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尔默市,保尔松正在进行明查暗访工作。

开头的几天,像星期六和星期日,他把精神集中在旅馆人员身上,就是所谓的循序渐进围攻猎物。依据过去的经验,他深深了解,如果你晓得你要找的人是谁,任务就会比较容易成功。

他在旅馆的餐厅里用餐,用餐之余的其余时间,他都待在大厅里。很快他发现,坐在餐厅里躲在报纸后面竖起了耳朵,所能得到的成果其实极为有限。大多数客人讲话时,都是用他无法理解的外国语言,而如果工作人员讨论起星期三的事件,也不会刚好在他的餐桌附近进行。

保尔松决定扮演一个在报上读到这条耸人听闻的新闻的好奇客人。他把一个服务员叫过来,那是一个态度冷淡的年轻人,他留着鬓角,穿着一件尺寸过大的亮白色外套。

保尔松试图引起一场关于枪杀案的谈话,但是服务员不感兴趣,一直只用单音字回答。而且,有时他的眼睛还会飘向敞开的窗户。

你有没有看到凶手?

呃——是。

凶手是不是那种留着长发嬉皮士式的人物?

不——不是。

他真的没有留长发吗,或者,至少穿得很邋遢吧?

可能他的头发是有点儿长。我没有看得很清楚;总之,他穿着一件外套。

然后服务员借口厨房有事便离开了。

保尔松思考着。

如果一个人平常都留长发、蓄胡子、穿牛仔裤和邋遢的夹克,那么要伪装自己,就再最简单不过了。他只要剪掉长发,剔掉胡须,穿上套装,就没有人能认出他来。

这种伪装的麻烦,就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原来的样子。因此,这个人应该很容易找得到。

保尔松对这个结论感到很高兴。

然而,很多这种左派人物看起来都像平常人。他多次在斯德哥尔摩的示威活动中值勤,所以注意到这一点。这令他觉得很讨厌。穿工作服、衬衫上别着大红徽章的人,即使不成群结队,也是很容易辨认的。但是穿着上班套装、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剪得整整齐齐、把传单和反动文件藏在整洁公文包里的那类狡猾人物,让他的工作变得复杂很多。这表示,这种人其实不必采取极不卫生的极端手段就可以掩饰自己,但这样还是很令人讨厌。

领班走来他的餐桌旁。

“菜还好吗?”他问。

他矮矮的,有一头剪得服帖的短发,眼里带着幽默的神色。

他一定会比早先的那个服务员警觉性高,而且爱讲话。

“非常好,谢谢你。”保尔松说,然后他马上转向那个话题。

“我在想星期三发生的那件事。当时你在这里吗?”

“是的,那一晚我上班。真恐怖。而且他们还没有抓到凶手。”

“你有没有看到他?”

“嗯,你知道,一切发生得非常快。他进来的时候,我不在餐厅里。我是在他开枪以后才进来的。所以,可以说,我只瞄到他一眼。”

保尔松萌生一个好主意。

“他不会是个有色人种吧?”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讲明白一点儿,就是黑人。他是不是一个黑人?”

“不是,为什么他应该是一个黑人?”领班说,一副惊讶的神情。

“你知道,有的黑人肤色非常淡,如果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是黑人呢,真的。”

“没有,我没听过这种说法。其他人看得比我清楚,如果他是个黑人的话,一定有些人会注意到,而且会提起这件事。不是,他应该不是。”

“嗯。”保尔松说,“这只是我突然想到的一个念头——”

保尔松把星期六整晚都耗在酒吧里,喝了各式各样的非酒精饮料。

等到他点了第六道饮料——一杯名为“猫咪脚”的鸡尾酒时,连平时很不容易吃惊的酒保,都露出错愕的表情。

星期日晚上酒吧不开,于是保尔松待在大厅里。他在柜台旁边晃荡,但是柜台职员似乎非常忙碌,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研究账簿;有时卷起袖子,有时衣冠楚楚、衣角飞扬地赶去帮客人解决紧急事务。最后,保尔松找到机会和他讲了几句话,但是对保尔松所有的理论,他都不予支持。对于凶手是不是黑人这点,该职员尤其断然否定。

保尔松在旅馆的烧烤店点了一客烤小牛排结束了这一天。

这边的客人比餐厅那边多,也都比较年轻,而且,他听到附近几张桌子有一些挺好玩的谈话。在保尔松旁边的那张桌子,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讨论一些他无法全部理解的事,使他感到极为不快。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们也提起维克托·帕尔姆格伦谋杀案。

比较年轻的那个男人,留着长长的红发和茂密的胡须,表达了他对死者的厌恶,和对凶手的敬意。

保尔松小心地研究了他的长相,并在心里暗暗做了笔记。

第二天是星期一,保尔松决定把他的调查扩展到隆德市。

隆德市有学生,而有学生的地方就会有激进分子。他的旅馆房间就有一长串隆德市异见嫌疑人士的名单。

因此,当天下午他搭火车到以往从未踏足过的这个大学城,展开他对该地学生的调查。

那天天气格外炎热,保尔松穿着方格花纹的套装,大汗淋漓。

他找到了大学,烈日下的校园死寂荒凉,似乎没有什么革命活动在进行。

保尔松想起以前曾看过毛泽东在扬子江里游泳的照片。也许隆德市的毛派分子,学习毛主席的榜样,此刻正在侯矶河里游泳。

保尔松脱掉外套,去教堂瞧瞧。他很惊讶著名的“芬兰巨人”雕像竟然这么小,他买了一张雕像的明信片,好寄给他老婆。

从教堂出来的路上,他看到一张布告,说当晚学生联合会有一场舞会。保尔松决定去参加,但是由于离晚上还早,他必须找个方法消磨时问。

他在因为放暑假而少有人迹的城里闲荡,又到市立公园的大树下散心,沿着植物园沙石走道漫步许久,然后突然觉得非常饿。他到斯托卡拉兰餐厅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然后叫了一杯咖啡,坐在那里观看外面广场上稀稀拉拉的活动。

对于要如何追查维克托·帕尔姆格伦案的凶手,他一点儿主意也没有。瑞典可以说从来没有发生过政治暗杀——他不记得近代以来有过任何政治谋杀。他真希望手上的情报不是这么含混,真希望能够知道更多一点儿,好让他晓得要从何处着手。

等到天黑,街灯亮起来,他便付了账,去找布告上提到的那家迪斯科舞厅。

最后,这趟历险也是毫无收获。那里大约有二十名青少年在喝啤酒,跟着震耳欲聋的摇滚乐跳舞。保尔松和其中几个谈了话,结果,他们根本不是学生。他喝了一小杯啤酒,然后就搭火车回到马尔默。

他在旅馆的电梯里撞见马丁·贝克。虽然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后者却把目光固定在保尔松头上的某一点,自顾自地吹着无声的口哨。等到电梯停下来,他冲保尔松眨眨眼,把一根指头贴在嘴唇上,便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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