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车厢传来了闷笑,仿佛在嘲笑我的智商。

“你们不是警察,是谁?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很快你就知道了。”对面传来一个深沉的声音。

车一直沿着山路往上走。我不再说话了,如果他们不是警察,我现在危在旦夕。从受力的方向,我记忆着车子拐弯的方向和次数。没准儿以后用得上。车向左转了两个弯,到了后来,车似乎一直在爬山。绕着山道,往上行驶。开了15分钟的样子。车停到了路边,有人开了后车门,我被拉下了车,然后打开了手铐。

“别动!”

我照做。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这个时候还是老实一点儿的好。周围的人声突然消失了,我侧着耳朵听,只有鸟鸣蝉噪,我听到一记熟悉的声音,是车发动的动静,随后轮胎擦过地面,我听到有一辆车离我远去。

“有人吗?”又过了一会儿,我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无人应答。

我尝试着摘掉头上的套子,一点点摘下来,四周望去,已空无一人,我被带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山顶。阳光斜射过来,正中面颊,疼痛加之阳光导致的晕眩,让我分不清东南西北。

山顶很空旷,看不见有人的迹象。我的手机被收了,钱包也没了,眼前除了一条蜿蜒的山路,我想不出除了步行下山,还有什么更好的脱身方式。

这事儿从头捋一捋,我在宾馆的二楼看见假林慕,打车尾随她来到侯文杰的别墅;我以为已经脱离了她的视线,未料进入别墅后却发现了侯文杰的尸体;假特警及时赶到不是来救我而是来抓我的;我反应过来这有可能是个蹩脚的陷害;那几个假特警开车把我带上了山顶,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是你,你能猜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吗?很快,烈阳照得我越发难受了。心身俱疲,让我意识到自己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唯一感到慰藉的是,那帮人并非想置我于死地。套着麻袋往河里一丢,或者在更偏僻的地方把我抛下,后果都比现在要恶劣百倍。

我拖着疲惫的双脚,开始往山下走。夏天的山路就像贴烧饼的炉子,即使隔着鞋,也能感觉到地上滚烫的温度。我躲在那点儿可怜的树阴底下,但效果有限,没过五分钟就汗流浃背了。

走过山路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下山其实比上山更费劲儿,尤其是眼下坡度这么大的。又坚持走了一会儿,我发现大路边上出现了一条人踩出来的小路,我停了下来。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沿着大路前行,如果运气好的话,没准儿下一分钟就能遇到一辆车,但如果遇不上,那就悬了。照现在的温度和我的体力,二十分钟之内我就有可能中暑。第二,走这条小山路,这样的话,可以多少躲避一些日晒,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应该能够走得更远,可问题是,这条路究竟通往哪儿呢?我衡量了一会儿,还是选择了后者。既然这条路有人走过,那一定是通往某个目的地的,只要找到人,我就可以脱险了。

我拐了进去,葱郁的树林里顿时凉爽下来。这种舒服的感觉,让我庆幸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往深处走,发现这条路明显走的人不多,两边的杂草胡乱地长着,只能隐约看见草下面黄色的泥巴路。而且这些草依然锋利,和我蹲在侯文杰别墅后的那些草是同一个品种,我穿着薄裤子,因为热卷起裤脚,小腿上早就伤痕累累了。

这些困难我在努力克服着,但最要命的是,经过这么多的折腾,热汗冷汗流了好几斤,可到现在为止,我滴水未进。嗓子现在渴得冒烟。中暑是不用担心了,我担心的是这小路把我领向越来越深的丛林,万一迷路了,岂不是要被活活渴死在这林子里?

我找到一块大石头,然后坐下来靠在树边休息。丛林里绿色植被的气息夹杂着夏日泥土味扑鼻而来。我突然在想,这不会又是个圈套吧?如果再让我遇见个什么黄玉芬之类的事件,我真是要昏过去了。我向四周望望,太阳从树叶间穿进来,树影婆娑斑驳,显得光怪陆离,平添了许多诡异的气氛。

我感觉冷汗又开始往外冒了。丛林里的危险本来就无处不在,现在有了心理暗示,总觉得背后窸窸窣窣的有东西在动。我回过头去看,什么都没有。但这种幻觉挥之不去。我只得强打起精神,接着往前走。

又走过了一段,左侧出现了一个斜坡,不近不远的地方几棵树倒在地上,我看到有个白色的尖尖头,在不远处的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我辨认了一会儿,一阵兴奋,确认了那是种家用的太阳能接收板。也就是说,那里住着人家。

我看看脚下,小腿上鲜血直流,都是那些草割的。前方的小路,蜿蜒通向另一个相反的地方,那个斜坡覆盖着草坪,我不知道有多深,但似乎找不到其他更好的途径去那里了。我半蹲着身子,保持着平衡往下慢慢地移动。开始还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到了后来干脆屁股着地,像坐滑梯一样地往下滑。

当然,过程毫无乐趣可言,我感觉我的鞋快要被磨穿了,屁股生疼。不过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从一开始,我就断定自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这种判断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那个白尖尖越来越大,随着视角不断的变化,半栋房子露了出来。在离它约莫500米的地方,我停了下来。继而发现,我又回到了一条小路上。

是不是前面的那条,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眼前的一切很熟悉。尽管路边上树和草都长得一模一样,在路边排成一排,然后密密麻麻地延伸进去。我还是凭着感觉认了出来。我继续往前走,甚至还回忆起来,这条路会在什么地方拐弯。

确实没错,我来到那栋楼的跟前,这就是侯文杰的别墅。那帮人带着我兜了个圈子,没有去往别处,而是回到了原地。我站在房子前不知所措。

“好奇害死猫。”这句英国谚语总是在适当的时候提醒着你什么事儿不能干,又忍不住要干。

我绕着那栋别墅走了一圈,正门现在大开,周围依然没有人。

“权当休息休息,弄杯水喝。”我心里宽慰自己,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才能在困境之中保持良好心态。

作了这个决定,我推开铁门,门“吱呀”一声。我走进院子,上了台阶,别墅的门依然锁着,我绕过房子,走到先前的那个窗户那儿。

有人整理过现场,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刚刚被踢碎的那块玻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完整的玻璃。我一阵疑惑。尸体的腥臭味小了不少,也依然呛鼻,不出意外,尸体依然在里面。我推门进去,顾不得先看尸体了,在客厅的西侧有个饮水机。我放水灌了四大杯,身体才算稍稍恢复了一些。

我定下心来环顾四周。报警,这是我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再这样玩下去肯定要出事。

我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出门,不破坏现场。围墙外又传来了汽车声。我跑出去,是一辆来得及时的警车。我的心再次抽搐了一下。情节发展得太快,缭乱得甚至让我都没有心理活动的时间。

同样的情形再次发生了。警车来了,我没报过警,只是还停留在想法中,从山顶走下来,路上幽静得没有出现过一个人,再加之前面的那一出,那么你就必须对眼前的警车提出质疑了。车上下来两个人,我呆在那儿都没有想起来要和他们打招呼,两个年轻人向我走来,看到我狼狈的样子,问道:“什么情况?”

我不做声。

他们停止了脚步,同样警惕地看着我。

“有人死了!”我说。

“你报的案?”

“不是。”照他们所说的,貌似是接到了命案的报警电话。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假林慕报警的可能性就很大。

“这屋子里出什么事儿了?”他又问我。

“命案,有人被杀死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也是警察。”

我一直观察着他们的行为。两人走近后稍稍问了我两句,我不敢多说,仍然保持着一定距离看着他们。如果这时候对方想要发动攻击,其实我是没有反抗力的,但样子还是要做做。听完里面真有具尸体,他们的眉头皱了起来。

“你也是警察?”其中一个问道。

“嗯。”

他们又上下打量着我,然后一个人盯着我,另一个人到屋子里去探个究竟。我一屁股坐在警车旁,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然后悄悄地看着剩下的那个警察。

警服的款式和样子都对,就算是假的也做得很逼真。肩膀上的警号干净透亮,腰间别着手铐、电棒和对讲机。对讲机还时不时地发出电台声。没看出什么破绽,我稍微心安了一点儿。过了一会儿,先前的警察从屋子里走了出来,表情不是很好。

他走到同伴的边上,低声嘀咕了几句,然后拿出对讲机,我听见他在报告着这边的方位和死者的身份。我的警戒心又放下了一点儿,从询问,到勘察现场,然后电话搬救兵,一切都显得还算专业,而且符合程序。

“你怎么会在这儿?”他们通完话,走了过来,一左一右地站在我的身前,其实不用这么做,我也跑不了。

我喘了粗气,把烟头掐灭在地上,把最后一口烟重重地吐了出来,然后捋捋自己的思路。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好呢?我抬眼看着他俩,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一样把刚才的事儿过了一遍,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比较好。

另外,我是不是应该对这两个警察说实话呢?我的迟钝,反而招来他们的怀疑,其中有一个还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里别的手铐。总这样耗下去也不行。我站起身来,身上疼得要命,刚站稳脚就一个趔趄躺在对方身上。

“哎哎,怎么了?”我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先把他扶到车里去吧。”他们商量着,然后把我扶到车边,打开车门。我坐进车里,看着他俩在车外窃窃私语。

这时我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装死,这样就能熬到周炳国来,又什么都不用说。

我缓了缓,摇下车窗,说:“嘿,麻烦你们给市刑警大队的闫磊也打个电话,让他通知一个叫周炳国的人。”我说着,然后再次强调了一句,“我也是警察。”然后摇下窗户,再也不说话了。

我闭上眼,发誓自己从不会想过要在这个时间睡上一觉。但屁股从落在座椅上的那一刻起,我就上下眼皮开始打架了,头不停地往下耷拉,车里有空调,还有靠垫,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只觉得脑袋很沉,而且一路无梦,直到玻璃窗上传来敲打声。我一下子被惊醒了。先前的那个警察,开了车门。

“我睡了多久?”

“什么多久?”那警察一定觉得我很好笑,像看个怪物似的看着我。

他的身后,一辆白色的勘察车刚停,后面跟着辆桑塔纳,闫磊打开车门出来,后面跟着周炳国和张凡双,他们一起朝我这个方向慢慢走来。

“什么情况?”看见周炳国,我差点儿没哭出来。

“我也想知道发生什么了!”我沮丧地说道。然后把从宾馆看见假林慕开始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说的过程中,闫磊时不时地打断我,问问身高、长相,还有衣着等之类的问题。罢了,整个五官都拧到了一块儿。

“什么事儿都挤到一起了。”他说,“散发照片的那小子还没抓着,现在倒好,又死了一个,这事儿到底有完没完。”

周炳国回头看看别墅:“这是件大事儿。”

“那可不是,待会儿局长就要来了,市长估计也会来,我还没到呢,电话就已经催过来了。”

“那倒也是,”我说,“受害者怎么说也是个名人。”

“岂止是名人?”闫磊抱怨着讲道,“你们知道这个侯文杰是谁吗?”

“此话怎讲?”周炳国插了一句。

“他不仅是本市名企致力集团的老总,还是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公子。”闫磊神情夸张地说道。

我不做声,看了看闫磊,又看了看周炳国,周炳国也不说话,隔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先把马路送进医院吧。”这个建议闫磊当然拒绝不了。现场的情况,能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不知道的,留在这儿也是白费,况且我的样子确实狼狈,没准儿再待下去,在现场昏过去也没准儿。

“我找两个人保护你吧!”闫磊说。

我连客套都懒得加了。确实需要人保护,这事儿越整越大,假林慕一路跟来,现在已经到了副厅长公子的级别,谁知道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我们坐上一辆车,朝医院奔去。

医院里的人不算少,派来的警察直接把我们接到了公安局指定的合作部门。因为我们的身份倒是省去了排队的麻烦。那个年轻人先联系了医院保卫科,保卫科科长带着我们在医院上下走了一个遍。

从内科到外科,骨科到皮肤科,止血、缝针,就连口腔科也走了一遭,看了看我因为受撞击而松动的牙。CT之类自不用说,最后汇总到一个教授那儿。最终的结果,悲中有乐,虽说我伤痕累累,但均无什么大碍。原先我一直担忧骨折的部位,也只是挫伤而已。

看到这个结果,我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想想,就半年不到的时间,我已经第三次进医院了。这很不正常,就算每天战斗在第一线,和穷凶极恶的歹徒正面交锋的刑警队员,估计也不会有我这样的光荣史。

让我感到郁闷的是,回顾过去的惊险历程,大部分都不是我英勇善斗捡回一条小命,而是他们手下留情,并且现在我连他们一根汗毛都没摸着过。我就像一只可怜的耗子,被一群猫肆意地羞辱玩弄得筋疲力尽。检查完了之后,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婉拒了住院的邀请,周炳国也这样想,他让我拿上药赶紧回宾馆好好睡一觉。我却饥肠辘辘。

“又费脑子,又费体力,先去吃一顿吧,就算死也得做个饱死鬼啊!”我说着。

由于我的伤势,所以辛辣油腻的玩意儿一概不能入口。我们开着车,逛遍了小半个J市,才在一个巷子里找到了一家打着江南菜牌子的饭馆。看来,J市人的口味果然很排外。

我们走进饭馆,人不多,在靠窗的位子前坐下。拿起菜单,我一口气点了六个硬菜,全是按照我自己的口味来的。西湖醋鱼、一笃鲜、八宝辣酱,诸如此类,外加一个扬州炒饭。点完之后才想起来,把菜单递给别人。我抬起头,发现那两个保护我的警察坐在隔壁桌上,抽着烟自顾自地聊天。

“坐过来啊!”我说。

他们摆摆手:“执行任务,不能喝酒。”

“我们没准备喝酒。”

“那也算了,还是离开点儿距离,没准儿你现在正被人盯着,人太多,他们反而不敢出来。”其中的一个警察指指窗外。

我皱了皱眉头,都说成这样了,我也不好强求什么,毕竟他们要破案:“那你们自己点。”

“没事儿,不用管我们。”

不一会儿,菜上来了,我囫囵吞着大鱼大肉,这味儿不是很纯正,但还凑合。饥饿的时候吃什么都是香的。我活像个吃货,二十分钟不带停的,好不容易有点儿感觉了,才停下筷子,抹了抹嘴,点上根烟。看见隔壁那俩小子,可怜巴巴地在吃面条。

我压着嗓子对周炳国开了句玩笑:“他们还挺负责的,弄得就跟监视一样。”周炳国停下筷子,看着我不说话,看得我心里发毛。

“怎么了?”我问。

“没准儿他们不是保护,就是在监视。”他也压着嗓子回答道。

我的心“咯噔”一下。

“你以为他们真的就那么轻易相信你说的?说不定只是碍于情面。”周炳国面无表情地反问道。

“什么意思?”我吸了一口气。

周炳国不说话了,脸上的表情奇怪得不得了。我顿时被压抑的氛围弄得没了食欲。再去看看那两人,他们吃面正吃得津津有味,我转过头有点儿怀疑周炳国的判断。

隔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来,那边的两人也警觉地把头偏了过来。我这个动作只是想试试他们。他们的表情确实有点儿不对,不像是保护,而是像怕我跑了似的那种感觉。

“我去一下洗手间。”我说。

其中一个站了起来:“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哦,队长说了,要每时每刻保护你。”我开始有点儿相信周炳国的话了。

从洗手间出来,我坐回到椅子上,饭已经吃不下了,心里在安慰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因我而起,这时候对我有怀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时周炳国敲了敲桌子。

我抬头看他,他轻声地说道:“来了。”

“什么来了?”

他用嘴努了努门口,我转过头,闫磊正从大门外走进来,神情严肃。他走到我的跟前,仿佛不认识我似的:“马路,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直到这个时候我都还没猜到,假林慕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再次被带进局里之后,我被隔离了,连周炳国都见不到。闫磊把我带进了另一个更为幽暗的审讯室。他们的态度也远没有先前那么友好。高瓦数的台灯,照在我的脸上,异常刺眼。

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觉得这已经算是客气的了,他们没跟我说“你自己好好想想”之类的屁话,而是直接把勘察报告上的结论,念给我听了。这个结论令我吃惊:侯文杰胸口的那把匕首,上面只有我的指纹。而且指纹的痕迹很清晰,是那种捏住刀柄,用力刺杀之后,才会留下的痕迹。

我再次想到了“陷害”这两个字。但仔细琢磨还是不愿相信这个可能——实在是太弱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我的指纹弄到那个刀柄上的,想必也不会很难。可尽管主要证据确实令我难堪,但要想定罪,还离着十万八千里呢。

这中间得讲逻辑。我看着台灯背后的闫磊,他表情严肃得像一块冰,仿佛从来没有见过我似的,完全不是在开玩笑。很明显,形势还不是一般的严峻。我只得把当初在别墅门口说的那个经过,再次复述了一遍,几个关键点还着重强调,我得告诉他们这根本就不合理。

说完,闫磊冷冷地看着我,突然冒出来一句:“门窗是有自动锁的。”

“嗯?”我愣了一会儿,随即反应过来,难怪一转眼的工夫门窗全都打不开了。这又是有钱人家新颖的保安措施,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自动锁的开关就在沙发底下。这下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了吧?”

“你说得明白点儿?”我有点儿恼火。

“侯文杰在死之前,按下了开关。”闫磊点了一根烟,见我一脸迷茫,又补充着,“这么说吧,你进去杀了侯文杰,受害者在临死前,按下了自动锁的开关,所以你被困在里面了。”

“你这不扯淡嘛!”我晕得不行,这种猜想,亏他也推理得出来。

“所以你只能去把玻璃拆掉,企图跑出去。”

“玻璃碎了,有人从窗户外踹了进来,把玻璃踢碎了——”我戛然止住,突然明白过来为什么之后会有块完整的玻璃躺在屋内了。

闫磊在桌上的烟缸上弹了弹烟灰:“这全是你自己说的。”

“那个假林慕呢?还记得我们在局门口那个饭店吃面吗,你都知道。”闫磊冷冷地看着我,却不回答我的问题,仿佛已有足够的证据将我定罪。我的胸口像被人击打了一拳一样。理智再次告诉我,什么都别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而是他们愿不愿意相信的问题。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潭水很深,是众所周知的事儿,现在死的可是副厅长的公子。不管里面还牵扯到什么,以我这几年的阅历来看,谁都知道,他们急于破案,谁说没可能让我来背这个黑锅呢?

我被暂时关在了公安局的拘留室里,闫磊不想打持久战,所以把我送走,我怀疑他都没有回家,而是住在了局里,打算明天一早接着审。我不开口一定让他心情非常郁闷,这时候开不了口,我知道很多在这种有背景的案子里,出现过多少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况且现在整个J市都处于风口浪尖,一不留神我就会成为替罪羊。

我彻夜未眠,坐在拘留室燥热的笼子里,想了一晚上。现在我总算有点儿明白过来,假林慕他们为什么要弄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了。一是可以有时间把我的指纹弄到刀柄上去、整理现场;另一点,我都不好意思说,难道他们就是用这些常理无法解释的事情,来让我百口莫辩?

我不知道,但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他们确实做到了。就在这个当口,龙舟赛散发管文明凶杀“报道”的人还没有抓到;公安厅副厅长的公子遇害的当口,把我困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简直就是个笑话,闫磊他们一定把精力都放在我这儿了吧?

我从地上站了起来。“调虎离山!”我想通了一个问题,难道这么做,不仅是要陷害我,而且在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我多希望能够第一时刻和闫磊探讨这个猜想。不,闫磊也不可信,我已经接到过多次暗示了:“不要相信任何人!”

这句话就跟当初黄玉芬的“你别无选择一样”,总是像句座右铭一样,左右着我的命运。

我要见周炳国,只能对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意志力的缘故,一清早我被带到审讯室,闫磊不在,居然真的是周炳国,而且他还是独自一人。

我一阵欣喜,把所有的推测都说给他听。他一直没有说话,末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马路,这回真的有点儿麻烦!”

“什么?”我吃惊地看着他,然后看看门外,闫磊怎么会轻易让周炳国单独见我?

“你也不信我说的,”我看着他,有点儿明白过来了,“他们让你进来劝我。”

周炳国点点头,然后压低嗓子说道:“否则的话,我怎么有可能进来见到你!”

“你也怀疑我?整件事非常扯淡知道吗?你认识我那么多年,而且发生了那么多事儿,他们一定清楚内情的,怎么可能怀疑我会杀侯文杰,动机呢?逻辑呢?”我有点儿歇斯底里了,这他妈确实荒唐。

“问题不在这儿。”

“不在这儿?那在哪儿,对了,假林慕,你们现在去找假林慕,找到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不是笨得跟头猪似的,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你老实跟我说,林慕的死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周炳国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突然一下愣在那里,过了半晌:“什么叫影响有多大,我当时的心理评估不是你来作的?”

“可我还是不能确认,当自己的未婚妻就死在身边,究竟会对一个人影响有多大。”

“这他妈算什么!”我终于忍不住了,拍着桌子站起来。

周炳国的眼神冰冷,就是闫磊看我时的那种眼神:“冷静点儿。你还记得我们在饭馆,你说假林慕就在门外盯着你?”

“没错,你在,闫磊也在,你们都在。难道我在说谎?”

“不是你在说谎,”周炳国看着我,“问题是,他们去调来了那天饭馆门口的录像,你所描述的那个位置,360度都有监控,可根本没有出现过所谓的林慕。他们不是认为你撒谎,而是认为你出现幻觉,脑子有问题了!”

我被彻底算计了,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这就是真的。我居然是个疯子?!

这就是他们给我的定义。林慕的死从来没有从我的脑海中抹去过。所以从一开始那个戴发卡的小姑娘,只是一个幻觉。从来没有人在便利店买过凉茶,没有人在面馆的门口死死地盯着我们;宾馆的楼下也没有把我引到侯文杰别墅的神秘女子。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臆想出来的。

我臆想着来到了侯文杰的家,然后杀了他,又臆想出一套说辞来对付警察。这就是我杀害侯文杰的动机,因为疯子杀人是不需要动机的。他们全然不顾我浑身伤口的出处,无论有多荒诞,不管我自己信不信,反正他们是信了。

更荒诞的还在后面。周炳国从北京组织来了一个所谓的专家团,对我作了一次心理评估。我满怀希望,借此能够洗脱身上莫须有的罪名。我做了400道在他们看来睿智而我却觉得无聊至极的测试题;看了20多幅画;和一个又一个的专家面对面聊天;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我没有疯。可结果居然没有通过!

这是不折不扣的陷害,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周炳国到底在想什么,现在连他也不信我。他是被收买还是受威胁了?我想不出个所以然,但按句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我十分荣幸“被精神病”了。

我从来没有进过精神病院。一个两天前还捕获了管文明的战斗英雄,转眼间就成了阶下囚。确切地说,还不仅仅是囚犯,我的周围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冷酷的杀手,就连小蟊贼都不是,而是一帮连屎尿是否拉在裤裆里都分不清楚的老少爷们儿。

我每天要在六点起床,洗脸漱口,拉屎撒尿,然后吃上一份迄今为止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药。本来人没事儿,吃完了不疯也傻了。由于我是杀人犯,所以很荣幸地被关进了一个小房间里,独自生活。等待着我的是进一步的司法鉴定和法律审判。

这间房只有十几平方米,呈长方形,门正对着一张床,床边上各有三个铁环搭扣,门旁就是马桶和洗手池;四面白刷刷的墙,会压抑得你喘不过气来;顶灯深深地嵌在天花板里;为了防止病人自杀,房间里没有任何尖锐锋利的边边角落;床头有扇窗,我住在一楼,正对着操场;窗户不是玻璃的,而是纱窗,但你想要跑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在纱窗前,竖着大拇指粗细的一根根铁栏杆。

门的中间位置,还有一个朝外开的小口,每天的饭菜和药都是从这个小口送进来的,小口上面是个塑料窗户,护士或医生要看着你把药吞下去,然后对着他们张大嘴确保咽下去了,才算过关。

你要是负隅顽抗,或者被他们看出来你在自作聪明,那就悬了。床边上的搭扣就是专门对付不听话的病人。他们会像裹粽子一样把你裹在床上,灌你药不说,没准儿还会给你打上一针,让你吃喝拉撒在床上一个礼拜都下不来。可即使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我还是要作一些抗争。

那些药,正常人真的不能吃。

等护士走后,我确保没有人监视,马上跑到马桶边,用手指头抠那些吞下去的玩意儿,吐出来。

我不知道这样是否真的有效,但总要求个心理安慰,总比任由他们摆布要好。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被锁在房里,似乎除了躺在床上,就没有什么事儿可做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忍受着从来没有过的心理煎熬,睡得着才怪。白天的时候,我还可以看到草,看到太阳,看到操场上的人。到了晚上,月光照在操场上,白花花的一片,就像在地面上撒了一层细盐,阴冷凄凉。

尽管恐怖,可我还是忍不住从床上下来看看,比起在黑暗中躺在床上毫无休止的挣扎,夜空中的半轮月亮,至少还有一点儿生气。

单调的景物看久了之后就会有莫名其妙的想象,总觉得穿着病服的精神病人中有人从病床上逃了出来,站在地上,起先是一个,然后一个挨着一个排在操场上,眼神呆滞地看着我。

一会儿这些病人又消失了,我揉了揉眼睛,窗外的操场上空无一人。刚刚从恐惧和惊讶中缓过来,身后的走廊上又传来了脚步声,“咚——咚——”一步之后要顿一顿,才会走出第二步,仿佛在确认着什么。

我总觉得门后面有人用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回过头去,门上那扇塑料小窗背后的漆黑,深不见底。我只得回到床上,把脑袋埋进被子,这样才会稍稍找回一点儿安全感。夏季的夜晚总是瞬息万变。转眼间,天空亮如白昼,隔着薄薄的被子,似乎就像有一道强烈的光打在身上。紧接着传来隆隆的雷声,一记接着一记,仿佛从遥远的地方滚滚而来。窗子上“咕咚咕咚”像是有人在敲打。

我从被子里露出眼睛,每隔着一记闪电,总能看到窗上清晰的纹路,我被吓了一跳,等待着下一个闪电。当下一次光明再次来临的时候,我确认我看到了一个怪物,它的脸贴在窗上,确切说都不能算是脸,只是一个球体,突出的两坨像烧熔后烙上去的铅块,紧紧地贴在两侧,球面上坑坑洼洼好似布满了令人惊诧的伤疤,就像一条条肥硕的蚯蚓在蠕动。

它居然还在对着我咧着嘴笑。我从床上一股脑儿摔了下来,一直退到了门边的角落,它就一直放肆地盯着我。暴雨倾盆而下,像一颗颗石子重重打在窗台上,我蜷着身子,警惕而又颤抖地盯着窗外,当光明再度重现的时候,那张脸已经从窗户上消失了。我在雨声的掩护下,壮着胆子静悄悄地走了过去,有限的范围内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我照常吞下了药水。坐在床边呆滞了20分钟,以往这个时候是我确认护士离开的时候,应该趴在马桶上把药水吐出来。可这次我犹豫了。这种感受说出来挺离奇,我神志清晰地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药物来治疗我产生的幻觉。

一切都细致明了地在眼前发生了,可就是因为发生了,才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假林慕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要命的偏头疼;周炳国奇怪的表情;那份由众专家共同认定的鉴定书就把我指向了非正常人类。

昨晚出现的那个诡异的脸孔转眼即逝,再度让我怀疑自己有了幻觉。难道我真的疯了?我坐在床边,环顾四周,四周的白墙上并没有出现奇怪的现象,到了这个时候,我倒非常指望能够再次出现令我惊恐的事儿。我在迟疑,药效一点点在我的身上起着作用。我不知道他们在里面掺和了什么,我感到大脑晕晕沉沉,就像服下了安眠药似的,嗜睡如命。

不知道何时我躺了下去,天花板在打转,我犹如喝了酒般感觉晕眩,眼皮不停地往下耷拉,一闭眼,林慕的影子又出现了。这次她是真实的,就在我几米远的地方,她说,好吧,我们进去吧。

在发现林慕眼镜有问题的半年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她的“色彩恐惧症”。我总希望找到其中的根源。这种心理上的疾病,虽说还没有严重到打乱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多少还是有些不便。

我曾经提议她去看心理医生,但似乎她对此反应很大,主要的表现在于她并不认为自己有病。为此,她还特地买了两张电影票,来证明自己只是不喜欢色彩,但绝非病态到拒绝色彩。

然而事实上,她对色彩的负面反应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在电影院,我一直观察着她对那些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画面的反应。显然,她在努力向我表现出自己的淡定。更准确地说,是为打消我的顾虑,而强迫自己坐在一片色彩之中。

然而,这已经超出了她的承受范围。起初的时候,她还能坚持坐在椅子上。很快她的身体就开始颤抖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脸上尽现痛苦的表情。我一直握着她的手,能够深刻感觉到她握紧我手的力度,从小到大的变化。到了最后,她猛然站起身来,迅速而又慌乱地离开了放映厅,就像逃离手术台的少女。

我站在洗手间的门口,听见林慕在里面一阵接着一阵,深沉而又强劲地呕吐,过了一会儿,她脸色苍白地走了出来。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她又戴上了那副眼镜,又回到了黑白的世界。我们下了电梯,回到大街上,一言不发。

我们像两个有心事的情侣,一前一后地走着。走过第四个街口,她突然回过头来:“再给我点儿时间。”

林慕的口气带着哀求,我不知道她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以至她要如此地排斥色彩。

“你有把握吗?”我问道。

“有!”林慕坚定地说着。

我们最终放弃了去看医生的念头,对于林慕来说,也许她始终认为可以靠自己从这个怪圈中走出来,但如果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不会任由她的固执,最终害死了自己。

有过这次尝试之后,林慕似乎强压下去了某种痛苦。这个猜测,不是因为她变得郁郁寡欢,恰恰相反,在我面前,她反而变得更为活泼。林慕并不是这样的人,她的秉性是文静的,只是为了告诉我,在没有色彩的世界里,她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快乐、很幸福。

然而这种东西是伪装不出来的。细枝末节总是在出卖她。吃饭的时候,每当我兴致勃勃地述说着一个话题,她总是在两分钟之后开始游离,眼神迷离无光,虽说时不时地点头来回应我说的话,但谁都看得出她心事重重。有时候,她又毫无来由地发火,因为一些细小的琐事,而失控般地大吵大闹,说我不够关心她,事后又努力道歉,说自己心情不太好,并且极力声辩是因为工作,而不是因为对我有什么看法。

这并不奇怪,情侣间毫无来由的争吵只是亲昵的表现,奇怪的倒是她竭力想要去澄清这件事的行为。我总觉得平静的生活下暗流涌动。林慕就像一座火山,有种莫名的躁动正在她的体内跃跃欲试,找到适当的机会就会迸发出来。

我依然在一旁警惕地观察着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预感到这种迸发即将来临,这种直觉,就犹如农夫对天气的预感。后来,我看到了那封信。那天她在洗澡,我坐在她的床上。床边的柜子上放着喝尽的饮料瓶子,我把它丢进垃圾桶,转而发现了那封信。

信的开头,写着“给亲爱的你”。出于好奇我从垃圾桶里把这封信拿了起来,上面写道:

“亲爱的你,很感谢这段时间你陪伴我的日子,你忍受着我的坏脾气和小执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幸福,但到了今天,我还是觉得我要离开了。正如你所知,我是一个有病的人。这种病的根源由来已久,在我没有准备好之前,我根本无法预知轻易地去改变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不想拖累你。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你,不要追问原因,也不要去追查我的消息,如果你还允许我有一点儿隐私,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爱我,不要找我。”

这张揉皱的信纸,不久前躺在林慕的桌上,它原本应该寄到我的手上,但也许是因为一时心软所以才没有寄出,也或许她在想着更好的措辞,来和我提出分手,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让我意识到,如果再不做出反应的话,很有可能就要失去林慕了。

我们去了一趟杭州。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自己治疗林慕的方法——旅行。利用大自然的清新和旅途中的好心情为她疗伤,为她业已绷紧的神经放松,起码让她知道我有多爱她,为此可以接受她生命中所有的一切。

旅行的日子定在九月,秋高气爽,这种天气仿佛就是为了旅行准备的。为了增加旅行的气息,我们选择了坐火车前往。江南的铁路线路发达,加之杭州是个旅游重镇,四方来的火车均会汇总到此,所以我们直接去火车站买了票。

火车在一小时之后出发,我们坐在这座城市新建的火车站候车大厅里。大厅宽敞宏伟,七八层楼高的透明顶棚,让过滤后温暖的阳光柔和地照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和林慕都有些许兴奋,这是我们第一次结伴出行,在一个月前,林慕就早早地请好了年假,准备了这次旅行。

抛开所有的动机不谈,旅行毕竟是会让人感到愉快的事儿,况且我没有丝毫透露这次出行与她“色彩恐惧症”有关的信息。

和谐号动车载着我们一个多小时之后来到杭州站。虽说这座老城站有些破旧了,但人头攒动的大厅大都是来观光的年轻人,所以依然显得活力十足。我们坐电梯,来到地下室的出租车扬招点,打了一辆车直奔西湖。

因为杭州城内建地铁,西湖大道封路改道,我们从解放路一路往西,到达西湖边叫停,然后在路边的超市买了两瓶水,步行来到堤坝上。杭州我来过数次,对湖边的地形烂熟于心。

“你看咱们是顺时针走,还是逆时针走?”我问道。

“无所谓啦!你决定好了……好美哟。”刚看到碧波荡漾,林慕就进入了状态。

西湖几乎是江南景色的汇总,山水结合,群峰环绕,既有南方的细腻,又不乏北方的大气,悠久的历史让这座城市充满文化气息。那些不仅贪图景色,还对人文颇有兴趣的观光客,在此也能随地捡到颇有嚼劲的传说。

“欲把西湖比西子”,就连皇帝也流连忘返,忘记了复国大业,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我们走过了断桥,来到了岳王庙,然后坐船去了三潭印月,再从湖中岛返回,然后绕着湖边,走到主干道上,准备打车去灵隐。

来的时候,我特地问了问资深驴友,他们介绍了一个在灵隐接着往上走的青年旅馆。这家青年旅馆曲径通幽,坐落在翠绿的半山腰,推开窗户就能摸到大自然,自是符合我的心意。

我站在主干道边拦车,被林慕打断了:“咱们还是坐公交车吧!不是说了解一座城市要从了解这座城市的居民开始吗?”她背着包,笑得很灿烂。

我和林慕兴致勃勃地奔往车站,坐着K2,像大学生过简单质朴的生活一样。

刚上车,林慕占到了右边的两个位置,她把凉鞋脱掉,两只脚盘在座位上。看得出来,她这是真开心了,没有丝毫做作伪装。

我看着她,指了指司机,林慕嘟着嘴满脸不乐意地把脚放了下去。

“第一次来杭州吗?这么兴奋。”我问她。

“第二次,不过第一次是在很小的时候,七八岁,全都忘记了。”

“很漂亮吧。”

“嗯。”

趁着她心情好,我有意无意地提了一句:“如果你看得到它们的色彩,会觉得更美!”

听完这话,林慕的身子颤了一颤,像个木头一样,脸一直看着窗外,猛然间,刚刚那个快乐活泼的林慕似乎已经离我远去,并且遥不可及。

公交车沿着湖边弯曲的小路,在树阴底下缓缓前行。杭州四处是风景。路边的一棵草、一根树枝,在这样的意境中都会显得格外文艺。从窗户向外望去,色味俱全的视觉饕餮大餐,无时无刻不在撩拨你的神经。在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突然一下冷场了,就会有一种奇怪的气场。

好吧,我承认,从一踏上杭州的土地,我不是喜悦而是恐惧。林慕越是对眼前的景色表现出兴奋,我越是觉得不寒而栗。我想象不出来,一个眼中只有黑白的人,会怎样定义美的概念。

这些翠绿浓郁、莲叶荷花的交错辉映,如果只是黑白,充其量只是一幅功底深厚的素描而已,而林慕竟可以浑然不知地享受其中?

林慕一直把头别向另一边,我的提问,让整个旅行都陷入了尴尬。我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开启话题,只能由着这种沉默,把我们一路带到终点。

下了车,要爬一个坡。原先我们预定去灵隐烧香拜佛的,此寺常年香客不断,据说求姻缘很是灵验。我倒是希望佛能告诉我,该如何处理眼下的情形。

“我们直接去旅馆吧,我有点儿累了。”林慕语气淡漠地说道。

我跟在她的身后,一时语塞。

我们沿着一条小溪,拾级而上。这家青年旅馆躲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四周高耸的树木遮挡了它的全貌,等我们走上一个平台,左拐进入一条山间小道,往前几十米之后,才看到了它的样子。

很别致,草绿色的外墙把它很好地掩护在草木中,窗户上反射着透过树丛的阳光,晶莹但不耀眼的闪烁,就像镶嵌在一片绿毯中的珍珠。整座旅馆四层楼高,呈长方形,停车场就是楼前的一片空地。

现在那儿停着三四辆黑色的轿车,我们从车旁经过,进入了大厅。我在前台出示了订房的信息,宾馆把预留房间的钥匙给了我。

是在顶层,令人惊喜的是,这个房间居然还自带一个小阳台。因为价格适中,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此等规格青年旅馆的标间,居然还有这样的待遇。我放下行李,推开窗门,大自然的气息一下子就涌了进来。

林慕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默默地看着,她依然享受着自己的黑白世界,在黑夜来临、关灯之前想必她是不会摘掉眼镜的。

“我先洗个澡。”我说。

“嗯。”林慕应了一声算是回答。

等我洗完澡出来之后,沙发上的林慕已经不见了,她正在阳台。我悄悄地走过去,发现她把眼镜摘了下来,放在一边,然后看着远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知道她又一次在挑战自己。我从后面默默地抱着她,用这种方式和她站在一起,她的身体在颤抖,就像犯了毒瘾的少年,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加油。”我说着。

我听见林慕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突然一下子瘫坐到了地上,满头大汗地面朝着我。我的鼻子一酸,还没来得及掉下泪来,她就已经泪如泉涌了。

“慢慢来,不急。”我安慰着她。

“我不行。”林慕痛苦地说,拼命地摇着头。

“慢慢来。”我继续说着。

林慕泪眼蒙眬地看着我:“我们进去吧。”

我搀着她回到房里,躺在床上,就这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仿佛世界已经离我们远去,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睡着了。大自然的静谧让我们顿时安静了下来。我们就像两个大学里的初恋情人,单纯而又幸福地在一起。

紧接着下来的事情是我始料不及的,而且就像疾风骤雨般差点儿让我瘫在原地。青年旅社的那个男服务员脸色苍白。他戴着红色的帽子,斜着,把我从睡梦中敲醒,醒来我才发现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居然没有一丝知觉,我不知道何时开始下雨的,现在几点了,也不知道林慕什么时候从我的身边起床离开的。

“你最好下去看看!”男服务员颤抖着嗓音说道,我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跟着他一起紧张起来。我披了件外套,跟着他下楼,大厅里围着不少人,我瞄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凌晨三点。

外面黑漆漆的一片,只有旅社前微弱的灯光照出很小的范围。他们已经报警了,服务员打着伞带我出去看,同时声音颤抖地说:“你认一认。”

伞根本没有用,雨打湿了我的全身,我急迫地跟着走了出去。服务员打着手电筒,就在刚刚换班时,外面进来的工作人员在门前的空地上发现了林慕的尸体。

我快晕过去了,双脚感觉无力支撑起自己的身体。是林慕,穿着白衬衫,躺在地上,雨水已经把血迹冲得一干二净,现场没有血腥,却比有血腥还要凄凉万分。

林慕弱小的身体躺在雨中,孤苦伶仃,我死活也不相信她会自杀。一切都还好好的,都说好要一起去面对的,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林慕就死在我的面前,我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但事实就是这样。警察来了之后,作了现场勘察,林慕就是从这个阳台上跳下去的。阳台的扶手上,还放着她的眼镜。她留了一纸遗言,放在茶几上:

“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可我已经错过了时机。”

我的眼睛紧闭着,只感觉天花板在转动,其实我什么也看不见,那药里像是放了安眠药,让我的眼皮粘住了一样地沉重。似乎天已经暗了,从早上开始我就一直睡在床上,似乎有人把饭菜从那个小铁窗里塞了进来,可我没有一点儿食欲。

双脚麻木了,就好像离我几公里远,已经不属于我了。梦里真实地再现了我和林慕最后的时刻。尽管我始终不相信林慕会自杀,可她的死亡已经成了不可更改的事实。这个时刻如此的真实而又遥远,仿佛就像眼前放的电影。

尽管已经有无数个人曾经对我说,林慕的死在于她自己,她自己陷得太深,至今都无法走出那个我们谁都不知道的怪圈,所以才选择自杀的。

可——你让我怎么不往这上面去想。

如果我没有和她谈恋爱,没有要求她接受“色彩”,没有带她来杭州,也许她就不会死。这种自责是常人无法理解的。我的耳边仿佛出现了这个声音,急促的脚步,加之急促的敲门声,把整个氛围都弄得紧张起来。我还记得那个青年旅社服务员脸色苍白的样子,他或许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是啊,普通人的一生,能有几次和尸体接触的机会。所以那个服务员录时发出来的动静,就格外特别,你隔着门就能听到他的慌乱,还有他那种觉得眼前之事不可思议的情绪。

我眼睛依然睁不开,但我想我的意识是清晰的,现在门外传来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没有慌乱,只有小心翼翼,甚至还有一些鬼祟。

难道是经过时间的推移,我的记忆变形了?不对。我搞不清楚这到底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我只感觉我被一种危险包围着。而这种危险就来自门外。

那种窸窸窣窣的声音又传来了,就像有人用细铅丝在试探性地鼓捣门锁,没错,就是这种声音,我学过开锁,知道这其中的流程。这是铁丝在摸索纹路撞击的轻微的声音,有人在撬锁?

我感觉到了心慌,动物遇到危险时本能的心慌。我的肌肉在绷紧,尽管无济于事,但起码我在努力。身子一用力,就感受到了旧伤的疼痛,这种疼痛在梦里可不会出现,我依然尝试着努力睁开眼睛探个究竟,但总是做不到。

“咯噔”一声,病房的门最终被人撬开了。我虽然躺在那里不能动弹,但还是感觉得到进来一个男人。而且这人不怀好意,我虽然看不见,但别的器官就似乎特别的灵敏,用鼻子就能嗅到他身上透出的杀意,从脚步声我能分辨得出来他的暴戾。

他缓缓走到我的床前,一个比黑暗更为深色的人影站在我的面前。他俯下身观察着我,我脸部的皮肤都接收到了他呼吸的气息,喷在我的面孔上。他从背后掏出了一根绳子,绕过我的脖子,然后开始用力。

他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根本没有花什么力气。如果我还能动弹的话,一定会好好和他干一场,可现在我的手指刚刚颤了颤,就不能再做出更大的动作了。

我由着他收紧绳子,我想,这很有可能是有人来灭口了。突然,他停了下来,像是在确认什么,紧接着我也听见走廊上传来的脚步声。

这个脚步声就光明正大得多了,一步一步很笃定,也很悠闲,是两个人的声音,一男一女,女的穿着运动鞋,踩在地面发出软绵绵的“嚓嚓”声,男的是靴子,没准儿还钉着铁掌,铿锵有力。他们中的一个手里拿着一串钥匙,或者是挂在裤腰带上,我不知道,他们由远及近地走来。

男人手上的力道没有减轻,但似乎没有再用力,而是屏息听着外面的动静。现在这个状况,还不至于置我于死地,可我很难受。我除了手指能够颤抖,别的部位哪儿也动不了。走廊上的那对男女暂时救了我。

他们停在了门口,随即传来了钥匙声。凶手还定格在我的床前,我猜他正弯着腰保持着勒紧我的姿势,抱着侥幸心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松开了绳子,蹲下身来,掀开床单迅速钻到床底下去了。

门一开,走廊上的光就照了进来,我的脸正对着门,顿时眼前出现了一道白光。然后时隐时现,应该是那对男女走动摇摆着身体,不断阻挡着灯光。女人问:“他一整天都没吃过饭吗?”

“不会死了吧?”男人的口气里带着幸灾乐祸,没准儿在他看来,精神病人没一个应该活在世界上的,“你一个人来不就行了,我那儿正看着球呢!”

“都说这个病人是个杀人犯,我胆子可没那么大,我只负责送药送饭,制伏罪犯这样的事情,还是得靠你们。”

“我又不是警察,保安而已,你以为有多光荣啊。”男人不耐烦地说着,今晚的球一定很精彩。

“你去看看还活着没?”女人说着,听她声音传来的方向,貌似躲到男人的背后去了。

男人的脚步响了起来,嘟嘟囔囔地说:“就他这个样子,连只苍蝇都拍不死,你怕什么。”我张嘴想要说话,可嘴唇光是嚅动,就是发不出声来。有个凶手就躲在床底下,刚刚准备把我勒死。这是一条线索,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啊。我在心里大叫着。

男人显然听不到我心里的话,用手在我鼻子下探了会儿,说:“有气儿!”

女人小心翼翼地跟了过来,远远地看着,犹豫着说:“有点儿不对。”她壮着胆子靠得更近了,隔了老远伸手摸摸我的额头,“好烫啊,好像发烧了!你在这儿看着,我去叫医生!”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床底下有人!

男人靠墙站着,或者正在门口。他的身材应该高大魁梧,没准儿是个退伍军人。这些都是我猜的,能够在精神病院当保安,恐怕没两下子是拿不下来的吧。没准儿还受过格斗的训练。这个时候,只要我能够说出话来,告诉他床底下就藏着凶手,应该很有把握把他拿下吧。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让我脱离险境和困境的机会。我作着最后的努力,奋力一搏,就像奥运会运动员最后的冲刺。黏住的眼皮,开始微微松动,我借助着额头的力量,硬要把眼睛睁开。

终于露出一条缝来,狭窄的视野里,果然看到门口站着一个大高个。他嘴上正叼着一根烟,然后用打火机点燃。

我继续坚持着,我要张嘴喊他,把他喊到身边来,可我已经透支了全部体力,仅剩的那点儿力气根本凑不出一句话来。

“嗯嗯。”我用喉咙发出声来,细得就像来自几千公里之外。

“嗯嗯。”我对着门口拼命地发出声响。

保安停止了抽烟,把脸别过来。他听见了!我顿时受到了鼓舞,他听见我的呼救了,然后尝试性地朝我走来。

“哎——我跟你说,不要装死!”他警惕地看着我,大声喊道。

“嗯嗯。”

“要死也等医生来了再死,现在算什么。”保安烦躁地说着。

“有人。”我气若游丝,还得花一半用来求救,剩余的两个字实在是没力气了。

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

“待会儿再死,医生来了。”还没等我说完,保安又离我而去,走到走廊上挥手。脚步声急促起来,他们也许认为我不行了。

一个穿白大褂戴眼镜的医生俯下身来,摸着我的额头,说:“果然发烧了!他一天没吃了?”

“应该是吧,送来的饭菜都没动过。”护士说道。

“害我。”我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可这话还是只能自己才听得见。

“害我。”我咬着牙又挤出来一次,这次有了效果。

“他好像在说话。”护士说道。

“是吗?”医生把头又俯下来一点儿,“你说什么?”

“小心点儿,他是个杀人犯。”保安在一旁提醒。

去他妈的,这个笨保安智商明显和个子成反比。

“别吵——”医生还算是个明白人,他耳朵贴在我的嘴前,“你说什么?”

“有人害我。”我终于在他耳边说出了这个完整的句子。

医生皱了皱眉头,然后站了起来。

“他说什么?”护士在一旁好奇地问着。

“没听清,但好像是在说‘有人害我’。”

“每个疯子都说有人害自己。”保安仍然以嘲讽的口气讲着。我很想用古老的摔跤方式给他一个“大别子”,这个男人的脑袋像被灌进了糨糊一样。

更要命的是,他的话是很有煽动力的,医生显然放弃刚刚涌上来的一点点怀疑,然后离开床边,从医药箱里取出一个针管,然后打上药水,朝我走来。

别给我灌药!我的心里大叫着,可就是叫不出口,我现在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就算我生龙活虎地站在他们面前,大声地说,有人害我,我都不确保他们会完全信我。这里是精神病院,来到这儿的人,所说的话都是不可信的。我要是抵抗,没准儿还会像个木乃伊似的被绑在床上。

“有人害我,床底下有人。”我呢喃着这几个字,但吐音不清,含糊得连我自己都听不见,我的手臂貌似被蚊子叮了一口,液体顺着针管注射进我的体内。

“先打一针退烧针,等他睡一觉,明天早上再看看什么情况。”医生说着,然后收起医疗箱准备出门。

“别走!”可惜他们听不见。医生带着护士和保安往门外走,我有点儿绝望了,生死就在这一瞬间决定,他们走出了病房,关起房门的那一刻,也意味着我生命最后的道路被堵死了。

我在和自己抗争着,努力不要睡去,这退烧针里一定加了安定的成分。我虽说动弹不得,但意识还是清晰的,可从现在开始,我开始模糊起来,倦意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床下的凶手,似乎是在和我博弈,也在等我睡去,或者等着医生他们彻底走远。床下发出了声音,也许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救兵已经撤了,我比先前更没有抵抗能力。

凶手从床底下钻了出来。他表情麻木,也许狰狞,或者嘴角还泛出一丝冷笑,所有关于坏人文艺的想象,都在我渐渐恍惚的意识中时隐时现。

我的脖子真切地感受到了冰凉。他把绳子重新套了过来。我嗅到了死亡的味道,气管瞬间被挤压堵塞,心跳加速,我浑身每一寸皮肤,每一个细胞都渴望氧气。我的眼前金星儿四射,就像被人狠狠地砸了一拳,我动不了,只能坐以待毙。眼前的金星儿越来越多,越来越闪烁,难道这就是濒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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