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五点四十五分,高文说他六点离开。我一个人在病房,外面黑下来了。墙上有一面电视,对我黑屏好半天了。我把小护士叫进来,问她这电视是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她说,接着就看着我不动。

我乐了,我说我的意思是我想看电视。她打开电视,没声音,也没遥控器。我还不如看她呢。我陪着小护士东聊西聊,脑子里一团糨糊。我还有一个人要见,记者。一个记者能有多大本事把我弄出去?

差不多六点的时候,我让小护士把记者叫进来,她出去转了一圈,倒是把张队弄进来了。他说《法制晚报》的记者吃饭去了,问我要不要也吃点儿。我说好,吃什么都行。

医院的饭菜都是清汤寡水,没味道。张队叹息,说以后进去了伙食更差。我犹豫现在的情况应该跟他说多少。算了,说多了反而连累他。张队说我的律师真硬,能把媒体舆论哄起来。我说我还没来得及见我律师呢。他说没关系,到打官司的时候天天见。我说,我一会儿见了记者什么都不说。

“不行!”他嚼着馒头喊,“高文惹的事,说得越多越好!”

差不多六点十五分,记者进来了。一进门就抱怨官官相护,他在外面守了一个下午才熬到采访的机会。他摘下帽子和口罩,说他最讨厌进医院,什么病都可能被传染。张队叫人把清汤寡水的饭都收了,说他在外面,有事叫他。记者拉住张队,问能不能把我另一只手也铐住,他觉着不安全。张队白了他一眼,摔门出去了。

他坐下来,给我看他的记者证和过期报纸里他写的报道。我更加迷惑,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合法身份。他把录音笔调音后,放在我和他之间,说:“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什么?”我瞪大眼睛,半张着嘴,难不成还真要采访?

他掏出一盒烟,抽出倒插的许愿烟,看似纠结了一下,递给我:“抽支烟吧?”

“不用,刚抽过。”

“抽一支吧,这样你能放松一些。”

搞不清状况,索性点上陪他唠。我开始说我这个伤是同屋的犯人打的,但他老想往行刑逼供上拐。想到高文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就顺着他的话茬儿往下说,我说我没罪,那个姓高的就往死里打我,我昏死过几次,最后一次醒来就在这里了。他掏出相机,说拍两张照片。这些伤都是真金白银,假一赔十。逼养的高文,你个杂种!我搞死你没商量!我积极配合他拍照,并且虚构每一处伤都是高文怎么打的。

拍完照,他拿起录音笔,颤悠悠地对着话筒说:“你……你怎么打开的?”接着就关掉录音笔,将相机裹在被子里,举起椅子狠砸几下。很闷的声音,不会招来门口的警察。掀开被子相机已经零碎了,他把存储卡抽出来扔在地上,剩下的碎零件一样样地摆在地上。然后他站起身拍拍手,对我说:“烟灰要掉了。”

我早就看呆了,这唱的是哪出啊,哪儿还顾得上抽烟?我低头补一口时更惊奇的事情发生了,这根许愿烟硬是抽不动,烟灰落下,一根烧红的铁丝从烟丝中显现出来。我抽出它,手指接触到铁丝时还有嘶嘶的声响。看着这些我笑了,这是手铐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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