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东坡兄弟年二十岁左右,已经准备好去赶考之时,不可免的事,婚姻问题也就来临了。他们若是未婚晋京,并且一考而中,必然有女儿长成之家托人向他们提亲。那时有求婚的风俗。京都中有未婚之女的富商都等待着考试出榜,向新得功名的未婚举子提亲。所以科举考试举行的季节,也是婚姻大事进行得活跃的季节。在父母的眼光看来,让儿子娶个本地姑娘,他们对姑娘的家庭知根知底,自然好得多。按照当年的风俗,青年的婚姻一向是由父母妥为安排,苏东坡年十八岁时,娶了王弗小姐。王弗小姐那时十五岁,住家在青神,在眉山镇南约十五里,靠近河边。次年弟弟子由成家,年十六岁,妻子比他小两岁。当然算是早婚,但是并不足为奇。

在根本道理上看,早婚,当然并不一定像苏氏兄弟那么早,在选择与吸引合意的配偶时,可以省去青年人好多时间的浪费,和感情的纷扰。在父母看来,年轻人若能把爱情恋爱早日解决,不妨碍正事,那最好。在中国,父母自然应当养儿媳妇,年轻的男女无须乎晚婚。而且一位小姐爱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和爱尚未成自己丈夫的男人,还不是一样?不过在拼命讲浪漫风流的社会里,觉得婚前相爱更为惊奇可喜罢了。无论如何,苏家兄弟婚后却很美满。但这并不是说由父母为儿女安排的婚姻不会出毛病,也不是说这样的婚姻大多都幸福。所有的婚姻,任凭怎么安排,都是赌博,都是茫茫大海上的冒险。天下毕竟没有具有先见的父母或星相家,能预知自己儿女婚姻的结果,即便是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也罢。在理想的社会里,婚姻是以玩捉迷藏的方式进行的,未婚的青年男女年龄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虽然当地社会伦理和社会生活十分安定,但是幸福的婚姻的比例,也许还是一样。男人,十八岁也罢,五十八岁也罢,几乎没有例外,在挑选配偶时,仍然是以自然所决定的性优点为根据的。他们仍然是力图做明智的选择,这一点就足以使现代的婚姻不致完全堕落到动物的交配。婚姻由父母安排的长处是简单省事,容易成就,少废时间,选择的自由大,范围广。所有的婚姻,都是缔构于天上,进行于地上,完成于离开圣坛之后。

次子子由成婚之后,父子三人启程赴京。他们先要到省会成都,拜谒大官张方平,后来张方平对苏东坡几乎如同严父。为父的仍然打算求得一官半职。他现年四十七岁,但自上次科举名落孙山之后,一直苦读不懈。在那段期间,他已经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为政之道、战争与和平之理,显示出真知灼见,此一著作应当使京都文人对他刮目相看。当时只要有名公巨卿有力的推介,朝廷可以任命官职。苏询把著作呈献给张方平,张方平对他十分器重,有意立刻任他为成都书院教席。但是老苏意犹未足。最后,张方平在古道热肠之下,终因情面难却,乃写信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其实当时张与欧阳相处并不十分融洽。另外有一位雷姓友人,也写了一封推荐信,力陈老苏有“王佐之才”。怀有两封致欧阳修与梅尧臣的书信,父子便自旱路赴京,迢迢万里,要穿剑阁,越秦岭,为时须两月有余。

在仁宗嘉佑元年(一○五六)五月,三苏到了汴梁城,寄宿于僧庙,等待秋季的考试。这是礼部的初试,只是选择考生以备次年春季皇帝陛下亲自监督的殿试。在由眉州来京的四十五个考生之中,苏氏昆仲在考中的十三名之内。当时除去等候明春的殿试之外,别无他事,父子三人乃在京都盘桓,在城内游览,参加社交活动,与社会知名人士结交。苏洵将著作向德高望重的欧阳修呈上。欧阳修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两耳长而特别白皙,上唇稍短,大笑时稍露牙龈。欧阳修,看来并非美男子,但是一见这位文坛盟主而获得他的恩宠,却足以使天下士子一慰其梦寐之望。欧阳修之深获学术界敬爱,是由于他总是以求才育才为己任。他对苏洵热诚接待,并经他介绍,老苏又蒙枢密韩倚邀请至家,又转介绍认识一些高官显宦。不过苏洵的冷淡自负的态度,在朝廷的领袖人物心目之中,并未留下什么好印象。

苏氏兄弟则游逛华美的街市,吃有名的饭馆子,站在寒冷的露天之下,以一副羡慕的心情注视大官在街上乘坐马车而过。宋朝共有四个都城,河南开封为首,称为东都。开封有外城内城。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入城处有两层或三层的城圈,用来围困进犯的敌军。城墙上筑有雉谍,供发炮射箭之用。因为国都地处一低下之平原,无险可守,只有北部黄河绵延约有二百里(今日之陇海铁路即沿河而行),可以拱卫国都,因此拟定了一个设想极为周密的军事防御计划。

在西部洛阳,距开封约一百三十里,建立西都,用以扼制经军事要隘渲关自西北而来的进犯。在东部约八十里以外的商丘,设立另一军事重镇,是为南都。并不怕有敌人自南部而来。在另一方面,唐朝末年,蛮族已自北方侵入中国。当时有一军阀,由于向北番异族一霸主效忠,在其卵翼之下,遂成立朝廷,对抗中国。石敬塘向契丹王以儿子自称,但自谓深爱中国并关心国家之太平与百姓之幸福。他自称“儿皇帝”,称契丹王为“父皇帝”。他在世之时,使中国形成分裂,获取外族之赞美。但是国家应当慎谋严防有此等情形出现。不论古今,在中国总是有打着爱国旗号的汉奸,只要自己能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便在救国救民的堂皇名义之下,甘心充当异族的傀儡。石敬塘后来以“儿皇帝”之身,为“父皇帝”所废,羞愤而死,此一事实并不足以阻止十二世纪时另一傀儡张邦昌之出现。而在张邦昌失去利用价值后,立即被推翻,弃之如敝展,但并不足以阻止清末另一个汉奸吴三桂向关外借兵,进入长城,让满洲人毁灭了中国政府。宋朝因此在河北南部的大名府,建立了北京,遏止北方异族的南侵。

开封是中国首都大城,保有皇都的雄伟壮丽,财富之厚,人才之广,声色之美,皆集于朝廷之上。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是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洋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城内大街通行,每隔百码,设有警卫。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最重要的一座桥在皇宫的前面,乃精心设计,用精工雕刻的大理石筑成。皇宫位于城市之中央。南由玄德楼下面的一段石头和砖建的墙垣开始,皇宫的建筑则点缀着龙凤花样的浮雕,上面是光亮闪烁的殿顶,是用各种颜色的琉璃瓦建成的。宫殿四周是大街,按照罗盘的四角起的街名。皇宫的西面为中书省和枢密院。在外城的南部,朱雀门之外,有国子监和太庙。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轿子是一般行旅必需的——另外有由人拉的两轮车,可以说是现代东洋车的原始型,这些车轿等在街上川流不息。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

殿试的日子到了。皇帝任命欧阳修为主试官,另外若干饱学宿儒为判官。在读书人一生这个紧要关头到来之际,大家心中都是紧张激动,患得患失。过去多年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力学,都是为了这一时刻。考生必须半夜起身,天甫黎明就要来到皇宫之外,身上带着凉的饭食,因为没考完是不许出考场的。在考试时,考生要各自关闭在斗室之中,有皇宫的侍卫看守。朝廷有极严厉的规定,藉以防止纳贿或询私。考生的试卷在交到考试官之前,先要由书记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考生的名字,另存在档册里。考生在考完放出之时,考试官则关入宫中闱场,严禁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通常是从正月底到三月初,直到试卷阅毕呈送给皇上为止。考生首先考历史或政论。次考经典古籍,最后,在录取者的试卷已阅毕,再在皇帝陛下亲自监察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宋仁宗特别重视为国求才,对这种考试极为关注。他派贴身臣仆把题目送去,甚至有时为避免泄露,他还在最后一刹那改变题目。

苏氏兄弟都以优等得中。苏东坡的文章,后来欧阳修传给同辈观看,激赏数日。那篇文章论的是为政的宽与简,这正是苏东坡基本的政治哲学。不过,不幸有一个误会。欧阳修对此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美十分激赏,以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免招人批评,他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东坡那次考试是名列第二。在仁宗嘉佑二年(一○五七)四月八日,苏东坡考中,在四月十四日,他那时才二十岁,成为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得到此项荣誉,于是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苏东坡这个才气纵横的青年,这次引用历史事例,却失之疏忽,而且在试卷上杜撰了几句对话。他发挥文意时说,在赏忠之时,宁失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他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日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几句对白读来满好,显示贤君亦肯用不肖,使之有一展长才之日,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用人之道。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对尧与皋陶有关此事之对白,不敢公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表示自己对年久湮没的古籍未曾读过。苏东坡因此,才得以混过。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俞一天问苏东坡:

“可是,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

苏东坡这位年轻学者承认说:“是我所杜撰。”

梅圣俞这位前辈宿儒大惊:“你所杜撰!”

东坡回答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主考官录取一学生,即表示自己克尽其职发现了真才,二人彼此之间即形成了“老师”与“门生”终身不渝的关系。考中的门生要去拜谒主考老师致敬。并修函感谢恩德。欧阳修为当时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即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一个作家曾说,当时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怕欧阳修的意见。试想一想,欧阳修一天向同僚说的话,那该有何等的力量啊!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这种话由欧阳修口中说出,全京都人人都知道了,据说欧阳修一天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他的话果然应验,因为苏东坡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都谈论苏东坡。他的著作在遭朝廷禁阅之时,有人还暗中偷读呢。

苏东坡的宦途正要开始,母亲病故。根据儒家之礼,这当然是极其重大之事,甚至官为宰相,也须立即退隐,守丧两年三个月之后,才能返回复职。东坡的姐姐已于数年前去世,因此苏家全家三个男人晋京应试之后,家中只有母亲和两个儿媳妇。母亲死时还没听到京都的喜讯。苏家父子三人急忙返家,到家只见母亲已去,家中一团纷乱,篱墙倾倒,屋顶穿漏,形如难民家园。

正式办完丧礼之后,他们在一山坡之下名为“老翁泉”的地方,挑选一处作为苏家的宝地。这个泉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当地人说月明之夜,可见一白发俊雅老翁倚坐在堤防之上,有人走近时,老翁则消失于水中。后来苏洵也葬埋于此,因为那片地方的名称,苏洵通常亦称为“苏老泉”。

苏洵在祭妻文里说:

居丧守礼之下的一年又三个月的蛰居生活,是苏东坡青年时期最快乐的日子。兄弟二人和年轻的妻子住在一起。东坡常到青神岳家去,青神位于美丽的山区,有清溪深池,山巅有佛寺,涉足其间,令人有游仙寻异超然出尘之感。东坡常与岳家叔伯表兄弟等前往庙中游历,坐在瑞藻桥附近的堤防上,以野外餐饮为乐。在夏季的夜晚,他坐在茅屋之外,吃瓜子和炒蚕豆。岳家为大家庭:有岳父王杰,两个叔叔及其妻子儿女。在岳家约三十个人之中,有一个小姐,名唤“二十七娘”,是命定与苏东坡一生不可分的。

这时,老苏正在等待京中的任命消息。这时他接受官职并无不当,因为妻丧和母丧不同。京师已经有巨官显宦答应提拔他,但是他已等了一年有余,尚无消息到来。最后,终于有圣旨下降,要他赴京参加一种特殊考试。这一来,使此翁着了慌。因为这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惧怕考试的心理。他给皇帝上一奏折,谢绝前去,以年老多病为辞。但是在给朋友的信里则说:“仆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佳者……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以自取轻笑哉……向者权书论衡几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猝之言又何足信耶?”给梅圣俞的信里说:“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自思少年尝举茂林,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届

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

第二年,仁宗嘉佑四年(一○五九)六月,他又接到朝廷的圣旨,仍是上一次的内容。并未言及免除任何考试,自然不足展足老泉之望。朝廷主其事者当对他前所呈奏信而不疑才是——相信固好,否则即搁置亦可。他是不肯像学童一样去接受考问的。所以他又再度辞谢。他的奏折上说他已年近五十。五十之年又何以能报效国家?身为读书人之所以愿居官从政,欲有以报效国家也,否则为一寒士足矣。倘若他此时再入仕途,既无机会以遂报国之志,又不能享隐逸贤达之清誉。他最后结束说,时已至夏季,下月其子之居丧将满,他将随子入都一行。届时当一谒当道,细叙情由。全信中之语气显示他在五十之年,实已无意入朝为官,除非有力人士能使他不再如童子之受考试。

事实上,苏洵的妻子已死,他已准备远离家乡而不复返。非常明显,他是适于住在京都的。他的两个儿子既然已中进士,下一步就看朝廷何时有缺可以派儿子去任职,他自己倒也罢了。在居丧满期之后刚过两个月,父子三人又再度启程入京,这一次有两个儿媳同行,出发之前,已经把亡母之灵柩安派妥当。苏洵使人请了六尊菩萨像,安放在两个雕刻好镀金的佛龛中,供在极乐寺的如来佛殿里。那六尊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势至菩萨、天藏王、地藏王、解冤王者、引路三者。出发之前,苏询正式把这些佛像供在庙里,并且去向亡妻灵前告别。祭文的结语是:“死者有知,或升于天,或升于四方,上下所适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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