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房名叫维克多,他的英文发音很小心,很刻意。是的,彼得·谢夫林先生住在这里,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他知道有个同事上去探望过,一切正常。

“我猜他是出门度假去了。”维克多说。

“有可能。”巴克伦附和说。“我记得有个房客很热心,好像问起过他。一个女的,姓麦克肯,是吧?”

“这个名字我没听过。”维克多说,还请他拼一遍,随后拿出房客名单,伸出食指,逐一清点,看了老半天,摇摇头。

巴克伦把房客名单拿过来自己看,找不到凯蒂,倒有个凯瑟琳·马碧太太。说不定凯蒂·麦克肯在离婚后,懒得改名,依旧沿用她前夫的姓,大家管她叫马碧太太是有可能的。应该就是这么回事,他想,不禁微笑。

“马碧太太,”他说,“可曾问起谢夫林先生?”

“她没问过。这个女的倒问过。”他指着海伦·玛莎琳太太。“每天都问。你要我打通电话给她吗?”

“我还是先从马碧太太开始吧。”他说。

凯蒂·马碧,闺姓麦克肯,是个身材矮小的老太太,顶多五英尺高。她一开口就强调,甚至还没叫他拿出身份证明之前,就赶紧跟巴克伦解释,她以前比较高。“我缩小了。”她很认真地说。“起码缩了三四英寸。我的身高又不是暗藏起来,等到有用的时候再拿出来,真是不公平。我有个小姑,应该说是我前夫的妹妹,在我把那个老不死的赶出去之后,跟她倒还是朋友。她保养得跟尊雕像似的,比我还老三岁呢,一英寸都没缩,照样摘得到树上的苹果。”

“你只要一亮相,”他说,“保证沉鱼落雁,苹果树上没半只小鸟站得住脚。”

“天啊,爱尔兰人,”她说,“既然我都让你进门了,你要不要拿点什么东西出来,证明你的身份?”他拿出一堆会员卡——侦探赞助协会、国际禁毒执法人员协会、全国警界首长联合会,还有他的驾照,上面有他的照片。

“我想起你是谁了,”她说,“你当过局长嘛。”

“当过几年。”

“现在你却问谢夫林先生的事情?天啊,他做了什么?卷款潜逃?至少得一百万才成,少过这个数目,就不够本了,我老爸常这么说。”

“我老爸也这么说。”

“这么早请你喝酒好像不怎么合适吧?”

他说,现在喝酒的确是早了点,不过,她自己想来一杯的话,请便。谢谢,这时候对她来说,也太早了些,她边笑边说。晚餐前来一小杯,她说,是她的极限,如果她继续缩小,就只好连这一小杯也放弃了。这两件事情其实没什么关联:她持续缩小是因为骨头里的钙质不断流失,但是,这个老太太老是觉得她缩得越矮,酒上头就越快,所以才会开始觉得少喝点酒比较好。

这个小老太婆挺风趣的,但却没有提供什么有力的线索。她说,谢夫林先生看起来是失踪了,她的朋友,海伦·玛莎琳,很热心地帮他奔走。她曾经找警察,警察发现她跟谢夫林先生没有亲戚关系,连女朋友都不是(“可不是说她不想”),进去公寓搜查,没有结果,谢夫林先生也没死在里面。他并没有罹患阿兹海默氏症,或是其他老年性痴呆疾病,警方最后告诉她,他们爱莫能助。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他们说,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来去,爱离家多久,就离家多久。

过没多久,她又回去找警察,向他们描述她的所见所闻,主要是那艘船,“南西·蒂”号,有时停在码头,有时却不在。这次是另外一个警察,他同意受理,帮她填一份失踪人口协寻申请,但她的感觉只是警方想早点打发她走而已。

“你听到那艘船的事情吧。怎么可能这一分钟在,下一分钟就不见了?”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他想,不过,他点头称是,船的事情,他听过了。

“你应该去跟她聊聊。海伦·玛莎琳,她心地很好,但是,跟谢夫林先生之间,却是妹有意,郎无情,不过交浅言深是大忌,我也不方便挺身而出提醒她。她就住在这栋公寓里,你知道吗,上面两层,如果不想等电梯,走上去就成了。你要不要我先拨通电话给她,说你马上去找她?”

海伦·玛莎琳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但却透出草莓般的红色,不过他总觉得那不是天生的。时间让她的腰围变粗、屁股变大,只是,到了这般年纪,还有这般体态,算是相当吸引人的了。从她打量他的眼神看来,她对这种追逐游戏,相当感兴趣。

对你来说,我太年轻了,他想。至少,你得找一个有毛的男人才行。

她领他进厨房,让他在餐桌前坐下,递给他一个搪瓷杯子(跟他妈妈以前厨房里的那个差不多),倒杯咖啡给他。“我很高兴发现他们终于把这起案件当一回事了。”她说,“我还以为,我前脚刚走,警察顺手就把申请书扔进垃圾筒。现在你来了,证明我是多心了。”

他跟她解释说,他已经退休了,只是非正式的访谈而已。“马碧太太的一个朋友认为我帮得上忙。”他说。她点点头,迫不及待讲起来,只要逮到耳朵,管他是谁,先倒出来再说。

她唠唠叨叨的事情,他多半听过。彼得·谢夫林不见了,或者比较精确一点来说,他没再出现过。这个人满随和的,常常有人找他聊天,说也不说一声,就这么消失了,连个影子都见不着,实在不像他的为人。一般来说,她每隔三五天,就会见到他一次,屈指算来,上次见到他,已经是两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了。

至于那艘船,就真蹊跷了。你知道他多爱那艘船吗?“南西·蒂”号,纪念他故去的太太,南西·蒂莉雅·谢夫林,想到她死前受病魔摧残的那段时间,还真是让人鼻酸。她也到过船坞,以为他应该在那里,但船却不见了;下一次她再去看,船又回来了。是的,她非常确定那是他的船,名字就漆在船身上嘛,要怎么弄错?“南西·蒂”号,来来去去,尽管她并没亲眼看见这艘船驶进驶出。她经常到那里去探望,多半时间没有动静,但她可以指天发誓,有两次,她亲眼看见上面有人活动。

也许他真的出远门度长假,他解释说,把船借给朋友了。不可能,她异常笃定,绝对不是这么回事,他会这么说,是因为他不了解彼得。彼得把那艘船看得比生命还重,她曾经暗示过一两次,想上那艘船陪他出游,他都没有反应。有一次,她按捺不住,挑明了说,他只微微一笑,赶紧顾左右而言他。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南西·蒂”号是他一个人的禁地,不能让别人涉足,他的朋友连上船一个小时都办不到,怎么可能让一个陌生人趁他不在的时候上船肆虐?

他说,“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跟你谈话的警官,还有第二次帮你填失踪人口协寻申请的警官,叫什么名字?”

她说,她写下来了,得花点时间去找。他开始怀疑,为什么今天一早还觉得这个工作挺有意思的。别说是谢夫林先生,大概任何人都不会想招呼海伦·玛莎琳老太太上船。一旦被这位老太太纠缠上了,来个不辞而别,躲得远远的,让耳根清净几天,绝不是什么异常的举动。

为了这件事情,他起了个大早,换上西装、领带。他已经记不得有多久没这么衣冠楚楚了。更那个的是:他还在肩膀下面绑个手枪皮套,套上他服役时用的点三八左轮,史密斯-威森公司生产的警用手枪,五发装,早就落伍了。歹徒的武器也日渐精进,因此现在的警察也必须升级设备,都用上了点四五或是九〇自动手枪。他曾经签署过一道命令,更换制式手枪,但是他自己的配备,却没有同时升级。他是局长,换手枪干什么?既然用惯了,还是跟老搭档一起过日子吧。

他觉得佩戴枪套实在很蠢,卸了下来,放回到原先收藏的抽屉里,锁好抽屉,把钥匙放进另外一个抽屉,套回西装,赶紧出门,可结果还是改变心意,又回去拿枪。不知怎的,他老是觉得带枪一定派得上用场。

为了让自己的心情稳定些,他又把手机握在手上。他一向懒得带手机,根本不会有人打电话给他,这只手机的号码,他压根没跟人说过。不过,带着至少方便些,想打电话的时候,不用四处去找没坏的公用电话。

带手机比带枪有道理些。重量轻得多,用到的机会也比较大。

他还有一件卡维拉防弹背心。这在当时还惹出不小的风波。那时他规定警员不只在执行有危险性的任务时要穿,平时,也得套着防弹背心。谁知什么时候,会有歹徒掏出手枪暗中指着警察?如果你早知道会挨黑枪,你不会假装生病躲在家里吗?不管你有没有看见子弹飞来,危险性是一样的,所以,他坚持警员只要执勤,就一定要全程穿着防弹背心。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遵守这道规定,于是,他以身作则,只要有摄影机、照相机的场合,他一定会故意露出穿在里面的防弹背心。

他今天也一度动念,想穿防弹背心,但是,现在是夏天,拜托,他可能因为流汗过多脱水而死,这玩意儿有好几吨重,被它重死不是不可能。他只是出门找人聊聊天,应该不会吃枪子。万一他的运气差得惊人,万一命运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万一他一向不怎么牢靠的预感这次居然奏效,神秘失踪案件真跟血手木匠有关,他也不认为威廉·波义斯·哈宾杰手上曾经拿过枪,或是现在就有一把。就算他有一把好了,看来血手木匠也弄不懂子弹到底是从哪一头飞出来的。如果你的对手用的是榔头、凿子,卡维拉防弹背心可帮不上忙,在遭受炸弹攻击的时候,背心的重量只会妨碍你逃命。

所以,那件背心还安安静静地放在衣柜里,这样比较好,他想,带枪已经够傻的了。

她递给他一张写了两个名字的小纸条,想再倒一杯咖啡给他,他连忙制止,接过纸条。第一个名字旁边,还有个星号,她解释说,这个人就是替她填了失踪人口协寻申请的那个;另外一个是第一次跟她谈话的人,她写下来只是为了当他万一想找这个人也谈谈时派上点用场。

如果有什么发现的话,可以尽快让她知道吗?请放心,一定会跟她说的。

谢夫林的公寓在八十六街的北边,在哥伦布大街与阿姆斯特丹大街之间。八十六街是辖区划分的界线,照理来说,谢夫林失踪案,应该归二十四分局受理,但是,海伦·玛莎琳却没有找距离西一百街有四分之三英里远的二十四分局,而是理所当然地走了四条街,来到西八十二街的二十分局。这里比较近,巴克伦跟随着她的足迹。

执勤的警员叫做巴特·贺迪格,有一张圆圆的红脸,头发所剩不多,经过他的精心打理,全部都服服帖帖地躺在他的脑门上。他马上就认出巴克伦,在他还没介绍自己之前,抢先叫他老局长,不知道什么风把他吹来了,太荣幸了,有什么他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吗?有傻瓜巡警在老局长的车窗上,放了一张违规停车的罚单,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把罚单交给他就行了,剩下的事情他负责摆平。

“一个老太太几天前来过,填了一张失踪人口协寻申请表。”他说,“这位老太太姓玛莎琳,失踪的人名叫彼得·谢夫林。”

“住在八十六街。”贺迪格说,摸摸下巴,“您不是来告诉我们,这个可怜的老先生怎么了吧?”

“这就是问题了,他到现在还没回家。”

“如果他到波可诺山区打高尔夫球,没回家是应该的。”

“你觉得他是到那里去了?”

“那是我想去的地方。”贺迪格说,“如果我有时间,手头还算方便的话。老局长,恕我直言,您为什么这么关心?”

“一个朋友托我来问问。”

“这就是了,”贺迪格说,“谁都有朋友,他们早晚要找你帮忙的。您的朋友是玛莎琳太太吗?”

他摇摇头,“一个朋友的朋友。”

“啊,您见过那位老太太吗?”

“今早见过。”

“在我受理前,她已经来过一次了。”贺迪格说,“她没跟您提起吗?”

“提过。”

“她第一次来的时候,托尼·邓达克讲了一些有的没的,把她打发走了,因为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老先生遭到了意外。”

“但她还是又回来了。”

“是啊。为了让她安心,她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帮她填了一份失踪人口协寻申请,外加一份报告。”

“可是你没有帮她交上去。”

他摇头。“交上去也没什么用。谁会挨家挨户地敲门,看看那个老先生到底躲在哪里?他干他的私事,外人管那么多干嘛?我报上去只是自找麻烦,反而有人会问我,这个案例明明不符失踪人口标准,为什么还要受理?所以,我就让她高兴高兴,然后把申请书放进档案柜里。”

“就丢着不管了?”

“不。”贺迪格说,“我还打电话到他上班的地方,跟他的部门主管讲了半天。没错,谢夫林不知道为什么,的确有一个星期左右没有进办公室了。他们也接到过一个电话,说他这段时间会不在。他们好像压根不在乎似的,跟他们讲完之后,我自己也找不到什么理由穷紧张。”

“她有没有跟你提那艘船的事情?”

“跟您说老实话吧,”贺迪格说,“我有点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重要的线索?”

“应该没有。你跟他老板谈完之后,有没有做笔记?”

“您说他的部门主管啊,有,我有做笔记。”

“归档了没有?借我看一看。”

贺迪格面有难色。“这个嘛,”他说,“您知道我们的规矩,能帮的忙,我一定帮,老局长,但是,调档案需要官方身份,据我了解,您现在已经不具备公务人员的资格了。”

“好几年前就没有了……”

“所以您不是为了公事来查这个案子的?”

“不是。”他同意这种说法,“这样一来大家不就都方便了?是吧。我用不着打报告,你也可以省很多工夫,更不会有人板着脸孔,问你哪条规定说,你可以随随便便填一张失踪人口协寻申请,随随便便写个报告,而且还随随便便丢到不知哪个抽屉里去?”他很开心地笑了笑,“当然啦,”他说,“如果硬要我拿起电话,找你的上级,我想我也不是办不到,几分钟之内,就会有一个制服上满是勋章的家伙打电话给你。这个人的官位嘛,调动国民警卫队应该不是问题。”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贺迪格说,“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彼得·谢夫林在费兹莫利斯与雷博得公司上班,地址在第六大道,洛克菲勒中心附近。他的主管,也就是那个让贺迪格觉得情况没什么严重的人,叫做华莱士·温格纳。

巴克伦在附近的小摊上买了两个三明治,一瓶喜力,在中央公园的长条凳上吃午餐。那瓶啤酒,让他的行径在技术上触犯了“不得在公园内饮酒”的法律。为自由给法律一拳,他跟自己说,然后开始吃午餐。

他在露天野餐,所以觉得可以自在地使用手机,他一直认为在餐厅里打手机实在是万恶不赦的罪行,至少,打个比方,至少要比在公园里喝啤酒严重。他把垃圾放进纸袋,扔进垃圾筒,回到长条凳上,设法查出费兹莫利斯与雷博得的电话号码,今天星期六,又是劳动节连续假期,办公室里一定没人接。但你怎么知道这华莱士·温格纳不是工作狂?试一试又不会有什么损失。

办公室的电话果然没人接,但是语音告诉他几个选项,如果,他知道分机号码,可以直接拨,要不然,输入要查询的人英文姓氏前三个字母也成。他按下九-四-六,应该是W-I-N,只查到两个人,没有一个叫温格纳。他想回到前一个选项,但是乱按一阵的结果,却是迷失在复杂的语音系统里面,他只得放弃,挂掉电话,冷静一下,从头到尾再想一遍。这次他灵机一动,改按九-三-四,也就是W-E-I,很快就发现温格纳的分机是一六一。他按下一六一,电话响了四声,语音信箱接了起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一可能是温格纳的秘书吧,要不就是这家公司的语音信箱,灌的都是这个女人的声音——请他在“哔”声后留言。

他挂断电话,把手机收起来,他想放弃,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得等到星期二,星期天与星期一都不上班。星期二是三号,下个星期三就是九一一。

他不由得想起血手木匠正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废话,谁都知道他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但他总觉得谢夫林的失踪跟血手木匠有关。

没道理啊,如果他真觉得血手木匠有涉案,就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联络温格纳上面(你难道认为姓贺迪格的警察,会知道怎么拼温格纳这种德国名字吗?),而该赶紧打通电话,找人让他能直接联系上血手木匠专案组的头头才对。可是,他不能这么做,就算他找到警界高层,也没什么实质的消息可以透露。他脑子里的东西,连灵感都称不上,最多只是感觉而已。他越想,越觉得他的感觉禁不起考验。

他又摸出手机,拨了一-二一二-五五五-一二一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真人讲话,查了半天,告诉他,在曼哈顿区登记的电话号码中,找不到华莱士·温格纳先生。既然二一二行不通,他改试九一七,当地手机号码,如果查到的话,不管温格纳人在山上,还是泽西海边,管他人在哪里,只要手机带在身上,就可以联络上他。

没有登记。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放弃。

维克多还在当班,听说他想进谢夫林先生的房间,一脸的不高兴。巴克伦好说歹说,他才解释,他是从乌克兰的敖德萨来的俄裔犹太人,其他的同事,上到管理员,下到门房、维修人员都是拉丁美洲来的。万一公寓里短少了什么东西,你觉得他们会赖在谁的身上?

“我当班到四点。下一班是马尔可斯。你跟他说,他一定会让你进去的,没问题。”

“如果,我要回来,大概不用到四点,”他说,“给我二十分钟就行了,你那时还在当班呢。我会带两个穿制服的警员过来,而且一定挑那些大嗓门的。”

维克多转身,脸更臭了,在抽屉里面找出一串钥匙。“拿着,”他说,“自个去,有人问起,你可得跟他们说,我一步都没踏进去。”

是没有,他想,但你让一个陌生人在没有人看着的情况下,跑到房客的房间里。单单这一点,就该颁个勋章给你。

他上楼,进门,闻闻空气,庆幸他没有闻到死尸的味道。谢夫林或许有可能死在别人找不到的角落,衣柜里、床底下,或是浴帘拉起来,别人没瞧见的澡盆里。也许上次门房上来探视的时候,谢夫林先生刚刚死掉,匆忙之间,的确有可能没发现谢夫林的尸体;但过了这么久,这个老头的气味一定很可怕。

问题是实际上这个可怜的家伙根本不在家里。巴克伦花了大半个小时,想找些有用的证据,甚至侵犯了谢夫林先生的隐私权。你知道警察是怎么干活的,他们翻抽屉、搜衣柜,眼睛连眨都不会眨,信件、日记,该翻就翻,绝不迟疑,甚至还有些兴奋,就跟偷窥狂,或是自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间谍一样。

他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谢夫林又回来过的线索。他的支票簿上从那天之后就再也没有过记录,客厅椅子旁边有一叠报纸、咖啡桌上是乱七八糟的杂志,日期都在他莫名其妙消失之前。

屋里有很多女性的照片,巴克伦猜大概都是谢夫林太太的留影。其中有一张是她的结婚照,二十出头,洋溢着幸福的神采,旁边是一个瘦削的年轻人,笑容腼腆,看来是他这辈子头一回穿燕尾服。没有孩子的照片,也没听玛莎琳说谢夫林先生有孩子。年纪轻轻就结婚,没有孩子,过了一辈子,老婆撒手而去,留下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

就跟两条街外,住在上西城的哈宾杰一样。只是哈宾杰住的地方没有这么光鲜亮丽——谢夫林公寓在八十六街,是本地装饰艺术的建筑精品之一,挑高天花板,豪华大厅;哈宾杰住的公寓,地段比较差,外表也朴素得多。不过,那可能是因为哈宾杰有孩子要养的缘故。

峰回路转,结果,这两个人都没有孩子。

他拿起结婚照片,希望它能告诉他一些消息。她死了之后,你买了一艘船,他跟照片里的谢夫林说。你现在七十二岁,也该退休了,你能有多少时间在纽约港开游艇呢?你还是每天上班,按时回家,只能在月白风清的晚上,开船出去透透气。你到底在哪里?

他希望能找到谢夫林的近照。结婚照派不上用场,总不能拿这张老古董给证人看,请他们加五十岁,揣摩一下现在的谢夫林是什么长相吧?他原本以为玛莎琳有谢夫林的照片,或许谢夫林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拗不过玛莎琳的百般纠缠,两人留下了尴尬的一张合照。可是,玛莎琳竟然说她手上没有照片,她不大会照相,她说。

他刚进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敢碰,好希望手上有副薄膜手套,免得破坏现场,直到他的眼睛适应屋里的光线,发现公寓里并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鼻子也没有闻到异状,这才放心下来。这里看起来很正常,不像是犯罪现场,就算留下几枚指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虽说如此,他还是尽量避免接触屋内物品,移动过之后,立刻放回原位。

他想不到其他的事情可做,走到电话旁边,看了好几分钟,然后拿起电话,拨号。如果进入正式的调查程序,警方会调出通话记录,看看他到底打过哪些电话,以及他失踪之后,有没有电话从这里打出去。但看来警方是不会这么大费周章,对啦,他可以用自己的手机,但是,他一向讨厌这种科技产品。

他打电话到查号台问区号,看看有没有办法查出华莱士·温格纳。七一八,布鲁克林与皇后区;五一六、六三一,长岛;九一四,温彻斯特郡。结果在曼哈塞特找到一个W·温格纳;在贝福山有个W·B·温格纳。他分别打电话过去,第一个人叫汪达,第二个人是比尔。两个人都说他们还认识其他姓温格纳的——他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朋友——可是其中没有叫华莱士的。

区号二〇一的查号台,帮他在河对岸的霍伯肯找到一个W·温格纳。他打电话过去,一个电脑声音请他留言。他根本不知道W后面接的是哪些字母,当然没有留言的理由。

他锁好门,下楼。原来四点已经过了,维克多下班了,一个年轻人接班,应该是个拉丁美洲人吧,应该就是马尔可斯吧。他不知道要怎么把钥匙还给他,才能让他了解事情的原委,会不会害维克多惹上麻烦?要怎么解释一个不相干的人,进到谢夫林的公寓有何贵干?如果他记得的话,明天早上,他会把钥匙还给维克多;要不,就是六个月后,他在五斗柜上面看到这把钥匙,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走过半条街,才想起他答应过向海伦·玛莎琳报告一下最新进展。他找到她的电话号码,用手机打了通电话给她。他的汇报基本上没有内容,只说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不过,他还是会再查查看。

船,她说,可到船坞那边查过?他跟她说,他回家的时候,会顺便过去绕绕。要不要她陪他去看?一点也不麻烦,她半分钟之内就可以出门。

他说,不客气了,那艘船应该很好找才是。船坞不大,码头里难道会有别的船叫做南西·蒂?谢谢她的热心,谢夫林的船应该一眼就瞧见了。

如果船不在呢?

这个嘛,他很有耐心地说,那就什么都没得看了,她来也是白来,是吧?他趁她还在考虑的空档,赶紧把电话挂了。

船停在码头里,一点也不难找。

连续三道斜坡,急转直下,才能走到船只停泊的码头,每一道斜坡都有一道门锁锁住,防范闲杂人等入侵。这些锁不难打开,绕过去还要更容易点。你只消跨过门边约大腿高的铁栏杆,沿着突出的水泥边缘小心地走上几步,找个合适的地方一跨,跳下斜坡,就可以来到船边。问题就是你不能鬼鬼祟祟的,否则的话,大家一看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如果你是一副理所当然、满不在乎的样子(几乎所有警察都是这个调调),人家就会以为你忘了钥匙。

他走下斜坡,绕过像迷宫一样的码头,总算来到“南西·蒂”号的旁边,爬上去。他的第一印象是这艘船很舒服,开起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你当然不可能靠这种船横越大西洋,或是到南非好望角兜一圈再回来,但是,如果真有必要,把这艘船开到水面上,至少比码头上其他看来不只要整修,根本就该当报废垃圾处理掉的破铜烂铁,要强上太多了。

船舱的入口——他觉得用“门”这个字可能夸张了点——锁住了。从玻璃张望进去——同样的道理,“窗户”也不适用——并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他敲敲门,侧耳倾听,又敲了敲门。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有个人悄声靠近,问他要干什么。他转过身来,问话的是一个年纪四十几、矮矮胖胖的家伙,一头乱发,胡须纠结,不知道多久没有整理了。他这副造型,挺适合在海盗片里饰演反派角色。这个人问得理直气壮,但巴克伦还是庆幸自己带了枪。

“我找彼得·谢夫林先生。”他说,“你认识他吗?”

“我只知道这艘船上没人。”

“我刚刚敲过门了,答案跟你一样。你认识谢夫林吗?”

“我不记名字。”那个人说,“所以,我也不打算请教你贵姓大名。”

你也用不着知道我叫什么,这意思不必开口,够清楚的了。

“你知道这艘船的主人是谁吗?”

“你是什么他妈的警察吗?”

“我是来找彼得·谢夫林的。”他说。

“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是吧?”

“我干嘛回答你的问题,你有回答我的问题吗?”

“我们这里的人,有别的事情可做,都懒得回答问题,特别是问话的不知是何方神圣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船主不邀请你,你就不该上他的船。你现在踩的是别人的甲板。”

这王八蛋讲的话,还真有道理,看来他得退到堤防。那个矮壮汉子懒洋洋地打个呵欠,露出好久没给牙医检查的牙齿。

他说,“回答我的问题,省得大家麻烦。最近两个星期,你见过谢夫林吗?”

“我没什么时间概念,见了谁,什么时候见过,一下子就忘了。”

“最近有人把这艘船开出去过吗?”

“关你什么事?”

他实在很想踹这个家伙的膝盖,让他站不住,再把他从码头上扫到河里。河水可不是什么澄清的山泉水,不过就算他湿淋淋地爬起来,也比现在干净。

然后,不知怎么,这家伙居然不情不愿地开始回答问题了。有的时候,这个老家伙晚上会上船,出去兜几个小时,再把船开回来。

不过,再怎么问,他也只能得到这些无关痛痒的答案,其实,这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如果他真想知道什么,倒还不如到奥索卡高原,随便找个地方朝着暗处,问问有没有人在干非法勾当,还比较可能会有反应。乡下人,不管好人、坏人,待人都很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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