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报上读到过奥托的英雄事迹,在广播里又听了无数遍,但却还是想让他亲自讲给我们听。我不知道监狱会对一个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只是觉得他回家来的时候肯定会和从前不一样,会变得形容枯槁、垂头丧气。不过,等着我的却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奥托兴高采烈地走进大门,乐呵呵地说:“我回来啦。”

大家都上前跟他拥抱,“我们想听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奥托微微一笑,“我非常乐意再讲上一遍。”他坐到餐桌前,开始娓娓道来,“当时,我在监狱的院子里跟清洁工人一起干活。离我们大概五十英尺的地方有一个给监狱供水的大水库,周围是大约十英尺高的围墙。我抬头看见有个小男孩从一栋房子里出来,大概三四岁的样子。清洁工干完活走了,院子里就剩了我一个人。

“等我再一次抬头看的时候,那个小男孩正在爬水库围墙的台阶,快要爬到顶上了。很危险。我往旁边看了看,也没有保姆、保育员或是别的什么人在。再回头的时候,小男孩已经爬到了顶上,然后他脚底一滑,人就掉进了水库里。瞭望塔上有一个警卫也看到了这一幕,不过我知道他去救孩子是来不及的。

“我拔腿拼命冲了过去,飞快地爬到围墙顶上,然后低头往下看,发现男孩已经开始往下沉了。我纵身跳入水中,想办法抓住了他。我在水里拼命挣扎,免得我们两个都沉下去。

“然后,其他人也赶到了,他们把我们从水里拉了上来。他们安排我去医院住了几天,因为我呛了很多水,跳下去的时候身上有几个地方还擦伤了。”

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字也不肯放过。

“幸运的是,这个男孩是典狱长的儿子。典狱长夫妇还来医院探望我,向我表示感谢。”奥托微笑着看了看大家,“本来这事也就这么着了,不过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发现我其实不会游泳,整件事情就变得疯狂起来。忽然之间我就成了英雄,上了报纸、上了广播。电话、信件和电报铺天盖地来到监狱,有的要给我提供工作机会,有的要求特赦我。典狱长跟州长碰了一下头,他们觉得可以拿赦免我这件事情来改善监狱的公众形象,反正我犯的也不是什么大罪。”奥托摊开双手。“这么着,我就回来了。”

我们一家人又团圆了。

也许是巧合吧,我一年前向圣约之子会——一个犹太慈善组织——提出的奖学金申请也在突然之间得到了批准。

这真是一个奇迹。我就要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了。旧的一页翻过去了。我想,也许终究我还是有未来的,就在前方某个地方等着我。可是,就算有了奖学金,我们还是非常缺钱。

一周七个晚上在衣帽存放处、周六在阿富勒莫药杂店,还要面对满满当当的大学课程,我应付得过来吗?

走着瞧吧。

西北大学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镇,在芝加哥以北十二英里。学校坐落在密歇根湖畔,占地两百四十英亩,雄伟壮观。星期一早上九点,我来到了学校的注册处。

“我来注册入学。”

“姓名?”

“西德尼·谢契特尔。”

办事员拿过一摞厚重的卷宗翻了一下,“找到了。你想选什么课程?”

“全部课程。”

她抬头看着我,“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在允许的范围内选尽可能多的课程。我希望在这里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文学。”

她翻了翻一些小册子,随后拿起一本递给我,“这是我们的课程表。”

我扫了一眼,“太好了。”随后我选好自己想上的课程,把表格还给了她。

她看了看,“你选的课已经达到了课时的上限,确定吗?”

“是的,”我皱起眉头,“不过这上面没有拉丁语课,而我真的很想学习拉丁语。”

她瞪着我,“你真的认为自己应付得过来?”

我笑了,“没问题。”

她低头填上了“拉丁语课”。

离开注册处,我直奔学校食堂,“你们要打杂的吗?”

“常年需要。”

于是我又有了一份新工作,可这还是不够。我有一种使命感,觉得自己必须做更多的事情,好把失去的时光弥补回来。那天下午,我来到了校报《西北大学日报》的办公室。

“我是西德尼·谢契特尔。”我对写着“编辑”两字的写字台后面那个男士说道。“我想来这里工作。”

“抱歉,”他说,“我们已经满员了,明年再来试试吧。”

“明年就太迟了。”我站在那儿,飞快地转着脑子。“你们有娱乐报道部吗?”

“娱乐报道部?”

“是啊,总是有很多明星会来芝加哥演出。你们没有专门的人负责采访他们吗?”

“没有,我们——”

“你知道吗?现在就有人在本城,盼着有人去采访呢。凯瑟琳·赫本啊!”

“我们报纸的宗旨不是——”

“还有克利夫顿·韦伯。”

“我们从来不——”

“还有沃尔特·皮金。”

“我可以找人问问,不过恐怕——”

“和乔治.M.科汉。”

他的兴趣来了,“你认识这些人?”

我没有听到他的提问,“不能浪费时间啦。演出结束之后,他们就要走了。”

“好吧。那我就冒把险让你去试试,谢契特尔。”

他不知道听了这话我有多兴奋,我说:“这会是您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你什么时候着手去做?”

“我已经开始了。下一期报纸上就可以刊登第一篇采访稿了。”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已经开始了?采访谁呢?”

“到时候再给你一个惊喜吧。”

说实在的,当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利用仅有的空闲时间采访了一些小明星。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盖·基毕,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性格演员。那些声名显赫的大牌明星是不会接受一份校报的采访的。

我在衣帽存放处和药杂店打工,选的课达到了学校的课时上限,外加拉丁语课;我在学校食堂打杂,还为《西北大学日报》工作。可我觉得这还不够,就跟受到了某种力量的鞭策似的。我开始思索自己还能做点什么。西北大学的橄榄球队非常厉害,所向披靡,我为什么就不能加入呢。我确信野猫队会收我的。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球队训练的场地。帕格·兰恩特纳是当年校队的明星,后来又在橄榄球联赛中有过辉煌的职业生涯。我走到在场外观战的教练身边,“能占用您一分钟时间吗?”

“有何贵干?”

“我想参加球队的选拔。”

他上下打量着我,“参加选拔?你的体格很不错。以前在哪儿打过?”

我没有吱声。

“中学?大学?”

“都没有,先生。”

“小学?”

“也没有,先生。”

他瞪着我,“你根本就没打过橄榄球?”

“是的,可是我反应很快——”

“光凭这个你就想加入这支球队吗?打消这个念头吧,小伙子。”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球场上。

我的橄榄球梦想就此终结。

西北大学的教授们都非常出色,课也都非常带劲。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能学的东西。入学一周后,我在走廊里看到一则通告:“西北大学辩论队选拔赛于今晚举行。”我驻足凝视这份通告。我知道这很疯狂,但却觉得自己必须去尝试。

有句格言是这么说的,死亡是人们第二害怕的事情,最让人害怕的是当众演讲。这句话用在我身上再贴切不过,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当众演讲更恐怖的了。不过,我已势在必行,无法回头。我必须去尝试每一件事情,必须不停地往前翻页。

我走进举行选拔赛的那间屋子,发现里面已经挤满了年轻的男男女女,大家都在等候上场。我找了个座位坐下,仔细听着别人的演讲。每个人的演讲都非常出色,表述清晰、流利,而且都非常自信。

终于轮到我上场了。我站起身,走到了麦克风跟前。

负责人问:“姓名?”

“西德尼·谢契特尔。”

“演讲主题?”

我早已成竹在胸,“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对比。”

他点点头,“开始吧。”

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自己感觉表现还不错。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忽然顿住了,浑身冰冷,忘了接下来该讲什么。那是一次让人局促难堪的漫长停顿,我只得含糊其辞地结束了自己的演讲,随后悄悄地走出屋子,心里充满了自责。

门口有位同学跟我说道:“你不是一年级的吗?”

“没错。”

“怎么,没人告诉过你吗?”

“告诉什么?”

“一年级生是进不了辩论队的。只有高年级才可以。”

哦,很好,我想,现在我可算为自己的失败找到借口了。

第二天上午,学校公告牌上公布了胜出者的名单。出于好奇,我也过去看了一眼。其中有一个名字是“谢尔特”。

有一个名字跟我很像的人入选了。公告牌下方有一则通知,让这些入选者在下午三点十五分去找辩论队指导报到。

四点钟,我接到一个电话,“谢尔特,你怎么了?”

我觉得莫名其妙,“什么?我很好啊。”

“那你没看到让你找辩论队指导报到的通知吗?”

谢尔特,这么说,是他们把我的名字弄错了。“看到了,可是我想——我是一名新生。”

“我知道。我们已经决定了,为你破一次例。我们打算把规则修改一下。”

就这样,我成了西北大学辩论队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一新生。

又有新的一页翻过去了。

我强迫自己整天忙个不停,可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总之我并不觉得满意。我非常地迷惘,觉得焦虑、孤独。看着成群的学生在课堂间穿梭往来,我就会想,他们人人都是一个样,等他们死去之后,没人会知道他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强烈的抑郁感像潮水一般淹没了我。我暗自想道,我要人们知道我曾经在这个世界上走过,我要人们知道我来过这个世界,我要与众不同。

第二天,这种抑郁更为强烈了。我感觉自己身上压着沉重的乌云,透不过气来。无奈之下,我只好预约了学校的心理医师,希望他能帮我找出症结所在。

在去看心理医师的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觉得欢欣鼓舞,还放声歌唱起来。等我走到心理医师所在的那幢楼的入口处时,我停下了脚步。

我不需要去见他了,我想,我那么开心,他一定会认为我疯了。

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如果当时去见了他的话,那我在那天就可以了解到一些很多年之后才发现的东西。

我的抑郁情绪又回来了,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

我们的手头越来越紧了。奥托艰难地寻找着工作,纳塔莉每周六天去一家百货公司当营业员。我每天晚上去衣帽存放处,周六下午去阿富勒莫药杂店,可是即便加上奥托和纳塔莉的收入,钱还是不够用。到1935年2月,我们已经好久没付房租了。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了奥托和纳塔莉的交谈。纳塔莉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有的人都开始来催债了,看来我得去找一份晚班的工作。”

不可以这样,我想。妈妈做着一份全职的工作,回到家还要给我们做饭、打扫屋子。我不能让她做更多的事情了。

第二天上午,我从西北大学退了学。

我把这事告诉纳塔莉时,她惊骇不已,“你不能退学,西德尼,”她的双眼泪水盈盈,“我们会好起来的。”

可我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好起来的。我开始去找别的工作,可1935年正是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没有任何工作可找。我试了广告公司、报社、电台,没有哪个地方要我。

去一家电台面试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叫曼德尔兄弟公司的大百货公司。里面看起来很是热闹,有六位售货员正在为顾客提供服务。我心想,去看看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于是走进去四下看了看,然后信步往里面走去,里面大极了。到了女鞋部我停了下来。这个工作应该很容易。

一位男士走了过来,“您要看点什么?”

“我想见经理。”

“我就是经理,叫我杨先生好了。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我正在找工作,您这儿需要人吗?”

他打量我片刻,“事实上,我们是需要人。你以前卖过女鞋吗?”

“哦,卖过。”我信誓旦旦地说道。

“你以前在哪里高就呢?”

我想起以前买过鞋子的一家商场,“丹佛的索姆麦凯恩公司。”

“很好。到办公室来。”他递给我一份表格。“请填表。”

我填完之后,他拿过表格看了一眼,随后他把目光转向我。

“首先,谢契特尔先生,‘麦凯恩’不是拼做‘M-I-C-K-A-N’,其次,它也不是这个地址。”

我迫切地需要这份工作。“他们应该是搬家了。”我很快地回应道。“我的拼写又很糟糕。您看——”

“我希望你在销售方面的能力要强过撒谎。”

我点了点头,沮丧地打算离开,“无论如何,谢谢您。”

“等一下。我要你了。”

我吃惊地看着他,“要我了?为什么?”

“我的老板认为只有那些有销售经验的人才能卖女鞋,而我认为每一个懂得学习的人都很快就能上手。你就是一个实验。”

“多谢,”我感激地说道,“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豪情万丈地开始了新工作。

十五分钟之后,我就被开了。

那是因为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接待的第一位顾客是一位衣冠楚楚的女士。在女鞋部,她向我这边走了过来。

“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吗?”

“我要买一双黑色的浅口鞋,7B的。”

我给了她一个最热情的推销员式的微笑,“没问题。”

我走进仓库,巨大的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有好几百个盒子,外面都标着号——5B、6W、7A、8N、8、9B、9N。没有7B。我陷入了绝望。有一双窄码的8号鞋。她看不出区别的。主意已定,我便从盒里取出鞋子,拿去给了她。

“您的鞋子。”我说。

我帮她穿上了鞋子。她端详片刻。

“这是7B的吗?”

“是的,夫人。”

她又端详我片刻,“你确信?”

“是的。”

“你确信这是7B的?”

“确信。”

“我要见经理。”

我在女鞋部的职业生涯就此终结。

当天下午,我被调到了男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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