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毛主席的建议和刘主席的特赦令所引起的欢腾景象,我至今是难忘的。

广播员的最后一句话说完,广播器前先是一阵短暂的沉寂,然后是一阵欢呼、口号和鼓掌所造成的爆炸声,好像是一万挂鞭同时点燃,响成一片,持久不停。

从九月十八日清晨这一刻起,全所的人就安静不下来了。

战犯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党和政府永远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有的说,这下子可有奔头了。有的说,奔不了多久,出去的日子就到了。有的说,总要分批特赦,有先有后。有的说,也许是全体一齐出去。有的说,第一批里一定有某某、某某……。然而更多的人都明白,特赦与否是看改恶从善的表现的,因此不少人对最近以来自己的松懈倾向,有些后悔。同时也有的人口头上“谦虚”地说自己不够标准,暗地里却悄悄整理衣物,烧掉废笔记本,扔掉了破袜子。

休息的时候,院子里人声嘈杂。我听见老元对老宪说:

“头一批会有谁呢?”

“这次学习成绩评比得奖的没问题吧?你很可能。”

“我不行。我看你行。”

“我吗?如果我出去,一定到北京给你们寄点北京土产来。我可真想吃北京蜜枣。”

在院子里的另一头传来了大下巴的声音:

“要放都放,要不放就都别放!”

“你是自己没信心,”有人对他说,“怕把你剩下!”

“剩我?”大下巴又红了眼睛,“除非剩下溥仪,要不剩他就不会剩我。”

他说的不错,连我自己也是这样看的。大概是第二天,副所长问我对特赦的想法,我说:

“我想我只能是最后一个,如果我还能改好的话。但是我一定努力。”

特赦释放,对一般囚犯说来,意味着和父母子女的团聚,但这却与我无太大的关系。我母亲早已去世,父亲殁于一九五一年,最后一个妻子也于一九五六年跟我办了离婚手续。即使这些人仍在,他们又有谁能像这里的人那样了解我呢?把我从前所有认识的人都算上,有谁能像这里似的,能把做人的道理告诉我呢?如果说,释放就是获得自由和“阳光”,那么我要说,我正是在这里获得了真理的阳光,得到了认识世界的自由。

特赦对我说来,就是得到了做人的资格,开始了真正有意义的新生活。

在不久以前,我刚接到老万一封信,那信中说他的学地质的儿子,一个大学的登山队队长,和同学们在征服了祁连山的雪峰之后到了西藏,正巧碰上了农奴主的叛乱,他和同学们立即同农奴们站在一起,进行了战斗。叛乱平息后,他又和同学们向新的雪峰前进了。在老万的充满自豪和幸福的来信中,屡次谈到他的孩子是生长在今天,幸而不是那个值得诅咒的!日时代。今天的时代,给他的孩子铺开了无限光明的前程。如果不是这样的时代,他不会有这样的儿子,他自己也不会有今天,他如今被安排到一个编译工作部门做翻译工作,成了一名工作人员,一名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每个真正的中国人一样了。他祝愿我早日能和他一同享受这种从前所不知道的幸福。他相信,这正是我日夜所向往的。……

特赦令颁布的一个月后,我们一所和七所的人一同又外出参观。我们又一次到了大伙房水库。上次一九五七年我们来看大伙房水库时,只看到一望无际的人群,活动在山谷间,那时,我们从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将蓄水二十一·一亿公方,可以防护千年一遇的洪水(一万零七百秒公方),同时还可灌溉八万顷土地。我们这次参观时,已是完工了一年的伟大杰作——一座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浩瀚的人造海,一条高出地面四十八米、顶宽八米、底宽三百三十米、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七米的大坝。日本战犯、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这次参观回来,在俱乐部大厅里向全体战犯发表他的感想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站在大伙房水库的堤坝上四面眺望,我感觉到的是雄伟。美丽、和平,我还深深地感到这是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胜利,这是正在继续战胜自然的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喜悦。……看到这样的水库,使我脑海里回忆起来,在伪满时代当总务厅主计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时,站在水丰水库堤坝上眺望的往事;那时也认为是对大自然作斗争,认为能做这样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亚洲只有日本人,而感到骄傲;蔑视中国人是绝对不可办到的(那时,为了准备战争非做不可的工作很多,在劳力方面虽强迫征用仍感不足,材料也没有,这个大伙房水库计划就打消了)。中国工人衣服破烂不堪,我认为自己和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种人;我以‘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他们。”

“在大伙房水库劳动着的人们,由于他们充满了希望,有着冲天的干劲,忘我的劳动,蓬勃的朝气,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站在小高堤的一角眺望着的我,就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哪一方面是对的呢?……”

一边站的是“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的中国人民,一边站的是犯下严重罪行的战犯。我心里向往的就是脱离了后一边,丢掉这一边的身份,站到前一边,即“对的”那一边来。这是我经过十年来的思索,找出的惟一道路。

十年来的经历和学习,使我弄清了根本的是非。这十年间,抗美援朝的胜利,日本战犯的认罪,中国在外交上的胜利和国际声誉的空前提高,国家、社会、民族的变化,包括我的家族以及往最小处说,例如我自己体质上的变化,这一切奇迹都是在共产党——十年以前我对它只有成见、敌意和恐惧——的领导下发生的。这十年来的事实以及一百多年的历史,对我说明:决定历史命运的,正是我原先最看不起的人民;我在前半生走向毁灭是必然的,我从前恃靠的帝国主义和北洋反动势力的崩溃也是必然的。我明白了从前陈宝琛、郑孝胥、吉冈安直以及神仙菩萨所不能告诉我的所谓命运,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老老实实做一个自食其力、有益于人类的人。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命运,才是最好的命运。

“哪一方面是对的,便站到哪一方面去。”

这是需要勇气的。特赦令给我鼓起了勇气。而且对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学习、劳动更起劲了。许多人等待着下次的学习评比。食品加工组做出的豆腐又白又嫩,畜牧组的猪喂得更上膘了,我们医务组消除了任何差误,甚至连大下巴也老实起来,没跟人吵过嘴。

又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晚上,副所长找我谈话,谈起特赦问题,问我:“这两个月你怎么想的?”

我把我前面想的说了,并且认为有几个人改造得不坏,我举出了畜牧组的、食品加工组的,以及上次学习评比得奖的几个人。

“你现在比较容易想到别人的长处了。”副所长笑着说,“如果特赦有你,你如何想呢?”

“不可能的。”我笑笑说。

不可能的。我回到屋里还是这样想。“如果……有呢?”一想到这里,我忽然紧张起来。后来想,将来会有的,还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总之,希望是更大了。我不禁幻想起来,幻想着我和老万、小瑞他们一样,列身在一般人之间,做着一般人的事,我幻想着可能由劳动部门分配到一个医疗单位,当一名医务助理员,就像报上所描写的那样,……但是,这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需要等到人民批准了我,承认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想着未来的幸福,我几乎连党都睡不着了。

第二天,得到了集合的通知,我们走进了俱乐部大厅,迎面看见了台上的巨幅大红横披,我的呼吸急促了。横披上写着的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

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

首长简短地谈了几句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

“爱新觉罗·溥仪!”

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我走到台前,只听上面念道:

不等听完,我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阿,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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