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从草丛里爬起来,一边撒尿,一边朝山下张望。那座寺庙的屋顶已翻修一新。寺里原本就没有和尚,平常只有一些过路的乞丐和游方僧在那里避雨歇脚,庙前有一方池塘,塘边有一个土垒的戏台,逢年过节,从安徽、杭州来的戏班子就在那儿唱戏。自从校长从日本回来之后,屋顶上铺了新瓦,歪歪的山墙也用铆钉加固,另外,在庙宇的两侧,又新建了几间厢房,把它改建成了普济学堂。不过,老虎从来没有看见有什么人去学堂读书,只有一些不知从哪儿来的光头赤膊大汉从大门里进进出出,嘴里哼着小曲,舞枪弄棒,打打杀杀。

寺庙后边的官道上,小东西正骑在马背上,用力夹着马肚,嘴里“呀驾呀”地叫着,可那匹白马只是温顺地昂着头,一动不动,好像在想它的心思。

村里人都叫他小东西,上了年纪的老人叫他小少爷。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背地里叫他小杂种。当年,校长从日本回到普济的时候,也把他捎了来,只有两岁,话还说不利索,伏在脚夫的背上呼呼大睡。老夫人说,这小东西是校长在返乡途中捡回来的野孩子,村里人都信以为真。不过,等他长到三四岁时,眉眼中已经可以看出校长的神情了,嘴唇、鼻子和眉毛都像。有人就在村里面放风说,这孩子说不定是在花家舍的土匪窝里被“排子枪”打出来的。

私塾先生丁树则最爱管闲事。有一次,他们正在河边玩,丁树则拄着一根拐杖走到他们跟前,蹲下身来,捏住小东西的手,问他:“你还记得你爹是谁吗?”小东西摇摇头,说不晓得。丁树则又问:“那你知道你姓什么吗?”小东西还是摇摇头,不作声。“我来给你取个名儿,你要不要?”丁树则眯着眼睛看他。小东西不说要,也不说不要,只是用脚踢着河边的沙子。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叫普济,你就叫普济吧。普济,这个名字好,要是有朝一日你做了宰相,这名字叫出去也是当当响;要是做了和尚呢,连法号都省了。”丁树则嘿嘿地笑着,“姓呢,就随你的外公,姓陆,你可要记好了。”

人们仍叫他小东西。

校长从来不管他,要是在路上遇见了,她连正眼都不瞧他。小东西也不敢叫她妈,跟着大伙儿一块叫她“校长”。老夫人最疼他,她不叫他小东西,而是叫他“嘟嘟宝”、“心肝尖儿”、“臭屁宝贝”、“小棉袄”、“小脚炉”。

“我拼命地用脚踢它,它还是不跑,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当老虎从小坡上下来,小东西满脸不高兴地对他说。

“还好没跑,它要是撒开腿跑起来,你早就被摔成一摊狗屎了。”老虎像个大人似的教训他道,“想骑马,你还太小啦。”他拽过缰绳来,牵着马朝池塘边的马厩走去。天已经黑下来了。

“我刚才在山坡上睡了一大觉。”老虎打着呵欠说,“还做了一个梦。”小东西对他的梦不感兴趣。他在马背上晃了晃他的小拳头,对老虎说:“你猜猜看,我手里是什么?”还没等老虎回答,他就将拳头松开了,摊开手,呆呆地笑。

那是一只蜻蜓,早已被他捏烂了。

“我梦见了你妈妈――”老虎说。他犹豫着,要不要把梦里的事情告诉他。

“那有什么稀奇。”小东西不屑一顾地说,“我天天晚上都会梦见她。”

“那都是从小照看的。”老虎说。

小东西有一件稀罕之物。那是他妈妈在日本时拍的小照,小东西唯一的宝贝。他不知道将它藏在哪里才好。一会儿塞在中衣的衣兜里,一会儿压在床铺的枕席底下,没事就一个人偷偷地拿出来看。可是这张小照还是被喜鹊弄坏了,她把它泡在水盆里,用棒槌捶,又用手搓,等到小东西从裤兜里将它翻出来的时候,它早已经变成一团硬硬的纸疙瘩了。小东西追着喜鹊又哭又咬,就像疯了一般,闹了大半天,最后还是夫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将小照放在水里泡开,轻轻地抚平,放在灶膛里烘干。照片上的脸虽然模糊不清,但小东西还是视如珍宝,他再也不敢随身带着它了。一提起这些事,老夫人总是不停地抹眼泪,甩鼻涕:“这孩子,平常有人提起他娘来,他都是一声不吭。我还以为他不想他娘,唉……哪有孩子不想娘的呢?”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话,说起来就没个完。

老虎走到池塘边,让马喝了水,然后再将它牵回马厩里去。小东西早已抱来了一抱干稻草扔在食槽边,两个人都将鞋子上的马粪在路槛上蹭了蹭,这才关上门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

“你说,什么叫革命呀。”在回家的路上,小东西突然问他。

老虎想了想,就认真地回答说:“革命嘛,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打谁的耳光就打谁的耳光,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

他突然站住了,眼睛里亮晶晶地,不怀好意地看着小东西,用微微发颤的声音对他说:“告诉我,你最想跟谁睡觉?”

他原以为小东西一定会说:妈妈,不料小东西高度警惕地看着他,想了想,说:“谁也不跟,我自己睡。”

他们俩走到村口的时候,隐隐约约地看见村里的铁匠王七蛋、王八蛋兄弟手里握着大刀,拦住了一个外乡人,一边问这问那,一边推推搡搡。那个外乡人背上背着一架长长的木弓,在路上被他们推得直打转。看上去,他是一个弹棉花的。他们盘问了他半天,又在他脸上了几个耳光,就放他走了。

老虎得意地对小东西说:“我说的没错吧,想打谁耳光就打谁耳光,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

“可是,他们干吗要拦住他呀?”小东西问。

“他们在奉命盘查可疑的人。”

“什么是可疑的人?”小东西又问。

“探子。”

“什么是‘探子’?”

“探子就是――”老虎想了半天,回答道,“探子就是假装自己不是探子……”

他大概觉得自己没有把这件事说清楚,就又补充道:“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探子?王七蛋他们是在找个茬打人玩儿。”

两个人说着话,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家门口了。喜鹊和宝琛都在四下里找他们。

晚上吃饭的时候,夫人又在不住地长吁短叹。她今年才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说话、走路都像是一个老太婆。她的手抖得厉害,甚至端不住碗、拿不稳筷子,又咳又喘,还常常疑神疑鬼。她的记性也糟透了,说起话来絮絮叨叨、颠三倒四。有的时候,一个人望着自己墙上的影子自言自语,也不在乎别人听不听。通常,她在唠叨之前,有两句开场白:

要么是:“这都是我作的孽啊!”

要么是:“这都是报应啊。”

如果说的是前一句,这表明她接下来要骂自己了。但是,她究竟作了什么孽呢?老虎从来就没有弄清楚过。听喜鹊说,夫人在后悔当初不该把一个叫张季元的年轻人领到家中来。这张季元老虎见过,听说他是个革命党人。他是被人绑了石头扔到江中淹死的,用普济当地的说法,就是被人“栽荷花”了。

如果她说的是后面一句,那就表明她要骂校长。今天她说的是后一句。

“这都是报应啊!”夫人狠狠地擤了一把鼻涕,当着众人的面,将它抹在了桌子腿上。

“我是好端端的打理她出嫁的,衣裳、被褥、首饰,别人该有的,她一件也不曾少。谁知道路上遇到了土匪。第二天长洲亲家派人来送信,我才知道实情。村里的老辈们说,土匪抢人,多半是为了赎金,少则三五日,多则七八日,必然有人登门取赎金,交了钱,人就能放回来。我是天天等,日日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把眼睛都望穿了,一过大半年,屁,连个鬼影子也不见。”

每当夫人说到这里,小东西就咯咯地笑起来,他一听见夫人说“屁”这个字,就会咯咯地傻笑。

“秀米这孩子,竟然说我舍不得花钱去赎她!要是真的有人来取赎金,我会舍不得那几个钱吗?这话亏她也会说出口,别说家里还有点积蓄,就是没钱,我哪怕拆房卖屋,把家里田产都卖了,也要赎她回来,宝琛、喜鹊,你们都说说,你们可曾看见有个什么人来取赎金?”

喜鹊低着头道:“不曾有人来过。连个影子也没有。”

宝琛说:“别说来人了,我还恨不得上门给他们送过去呢,可草鞋走烂了六七双,也不曾打听得她的半点消息,谁知道她原来就在花家舍。”

老虎不知道这花家舍在哪,既然他爹这么说,这地方离普济大概也不算太远。宝琛和喜鹊连哄带劝,好说歹说,费了半天的口舌,夫人这才抬袖擦了擦眼泪,又怯怯地靠着墙发了半天呆,这才端起饭碗吃饭。

小东西疯玩了一天,看来是累了,饭没吃完,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夫人赶紧吩咐喜鹊将他抱到楼上去睡,又让老虎去灶下打水,给小东西洗脚。可等到老虎提了水,走到楼上,小东西却又醒了,正在床上和喜鹊打闹。

自从校长回到普济之后,小东西一直都跟着老夫人睡。可近来夫人老咳嗽,她担心把自己一身的衰病传给他,才让他跟老虎睡。用他爹宝琛的话来说,这小东西如今就成了夫人的命: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又怕化了。

“他们真的要去打梅城吗?”老虎对喜鹊说。

“你说谁?”

“校长他们。”

“你听谁说的?”喜鹊似乎吓了一跳。她正在掸床。她的腰、胸脯和屁股看上去是那么的柔软,就连她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都是软软的。

“我听翠莲说的。”老虎道。

中午他和小东西去马厩牵马的时候,看见翠莲正在学堂的池塘边和另外几个人说着这件事。他在看翠莲的时候,也觉得怎么也看不够。她的屁股可要比喜鹊大得多。不知为什么,最近这些日子,他一见到女人,不管是什么人,就心里发慌,嘴里发干,眼睛发直。

“不会吧?”喜鹊自语道,脸色立刻吓得发了白。她这个人胆子小得像绿豆一样,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吓一跳。

“大人的事,你们孩子不要去管,听见了什么,也放在肚子里,不要到处去乱说。”末了,她这样说。

掸好了床,喜鹊用手探了探水温,然后将小东西抱在怀里,替他洗脚。小东西两只脚扑打着水花,溅得满地都是,喜鹊也不生气,还去挠他的脚板底。小东西就钻在她怀里咯咯地傻笑,他的脑袋居然可以随意地在她胸前滚来滚去。

“你说,校长她真的疯掉了吗?”小东西笑够了之后,忽然问了一句。

喜鹊用湿冷冷的手去摸了摸他的头,笑道:“傻孩子,别人叫她校长,你可不能跟着叫。你应该叫妈妈。”

“妈妈真的疯掉了吗?”他又问。

喜鹊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想了想,说:“八成,没准,多半。你看看,你看看,袜子都破了。”

“可是,人疯了,会是什么样啊?”小东西扑闪着大眼睛,不依不饶。

喜鹊笑道:“你又不发疯,操什么心哪。”

老虎也在脚盆前坐下来,脱去鞋袜,嘻皮笑脸地将脚伸向喜鹊:“你也替我洗一洗。”

喜鹊在他的小腿上拧了一把,笑道:“你自己洗。”

然后,她就把小东西抱到床上去了。她帮他脱了衣服,盖上被子,将被头两边掖了掖,又趴在他脸上亲了几口,最后,她给油灯里加满了油。小东西怕黑,晚上要点着灯睡觉。

临走前,她照例吩咐老虎说:“晚上,他要是把被子踢掉,你要帮他盖上。”

老虎照例点点头,心里却道:我从来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早晨醒来,别说被子,连枕头都在床下,哪里又知道帮他盖被子?

可是,这天晚上,老虎怎么也睡不着。喜鹊下楼之后不久,他就听见小东西磨牙的声音。而他自己,却在床上翻来覆去。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下午在山坡上做过的那个梦来,浑身上下火烧火燎,掀开被子睡,又觉得有点凉。窗外呼呼地刮起了风。一会儿是喜鹊的脸,一会儿是校长解开的衣襟,一会儿是翠莲的大屁股,它们都在屋子里飘来飘去。他只要一动弹,床褥下的新铺的稻草就习习作响,仿佛有人在跟他说话。

秀米从日本回来的那天,正赶上冬季的第一场雪。天空罩着一张杏黄色的云毯,降下片片湿雪,天气倒也不是十分的寒冷。雪片还没有落到地上就融化了。翠莲是第一个赶到村外去迎接她的人。她扶着秀米从马上下来。替她掸去身上的雪花(只不过是一些小雪珠而已),然后把她的头强行搂在自己的怀中,呜呜地哭了起来。

她那样做是有道理的。据说,在秀米出嫁前,她们俩就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好姐妹。阔别多年,一朝相见,伤感和哀痛都是免不了的。另外,她在这年秋天偷偷地将家中收来的租子卖给了泰州的一个贩子,事发之后,正面临被东家再度驱逐的境地。老夫人心肠太软,念她在陆家多年,父母早亡,无依无靠,又值兵荒马乱之年,无处遣发,有些犹豫不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秀米派人送信来了。自从她被土匪掳走之后,数年之中,杳无音信,没有人相信她还活在人间。老夫人在普济祠堂里已经替她设了一个牌位。没想到,这个已经被渐渐淡忘的人,突然要回来了。用翠莲的话来说,“老天派她回来救我了”。

她是当着众人的面说这番话的,无所顾忌。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厨房做饭,据喜鹊说,她当场就跳到一只板凳上,拍着手说:“菩萨保佑,老天派人来救我了。”

秀米显然没有翠莲那样热情。她只是轻轻地在翠莲的背上拍了几下,就将她推开了,握着马鞭(牵马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翠莲的手里)朝家中走去。秀米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使翠莲惘然若失。不管这个人以后能不能成为她的靠山,但有一点很明显:她已不再是十年前的秀米了。

随行的有三个挑夫,一名脚夫。挑夫们各挑着两个沉重的箱子,扁担都被压弯了,他们耸着肩,不住地往外吐着热气。小东西被棉毯裹得严严实实,正在脚夫的背上呼呼大睡。村里的围观的姑娘、媳妇和老婆子不住地追着脚夫,逗那孩子笑。

老虎跟着他爹,参与了迎接秀米的全过程。他爹反复告诫他,见了面要叫她“姐姐”,可是他一直没有喊的机会。秀米的目光从他们父子俩身上一扫而过,没有任何停留,这表明他的“姐姐”事隔多年已经完全认不出他来了。她目光总是有点虚空,有点散乱。她看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也不看,她与乡邻寒暄的时候其实什么也没有说,她在笑的时候其实是在掩饰她的不耐烦。

宝琛素有谦卑的美誉,给人的印象总是低声下气,缩头缩脑,为了不让人看出自己的慌乱,他竟然抢着要帮挑夫挑担子。

老夫人在佛堂的香案前等着秀米。她换了一身过年才穿的对襟大花锦缎棉袄,头发梳得亮亮的,薰了香。秀米朝佛堂走过来了。老夫人就开始哆嗦,笑,哭。秀米的一只脚刚跨过佛堂的门槛,就站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仿佛在怀疑站在跟前的这个人是不是她的母亲。末了,秀米冷冷地问道:

“娘,我住在哪儿?”

她这么说,就像是从来不曾离开过普济似的,多少有点突兀。夫人一时没有回过神来,但还是露出笑容,说:“闺女,你可算是回家了。这是你的家,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秀米就把那只跨进门槛的脚收了回来,说:“那好,我就住在父亲的阁楼上。”说完,转身就走。夫人的下巴脱了臼,张着嘴,半天合不上。这就是她们母女第一次见面,没有多余的话。

秀米转过身来,迎面就看见了在门口站着的宝琛父子俩。在老虎看来,他爹除了不断出洋相之外,什么也不会。他嘿嘿地笑着,站在那儿,一只手不住地揪着自己皱巴巴的裤子,另一只手不断地拍着他儿子的肩膀,仿佛要在他肩膀上拍出一两句什么话来,末了,他说出来的话却是:

“秀米,嘿嘿,秀米,嘿,秀米……”

连老虎都替他害臊。

秀米倒是大大方方地朝他走过来,脸上再次露出了做姑娘时的那种天真、淘气、俏皮的笑容,她斜着眼睛,对宝琛说:“噢,歪头!”

她的话中带着浓浓的京城的口音。刚刚目睹了母女佛堂相见的难堪之后,宝琛大概没想到秀米会用如此亲切的语调跟他说话。他觉得,站在眼面前的这个秀米仍然是十多年前的那个捣蛋鬼:她会在他算账的时候悄悄地来到账房,把他的算盘珠子拨得乱七八糟;她会趁他在午睡的时候,在他的茶杯中放上一只大蜘蛛;她还会在正月十五庙会时,骑在他的脖子上,把他的秃脑袋拍得叭叭响。宝琛一时受宠若惊,脸上两行浊泪,滚滚而下。

“宝琛,你来一下。”

夫人在佛堂叫他。她的声音多了一份矜持,也多了一份迷惑,嗓音也低沉了许多。她似乎已经预感到了日后的一系列变故。

此时,秀米已经站在院子里,吆喝着那些挑夫把行李往楼上搬了。翠莲当然也混迹其中。她双手叉腰,大呼小叫。不过,唯一能够听她指挥的,也只有喜鹊而已。老虎看见喜鹊端着一只铜盆,拿着一块抹布,飞也似的上楼收拾房间去了。

夫人和宝琛还没有时间去估量、盘算眼下的一切,因为,脚夫已经把那个小东西挟在腋下,径自闯了进来。那个小东西身上穿着层层的棉衣,脸上红扑扑的。夫人刚从脚夫手里将他接过来,他的眼睛就睁开了,骨碌碌地看着夫人,不哭也不闹。逗弄或照料这个小玩意儿,使夫人暂时也不至于无事可干。

后来,夫人似乎很后悔,她觉得让女儿呆在那样一个着了魔的阁楼里并非明智之举。那处阁楼多年来已成了一个梦魇,一道魔咒。她的丈夫陆侃就在那个阁楼里发疯的,而张季元死前也曾在那居住了大半年的时光。夫人当然也不会忘记,若不是为了重修那座阁楼而引狼入室,秀米也不至于落入花家舍的土匪之手。十年来,它一直空关着。青苔滋生,葛藤疯长,每当天降大雨之前,就会有成群的蝙蝠嘁嘁喳喳,绕楼而飞。

秀米自从上了阁楼之后,一连几天也没见下来。一天三顿饭,都由翠莲送上去。每次从楼上下来,她都神气活现的,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漫不经心,连夫人跟她说话,也爱搭不理。

“这个小蹄子,看来已经被秀米收服了。仗着有人替她撑腰,越发地变得没规矩。”夫人总爱跟宝琛这样唠叨。

夫人虽说心中恼怒,但与翠莲说话的语调已经不比往昔了。为了探听女儿的动静,她决定暂且忍气吞声。

“她的那些箱子里装的是啥东西?”夫人强装笑脸,问道。

“书。”翠莲回答。

“她每天都在楼上做些啥?”

“看书。”

日子一天天地挨过去,夫人的担心也一天天地增加。既然她亦步亦趋地走上了他父亲当年的老路,发疯似乎是唯一可以期待的结果。“她那天回来时候,我看她的神情,与当年他爹发疯前简直一模一样。”夫人回忆说。她与宝琛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夫人还是执意要沿用当年对付陆侃老爷的办法:请道士来捉鬼。

那个道士是个跛子。他手执罗盘、布幌,提着宝箱,来到院中,居然一眼就看出了那个阁楼鬼气浩大。他问夫人能不能上楼去看看,夫人有点担心。女儿毕竟是去过东洋、见过世面的人,万一秀米与他照了面,闹将起来怎么办?她让宝琛拿主意,宝琛的回答是:“人既然请来了,就让他上去试试吧。”

那个道士一摇一晃地上楼去了。奇怪的是,道士上楼之后,半日全无动静,那个阁楼安静像个熟睡的婴儿。等了差不多两个时辰,夫人着实有点着急了,就催喜鹊上楼察看(她已经不再使唤翠莲了)。喜鹊提心吊胆地上了楼,不一会儿就下来了,说:“那道士正和姐姐有说有笑,坐在桌边谈天呢。”

她这一说,让夫人更加狐疑。她看了看宝琛,可宝琛也一脸茫然地看着她。末了,夫人自语道:“怪事!她倒是和道士谈得来。”

那个道士到了天黑,才从楼上一跛一拐地下来。一句话也没说,就径直朝门外走。夫人、宝琛都追着他,想问出个究竟来,那道士也不搭话,笑嘻嘻地只顾往外走,连预先说好的银子也不收。临出门之前,突然回过来,扔下一句话来:

“嗨!这大清国,眼见得就要完啦。”

这句话,老虎听得十分真切。要在过去,这句话说出口,是要诛灭九族的,可如今它却从一个小道士的口中随便地说出来,看来这大清的确是要完蛋了。不过老夫人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事实上,事情要比她担心的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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