞恰慈、欧格敦(C.K.Ogden)、吴雅谷(James Wlld)三人于一九二一年合著出版《美学基础》(《The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一书时,特请志摩在卷首用中文题字,以光篇幅;志摩用林宗孟送给他的“戴月轩”贡品长锋羊毫水楷笔,神态腾飞般地写下了“中庸”二字。就这两个字,他又在一次演讲会上作了精辟的阐释。他说,“中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它不是世俗所理解的“调和”、含糊的意思,它真正的价值在于恰到好处的那一点,也许就是西方的辩证法吧。

海德公园也是一个对志摩有着特殊吸引力的地方。那儿东一堆、西一堆地聚满了人,人堆的中心有各种性质的宣传演说。天主教与无神论、保守党与工党、无政府主义者与保皇派、自由恋爱论者与救世军、赞成内阁某政策的与反对这政策的、激进的、保守的、科学的、荒诞的,种种完全相左的见解可以在同一场地上对同一批听众进行宣传。志摩的思想倾向于工党。储说:“到了英国,我对劳工的同情益发分明了。在报纸上看到劳工就好比看《三国演义》时看到诸葛亮、赵云,看《水浒》时看到李逵、鲁智深,总是‘帮’的。

那时有机会接近的也是工党一边的人物。贵族、资本家,这类字眼一提着就够挖苦!劳工,多响亮,多神圣的名词!”他常常从海德公园东北隅叫做“石门”的入口进去,站在工党魁首麦克唐纳脚下的木箱边听演说,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志摩的血液最容易被激情的鼓动之辞搞得发热。一天,他兴致勃勃地跟着赖斯基夫人,一大早就去选区为工党竞选拉票,挨家挨户地敲开二百多家的大门,受到了不少的白眼。有一个火红头发的女人,用手指着他对邻居说,“你看,怪不得人家说麦克唐纳是卖国城!这不是他雇来了日本鬼替他张罗吆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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