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有一个母亲

——吴精美的故事

我们的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深圳,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

十五岁那年,为了坚持我皮肤下面流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与母亲大吵了一场。

当时我是旧金山市加利略中学的二年级生,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承认:我是中国人。

唯有母亲一口否认:“这没有用的!”母亲曾在上海一个著名的护士学校读过书,她说她精通遗传学,因此不管我同意与否,她一口咬定:“唯有你出生在中国,否则,你无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国人。”

“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我妈说,“这种感觉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腾的时刻。”

这样的话让我恼怒、生气。可待我母亲真的显出典型的中国行为时:如与店主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撅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的搭配等等。

但今天,当火车开进中国边界时,三十六年来,在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坐在火车上,带着一团归乡的梦幻,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态。

我们的第一站是广州。我的七十二岁的父亲吴坎宁,将去广州拜望她的姑母。

从十岁离开他姑母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我不知是因为急于与姑母见面,还是因为回到了中国,七十二岁的父亲像个小男孩一样,激动得坐立不安。他显得如此地天真快乐,令我觉得简直要上去拍拍他额头和替他扣好纽扣似的。我们面对面隔着张小茶几坐着,桌上置着两杯冷茶。这是第一次,我看见父亲泪眼盈盈。在窗外,可以看见被小心地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整齐的黄绿色的耕地,狭狭的沟渠,像晶莹的饰带一样,缓缓流过。村路上,三个穿着蓝外套的人影,坐在慢慢走着的牛车上。

不知为什么,这个十月清晨,中国田野上最普通的一幕,会使我双目也满噙着泪水,似唤回我一个遥远的记忆。

三小时火车后,我们抵达广州。除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名称没有改变拼法外,几乎中国所有城市的名称的拼法都改变了。我想这本身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各方面都改变了。在广州与爸爸的姑母见过面后,我们将赶乘飞机会上海,在那里,我将与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见面。

她们是我母亲与她前夫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在战乱时从桂林出逃到重庆的途中,她不得不把她们丢弃在路上,那是1944年抗战时期。妈曾经和我讲述过这件事,因此我对她们的印象还是一对嗷嗷待哺的婴儿。

直至今年得到了她们的讯息后,我才知道她们还活着。

这时,这对婴儿在我印象中,变成一对五六岁的小女孩。她们并肩坐在桌子边,轮流用毛笔写出一行行整齐的中国字:最最亲爱的妈妈,我们都活着,赶快把我们带走吧!

当然,她们不会想到,妈妈在三个月前已经故世了。很突然地,血管爆裂而死的。去世前一分钟,她还在向父亲抱怨着楼上的房客,马上她就紧抱着头部大声呻吟,接着就跌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因此上海来信是我父亲拆开的。这是一封长信,她们称她妈妈,她们甚至还保留了她的一张照片。在信上,她们详细讲述了从桂林与母亲失散后至今的情况。

这封信很伤了父亲的心——他从未想到,在那另一个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也会有人叫他的妻子为“妈妈”——他把信给了妈的老朋友琳达姨看,并请她给这两个上海女儿写封回信,用尽可能婉转的口气告诉她们母亲的死讯。

琳达姨把这封上海来信带到喜福会里,与映映姨和安梅姨商量。因为她们知道,多年来,我妈一直竭力在打听这两个女儿的下落,这是她朝思暮想,铭心刻骨要想实现的事。因此,她们觉得一定要为此做些什么,来慰抚她们的老朋友的亡灵。

因此,她们这样给我的上海姐姐们写着:“最最亲爱的女儿们,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们,我从不放弃一丝努力,为了让我们能团聚。遗憾的只是,我们彼此等候得太长久了。现在,我把与你们失散后的我的经历,详尽地跟你们说一说。……”她们签上我母亲的名字。

待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跟我说起,我在上海还有两个姐姐。

“可她们还以为,来的是她们的妈妈!”我喃喃自语着。在我想象中,她们还是一对蹦蹦跳跳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她们正满怀激情地等待着与母亲的重逢,然而事实上,母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你忍心在信上就跟她们说,她不能来了,她死了?”琳达姨说,“她既是她们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应该由你,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们。要知道,这么多年来,她们一直梦想着与她重逢呀!”我想她讲得是对的。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母亲回去看她们,那一切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我也无法想象,当我与她们相遇时,一切又会怎样!她们会踞着脚尖在机场上焦虑地观望着每一个下飞机的黑头发,可我,一下子就会认出她们的。

“姐姐,姐姐!”我会用蹩脚的中国话向她们招呼着。

“妈妈呢?”她们会笑着四下寻觅着,“她藏在哪儿了?”我便只能摇摇头,告诉她们妈妈并没有藏起来。

这时,她们会指着我身边一个矮小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被淹没在一大堆行李之中,行李里塞满了食品、玩具、礼物……“喔,那是妈妈吧!”

我就会对她们说:“姐姐们,对不起,我是一个人来的……”然后无需我多说,她们就会明了实情了。她们会恸哭,痛苦不已,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机场上回头走了,我只得怏怏独自一人又登机飞回旧金山。

每逢这样的幻觉一出现——她们的失望和沮丧,我总觉得受不了。我多次恳求琳达姨另外再给她们写封信告之实情。起先她不肯。

“我怎能跟她们说你母亲已死了?我不能这样写。”琳达固执己见地说。

“但我这样欺骗她们太残忍了,她们会恨死我的。”

“恨你?才不会呢,”她说,“你是她们的妹妹,她们唯一的家人,怎么会恨你呢?”

“你根本不懂。”我说。

“不懂什么?”她问。

我嗫嚅着:“她们会认为这全是我的过错,我对她的去世毫不在心。”

琳达姨被我说动了。她神情凄然地沉吟一下,就坐下花了一个小时写了长长两页的信纸,我觉得我最惧怕的事,她已替我做了,因此,当她把这封用英文写好的信交给我时,我连读一遍的心绪都没有了,只是轻声向她道了声谢。

窗外暮色浓了,沿铁路路轨挤满了低矮的水泥建筑物:老旧的厂房,随后,轨道像蛛网一样密集起来,只见窗外月台上,挤满了身穿灰色斜纹布西式外套的人群,偶尔点缀着几个鲜艳的身影,那多为小孩子,他们身穿粉红色、黄色、大红或桃红的衣服,另外,就是士兵身上的橄榄绿。最后火车到广州站了。

火车还没刹车,人们已迫不及待地往行李架上取行李。顿时,我头顶上沉甸甸的行李,晃来晃去,真怕给砸一下。这些行李箱,有的只是一只用绳子捆扎好几道的破纸箱,或者是塞满毛线的塑料袋,也有装满蔬菜、干菇的。然后在你推我挤之中,我们脚不沾地地随着人流移动,奇迹般地被送到海关的十二道队伍之一中,这景象令我觉得自己似乎还在旧金山三十路公共汽车上。我立时就提醒自己:这是在中国。

我拿出护照和申报单,姓上面写着“吴”,名字一栏上写着“精美”,出生地在美国加州,1951年生。我曾怀疑海关人员会承认我与护照上是同一人。照片上,我戴着假睫毛,涂着眼膏和唇膏,双颊涂着弗洛杰的腮红。可现在的我,头发汗涔涔地耷拉在额上,而且也没化妆。我没料到十月份的气温还会这样酷热。

即便没有化妆,这里的人们也永不会将我作为中国人接纳。我身高五英尺六英寸,比一般人要高出半头,母亲说过,这像我外祖父。他是北方人,可能还有蒙古血统。“那是你外祖母亲口对我说的,但现在也无法核实,他们早死了。日本人打进来时,一个炸弹掉在屋顶上,外祖父母、舅舅、舅母,全变成炮灰了。”

“可能在炸弹掉下之前,他们已离开了。”我说。

“不会的,”我妈说,“我们全家人都没能逃出这场炮火,除了你我。”

“可你怎么知道?他们中也可能有人逃出去呢。”

“不可能,”妈几乎生气了,“待我回到上海家,连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砖木的框架……”

在海关的小房间里,一位女办事员查看了我的文件后,扫了我一眼,飞快地往文件上盖好印,严肃地对我点点头,放我过去了。我父亲和我,走进一个挤满了人和行李的大厅,四周乱哄哄的。

“对不起!”我对一个美国人模样的旅客说,“能告诉我,哪儿能叫到出租车?”他只是咕噜了几句,听上去他像是瑞典或荷兰这一带人的口音。

突然,有人在我们身后叫着:“小雁,小雁!”只见一个老太太,提着只粉红色的塑料袋,冲着我们大声叫唤着。我父亲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后猛地像个小男孩样蹦了起来:

“姑妈,姑妈!”

“小雁!”我的姑婆慈祥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父亲。

他们互相紧紧握着手——并不拥抱——只是紧紧地握着手:“看你!你都这么老了!”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哭哭笑笑的。我咬着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他们的那份真挚的激动让我害怕,我不知道明天抵达上海时,会出现怎样的一幕?

姑婆笑着举起一张快照与父亲本人作着比较。出发前,父亲给她寄了张自己的照片去,她就凭着这张照片认出了父亲。本来父亲在信上就跟她讲好,我们一到广州,就会从旅馆给她打电话,可想不到,他们还是赶来接我们,我不知道,我的姐姐们会来机场接我吗。

我立时拿起一次性成像相机,给他们抢了个镜头。我抽出快照给他们,爸爸和站婆俩神色虔诚地,一人扯着张相片的一角,耐心地等着照片成像。姑婆只比爸爸大五岁,约七十七岁,却显得很苍老、干瘪,稀疏的白发,牙齿都掉光了。可我本来听好多人说过,中国女人都比实际年龄年轻。

姑婆仰头看着我,低声自语着:“长大了。”随后她往自个手肘里的塑料袋搜觅了一眼,看得出,她想着该给我一份怎样的礼物,她没料到,我已是这样大了。

一对五十来岁的男女,冲上来一把握住爸爸的手,大家只是激动地“呵!呵!”再也讲不出一句话。他们是姑婆的儿子和儿媳,而他们边上另外的四个人,年龄与我不相上下,其中还有一个小女孩,约十岁左右。他们很快地一一介绍给我们,我几乎还没弄清究竟谁是谁。

姑婆与我父亲自小就讲国语,但其他人则是一口咭咭呱呱的广东话。我只听得懂国语,但却讲不好。因此只听见姑婆和我爸俩,滔滔地讲个没完。

“喔,果然如我所料,”我爸对我说,“李刚去年夏天去世了。”我不知道李刚是谁。我一下只觉得自己是个离开翻译就寸步难行的美国人。可眼下这个翻译把我甩在一边只管自己讲得痛快。

“嗨,”我对那个小女孩打了个招呼,“我是精美。”但那个女孩子只是忸怩着。我开始搜尽枯肠寻觅着可以用的广东话,但唐人街里我的中国朋友教我的广东话,尽是些骂人的粗话或者简单的用语:“好吃!”“吃起来就像扫垃圾一样。”或者“她是一个丑八怪”之类。真不管用。忽地我有了主意:我拿起这只一次成像相机对着那小姑娘扬了扬,她立时领会了,摆出一副时装模特儿的姿势,突起臀部,抬着胸部,嫣然一笑。闪光灯一亮,她就跳过来咯咯地笑着,等相片显出。

这时我们叫到了一辆出租车。在驾车去旅馆的路上,莉莉——那个女孩子,一直紧挽着我的手,始终与我在一起。

一路上,姑婆就不停地讲话,我插不上一句嘴。

“你写信说你只在这里呆一天,”姑婆正在喋喋地责怪着父亲,“一天!亏你说得出口。一天你怎么来得及去探亲访友?台山离开广州还有好几个小时的车路呢。

你还说什么,到了旅馆会给我们打电话的。这简直是废话,我们家里根本没有电话。”

我的心里“咯噎”一下。我不知道,琳达姨是否也跟我的姐姐们说,我们会从旅馆给她们挂电话的?

姑婆继续责怪着我爸:“我简直急得六神无主了,拼命要我儿子给想个办法,绞尽脑汁之后,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台山乘长途车到广州来接你。”

当我们的出租车在大卡车、公共汽车间左闪右躲时,我吓得气也不敢透。司机一个劲地猛揪着喇叭。只见沿路一排房屋的阳台上,晾满了衣服等物,公共汽车里人挤得满满的,连乘客的脸都紧贴在玻璃窗上了。再过去就是一群高层建筑,我想那必是广州的市中心了,远远看去,它挺像美国一般的城市,四处高楼鳞次栉比。

待车速慢下来时,我才发现,沿街还有许多小店铺,里面的店堂黑魆魆的。前方有一座尚未竣工的大楼,它的脚手架仅是用竹竿和塑料绳扎成的,男女工人们就站在这样的脚手架上操作,既没戴安全帽,也没系安全带。

耳边又响起姑婆的尖叫声:“不行,如果你不回去看看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房子,那将是很失我们面子的。你不知道如今我儿子有多成功,他在自由市场上作蔬菜买卖,挣了好多钱。最近,我们造了一座三层楼房,都用的新砖,宽宽绰绰的住得很舒服,房间多得还住不过来。我们的钱越挣越多,并不是只有你们美国人才会赚钱的。”

出租车在一幢豪华的、比希尔顿还要华贵的建筑前停下。“这里是共产党中国吗?”我惊奇地差点叫了出来,随后对爸爸摇摇头,说:“一定搞错了,一定不是这家旅馆。”我连。忙拿出我们的旅游日程表和定单核对了一下,我们曾再三向举办代理人声明,我们不要住太讲究太贵的旅馆,一般三十到四十美金一晚上就很可以了。查对下来,没错,这家旅馆正是我们日程计划中预定的那一家:花园大厦。

真阔气!只见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侍应生,奔过来把我们的行李搬进大厅里,只见大厅四周都是花岗岩和亮晃晃的镜子,金碧辉煌。我既担心这样豪华的旅馆的房价太高,又总想给姑婆他们显示一点美国式的阔气,因此很有点矛盾。

可待我快步走到登记处,才发现这确是我们预定好的房间,每晚三十四元。好便宜,便宜得让我不安。这时,姑婆和她的家人,则是东张西望,很为这个富丽堂皇环境惊羡。

我们的房间在十八楼。待我们全家都挤进电梯间时,连最爱讲话的姑婆都安静下来了。直等电梯到十八楼,门又启开时,她又开始讲话了。这让我感觉到,姑婆他们似还从未乘过这样长时间的电梯。

我与父亲的两间房间相邻,内部陈设也是相同:一样的地毯、窗帘和床罩,两张单人床之间是一张装有遥控板的茶几。浴室里砌着大理石墙面和地面。小冰箱里有海因坎啤酒、可口可乐和七喜,还有小瓶装的红牌威士忌和卡地朗姆,小包装的MM’S巧克力,蜜汁腰果和卡特伯雷巧克力排。我不禁又一次呼出:“这是共产党中国吗?”

这时父亲踱到我房里来,说:“姑婆他们认为我们该在这里多逗留几天,”他耸耸肩,“他们认为在这里团聚最合适,可以有更多时间谈天,而且少很多麻烦。”

“那吃饭怎么办?”我问。好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我的第一个纯粹中国式的宴会: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鸡、北京烤鸭……

父亲则拿起一本房间服务小册子,翻到菜单这一页上,点点它们,说:“喏,他们就想吃这个。”

我一看: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攀和冰激凌。

趁着姑婆他们在兜商场时,我抓紧时间淋了个热水浴。旅馆供应小包装的洗发香波。打开后,我发现它们的香味太浓,我认为,大约中国人喜欢这样。我在头发上抹了少许。

站在淋浴池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似是自管自地度日,奇怪的是,我一点不觉得轻松,却感到孤独凄凉。我想到母亲所说的,如何要令我的基因复苏成中国人,对此,我仍然无法理解。

母亲刚去世后,我觉得自己对许多事都一无所知,这令我更加悲痛不已。

现在,我常要问自己:母亲从前常做的肉九,怎么会有如此松软的质地?我那些在上海去世的舅舅们,他们叫什么名字?这些年来,母亲那两个女儿,是怎么过来的?她是如何牵挂她们?她的梦想是什么?甚至她对我发怒时,她还在想念那两个女儿吗?她是否希望,我是她们?她是否烦恼,因为我是我,并不是她们?

在半夜迷糊中,听到有人轻敲玻璃窗,那是父亲,他一边用手指轻弹着玻璃窗,一边怔怔地望着窗外漆黑的一片,在跟小姑婆轻声闲聊。我边上躺着莉莉,地上床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我听见父亲在跟姑婆叙说,那年他如何离开了老家,考上燕京大学,然后又去重庆一个报社混了个差使,就在那里,他结识了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寡妇。然后他们又双双逃回上海母亲老家,岂料老家的房子已给炸光了,他们只好再流落到广东,经那儿去香港,再从海防启程来到旧金山。

“素云从没向我提过,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设法寻找她的女儿们,”他轻声对姑婆说,“自然,我也无法与她商量了。我想,多年来,这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她为遗弃她们而一直自责自怨。”

“她是在哪儿扔下她们的?她们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姑婆问。

“是日本人打进桂林时。”我爸说。

“日本人打进过桂林?”姑婆说,“从没听说过日本人打进过桂林。”

“有这么回事。那阵我正在重庆报馆做事。国民党支配我们,哪些消息该报导,哪些不该报导。当素云抱着孩子徒步出逃时,那对双胞胎还不满一岁。”

“哎!她怎么可以丢弃这对双胞胎呢?”姑婆深深叹了口气,“在我们家,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

“她们叫什么名字?”她问,我也在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我要记住她们的名字的拼写。

“她们随自己父亲姓王,分别叫春雨和春花。”父亲说。

“这名字有什么含义吗?”我问。

“呵,”父亲一边继续在玻璃窗上划着,一边用英语对我解释着:“因为她们都生在春天,当然,春天的雨总要比花先到。看,你母亲具有诗人的气质。”

我点点头,姑婆也在点头,但她的头往下一点就再也不抬起来了——她睡着了。

“那妈的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素云——夙愿,长久持着某种希望的意思。一个相当文气的名字,不像那些花呀芳呀的……”爸的眼睛又湿润了。

“那我的名字,精美,又是什么意思呢?”

“精美,不只是好,还是纯粹的好,好里加好。”

我想,长期来,妈妈一定对我很失望。

“可是,她为什么要把那对双胞胎扔在大路上?”

“我也一直为此困惑不解,直到后来,读了你两个上海姐姐的来信后,我才明白,你妈根本一点不必为此责备自己,她是无辜的。我把这话,也对琳达姨她们说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妈逃出桂林后——”父亲开始说。

“不,请用汉语说吧,真的,我能听懂。”我插嘴打断他。

他依旧站在窗边,望着沉沉的夜色,开始用汉语说了。

逃出桂林后,你母亲徒步走了几天,本来想能搭上一辆车,搭尽可能多的路,她要去重庆找她的丈夫。

她把钱财和珠宝都缝在衣服里面,缝得密密麻麻的,她想一路上可以以此付车资。这些珠宝,都是你外婆给她的。

但直到第三天,她也没能搭上车。路上满是逃难的人群,人人都恳求着司机想要搭车,这些司机怕纠缠不清,根本连车都不停就驶过去了。因此你妈根本乘不上车,而且同时,她又开始厨痢疾了。

她双肩背着两个婴儿,双手提着两只皮箱,手上给磨起了血泡,后来血泡也破了,皮开肉绽的。她只得丢下一只箱子,又丢下一只,随身只带着维持生命的吃食和几件替换衣服。后来,她连干粮也扔了,她只有那对女儿。她一边走着,一边用歌声哄着她们,直到自己晕倒在路边。

她知道自己已支持不住了,她想她再也走不动了,而后边,日本人正在追上来。

她把孩子从围巾套上解下来。让她们坐在路边,她自己则躺在她们身边。

“带走我的孩子吧,请把她们带走吧!”当一辆载着三个年轻人的车驶过时,她向他们恳求着,但他们只是木然地瞟了她一眼就走过去了。

“把我的孩子带走吧,她们会和我一起死在路边的。”她苦苦地向路人哀求着。

大路上过路人渐渐稀少了,她撕开自己的衣服里子,把珠宝和钱财堆在两个孩子的襁褓里,再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她自己父母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她和前夫的结婚照。在每张照片后面,她都写上孩子的名字和下列几句:“请用留下的钱财和珠宝照顾好这两个孩子,待和平时,把孩子带到上海惠昌路九号李家,不胜感谢,定再重谢。李素云王福顿首。”

随后她摸了下孩子们的脸颊,骗她们说,她将去为她们找些吃食来,就这么一路哭着走了。她唯一的希望是,女儿会被某个好心人收养下来,对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活下去,她已不存任何希望了。

她再也不记得,她是如何离开女儿们,她走着走着,终于跌倒在地,待她醒来,已置身一辆大卡车上,四周都是呻吟着的病人。她开始还以为自己是在阴曹地府,直到一个美国修女俯身安慰她,她才明白自己得救了,可是,她再也来不及回去搭救自己的孩子了。

待她抵达重庆,才知道丈夫已于两周前去世了。她当即发疯般地痴笑起来;她觉得自己那么傻,吃了那么多苦,走了那么远的路,结果,落得个空空然!

我是在一所医院里与你母亲相遇的。她躺在帆布床上,几乎不能动弹。她的痢疾令她虚弱到极点。我进医院,是因为一块弹片削去了我的脚趾。当时,她已神智不清,一个劲自言自语着:

“看我这件衣服。”她说。确实,她穿着一件与战争年代很不相称的绸衣服,这件衣服已相当脏了,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看我的脸,”说着,她又侧过那瘦削肮脏的脸,但那双眼睛依旧明亮如星,“你看得见,我脸上还有希望吗?”

“我想,我已一无所有了,除了这两样:衣服和希望,”她继续自语着,“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将失却的是什么,是希望还是衣服?”

后来才知道,是一个老农妇收养了她们。后来待这两姐妹长大了,那老农妇便对她们说了实情。“我怎能忍心丢下你们呢?”

这对农人夫妇梅清和梅函,就住在桂林附近的山洞里,那一带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山洞,很多人直至战争结束了,还住在山洞里。梅家夫妇每隔一阵,就出洞去大路上拾捡过路人遗下的食物,而有时也带回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一次,是画得极其精致的一套瓷碗,还有一次,是两条崭新的羊毛毯,连他们自己都承认:罪过呀!但那是战争呀!这其中一次,他们就带回来那一对双胞胎。

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相信这对双胞胎表示一种双喜临门的吉祥之兆。

当晚,当他们发现孩子身上竟有那么多的戒指和手镯之类首饰时,他们更确信自己的猜测。从照片后面他们又发现这一对孩子来自一个体面的家庭。但他俩都不识字,直到好几个月后,才托到人给他们把照片后的字念了一遍。从此,老夫妇十分疼爱这一对双胞胎,如同他们自己的亲生儿女。

1952年,老妇的丈夫去世了。这对双胞胎已经八岁了。老妇人觉得,该给她们找到那个真正的家了。

她从来不提报酬的事。她说她爱这两个孩子,因此她只希望她们能重新获得她们的那份权利: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房子、更好的教育。她唯一希望的是,那女孩子的上海家人,会挽留她做孩子们的保姆,她确信他们会挽留她的。

当然,她找到的原法租界惠昌路九号,已面目全非了,那上面已建了一家工厂,工人们没有一个知道原先住在这里的人家的下落,那一带的房子全部毁于战火。

事实上早在1945年,我和你妈已经到这里惠昌路九号来过,希望能找到你外婆家和两个双胞胎的下落。

我和你妈是1947年离开中国的。我们曾回过一次桂林,又去了长沙、昆明……一路上,她每每看到与双胞胎差不多岁的女孩子,总要多打量几眼。最后我们来到美国,我想甚至在船上,她还妄想能找到她们,但待我们一到美国,她就再也不提她们了,我以为她已经死心了。

可自从中国和美国通邮,她就往上海和桂林发信,打听孩子们的下落。我可一点不知道,那还是琳达姨跟我说的。但那时,好多路名都改了,许多熟人死的死了,搬的搬了,人们说她这无疑是大海捞针。

但你母亲依旧不放弃她的努力,直到最后,我觉得她是下了决心,亲自去中国找她们。她曾经跟我说过:“坎宁,我们该趁着还不太老之前回去一次,再过几年,我们就要走不动了!”我就跟她说,已经太迟了,我们走不动了!

当时我还只以为她想回中国旅行一次。我不知道她还想去找她两个女儿。因此我说的“太迟了”一定对她打击很大,她会以为,她的两个女儿一定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想,这种担心和忧虑,是令她死亡的直接原因。

可能后来是你妈的亡灵在冥冥之中,帮助她在上海的一个同学,偶然地碰上你两个双胞胎姐姐。那天她正在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买鞋子。那女同学说,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她看见一对双胞胎妇女,隐约之间,竟令她想起你的母亲。

她连忙追上她们,唤着她们的名字。起先这两个妇女还呆了一下,因为她们已改了名字了。但你母亲的同学还是一口咬定:“你们就是王春雨和王春花吧?”刹时,她俩都显得十分激动,因为她们都记得那写在照片后的名字,她们不曾想到,照片上那对新婚燕尔的青年夫妇,已变成阴曹地府的鬼魂,但他们还在寻觅着自己的孩子。

一夜没睡好,在机场上,我已精疲力竭。姑婆直到清晨三点才跟我回房睡的,而且打着响响的鼾。我睁眼躺着,想着妈妈的故事,一夜未眠。我其实十分不了解妈妈,可现在刚刚了解她,却又永远失却她了。

在机场上,我们互相挥手告别。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与人告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我知道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姑婆对我笑着招手告别,她真老,颤巍巍的。我一手拉着姑婆,一手拉着莉莉,我有一种感觉,似是从一个葬礼走向另一个。在我手中,紧抓着两张飞往上海的机票,两小时后,我们将抵达上海。

飞机起飞了,我闭上双眼寻思着,该怎样用我的蹩脚的汉语向她们讲述母亲。

千言万语,该从哪里开始?

“醒一醒,我们已经到了。”蒙眬中,父亲推醒了我。我只觉得喉咙发紧,胸中一阵剧跳。窗外一片灰色,我们已降落在跑道上。

我们下了飞机,踩着柏油路面向机场大楼走去,此时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母亲能活到今天……同时我又觉得十分不安,我不知道等在前面的将是什么,我只是机械地往前移着步于。

“她到了!”人群中有人高声叫着。然后我看见一个小个子的短头发女子,她的手紧紧接着嘴上,她正在哭。

我知道她不是我妈妈,但那脸庞,却是妈妈的。我清楚记得五岁那年,我曾走失过一次,当时,她确信我已经死了。可当我又回到她跟前时,她显出的就是这样的表情。

现在我又看见妈妈了,两个妈妈,向我挥着手,手里高举着我的照片,那是我临行时寄给她们的。我一走进大门,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抱成一团,一切疑惑和期待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紧紧的拥抱。

“妈妈!妈妈!”我们低声呼唤着,似妈妈就在我们中间。

姐姐们打量着我欣慰地说:“我们的妹妹长大了。”我再一次端详着她们,她们脸上,我没找到母亲常有的那种表情,但她们对我,总有一种无法描绘的亲切和骨肉之情。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

我们姐仁团团站着,互相拉着手,互相嘻嘻地笑着,又互相擦着眼泪。“咔嚓”一声,闪光灯一亮,父亲给我们抢了个镜头。

我们紧张地注视着那张还呈一片灰绿的快照,渐渐地,我们三人的形象开始清晰了。我们一声不吭地盯着那逐渐明亮的画面,我们都很像妈妈:一样的眉目,一样的嘴唇,我们看见妈妈了,正惊喜地注视着她的梦幻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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