颙琰是清高宗乾隆的第15个儿子。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十月初六日,颙琰诞生在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他长得高鼻梁,宽面颊,貌相俊秀。由于生活在富贵的帝王之家,他具有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自幼便受到了严格的贵族教育,举止端庄凝重,为人内向多思,因此很得乾隆器重。

颙琰是在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33年)立为皇储的。乾隆按照雍正时定下的规矩,将颙琰的名字写在诏书上,然后把诏书密封起来,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乾隆皇帝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身体又非常健康。一晃20年过去了,颙琰仍呆在皇储的位置上。在这期间,他被封为嘉亲王,逐步由弱冠少年越过了青年时代而步入了中年。乾隆六十年,垂垂老矣的乾隆皇帝决定举行内禅让出帝位,自己退为太上皇,这种帝位传接方式在清朝历史上是惟一的一次,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也不多见。

1796年正月,紫禁城里举行了庄严的内禅仪式,颙琰陪同乾隆到奉先殿等处行了礼,又在太和殿接过了乾隆亲授的宝玺。这样,他正式进入了皇帝的角色,年号嘉庆。然而,在登基后的最初几年,嘉庆根本谈不到有何作为。因为太上皇乾隆仍贪恋君临天下的权势,宣称自己健康状况依然很好,每天都是勤勉不倦地处理政事。所以继续把握着朝廷中的一切军政大权,各项用人理政的措施都要由他决断。直到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89岁高龄的乾隆一命归天,嘉庆至此才开始亲政,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

嘉庆从乾隆手中继承的,不但有君临天下的权势,还有夕阳西下、悲风不息的动荡时局。乾隆朝是清王朝盛衰的转折点。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乾隆在他统治的前期励精图治,使清朝的统治达到了强盛的顶点,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耕地、人口有了显著增长。乾隆中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7.8亿多亩,超过了明末耕地的最高数字,比顺治时期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到乾隆末期,全国人口也急剧增加到3亿左右。在政治上,乾隆前期多次蠲免赋税,革除苛政,打击朝廷朋党,惩治不法官吏,一度出现了奋发有为的局面。但是,从乾隆中期开始,大清的国势走上了下坡路。

首先,吏治陷入了腐败的泥淖。乾隆陶醉于所谓的盛世景象之中,志满意骄,自以为是,对一些切责时弊、指陈自己过失的意见总是十分反感。一班朝廷大员为了迎合乾隆的虚骄之心,刻意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乾隆的心腹重臣和珅,任军机大臣24年,深得乾隆的倚重。他凭借手中的权柄,在朝野上下结党营私,横行不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时的官吏若想得到肥缺、尽快升迁,都要巴结和珅,向他送纳重贿。和珅贪财嗜货,多方搜刮,聚敛了惊人的财富。由此上至朝廷,下到地方,贪赃枉法的风气十分盛行。乾隆为此曾诛戮了一批贪官污吏,其中包括不少督抚大员,但他并没有采取多少彻底的措施,因而逃避了法网的贪官污吏大有人在。官场上依然充斥着一片乌烟瘴气。

其次,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兼并始于康熙中叶,到了乾隆后期,土地集中的现象已经极为严重。有人指出当时的状况是:占有土地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余十分之八九的人,不是沦为佃户,就是变成乞丐或流民。官僚地主占有着大量土地。如直隶怀柔的大地主郝氏,家有上等良田1万多顷,军机大臣和珅占田8000顷,甚至连他的奴仆也有人占田达600多顷。广大的贫苦百姓则多是没有立锥之地。失去土地的贫苦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朝不保夕。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二月的一个夜晚,北京城就有8000多乞丐冻死在街头,其惨象令人触目惊心。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生活与贫苦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乾隆皇帝喜欢炫耀,他先后6次南巡,又曾5次巡幸五台山,5次告祭曲阜,7次东谒祖陵,两次巡游天津……再加上连年用兵,耗资无数,劳民伤财。在皇家婚丧寿庆的仪式和众多的园林工程中,乾隆更是大肆铺陈,尽情挥霍。清初的社会风俗崇尚俭朴,官僚地主们的穿着多用土布、黄麻制成,冬天穿皮衣的人也不多见。到了乾隆末期,社会风气由俭入奢,变化极大。官僚、地主、商人各阶层无不沉浸在奢华的氛围中。在繁华的扬州城里,富商大贾们竞相挥霍,耗费巨资营建私宅,添置歌童舞女,平时总是华衣美食,炫耀浮嚣。统治阶级的纸醉金迷和贫苦百姓的备受煎熬,预示着社会的衰败和动荡。

第三,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官僚、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社会矛盾激化了,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乾隆中叶之后,先后爆发了山东王伦起义、甘肃少数民族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湘黔苗民起义等规模较大的武装斗争。下层人民各种方式的反抗斗争如澎湃汹涌的波涛,强烈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使它日益走向衰亡。

上述情况表明,摆在嘉庆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要扭转衰败的政局、中兴国家大业的担子相当沉重。为了扭转衰败的政局,嘉庆皇帝以铲除和珅打响了亲政的第一炮。早在亲政以前,嘉庆已经洞悉和珅的奸佞贪婪,只是自己手中无权,无法对他采取行动。

乾隆的去世给当时的政局带来了转机。在乾隆去世后的第二天,和珅就被嘉庆撤除了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的职务,遭到了软禁。御史王念孙等人此时纷纷出来揭发和珅的罪行,要求皇上将其严加惩办。他们的想法正对了嘉庆的胃口,在半月之内,嘉庆宣布了和珅的20条罪状,将他逮进了大狱,随后又下令将他赐死。和珅的一班亲信,如福长安、苏凌阿、吴省兰等人,也分别被定罪降黜。

和珅被逮捕下狱后,他的家产被嘉庆下令抄没入官。和砷在他当权的20多年里,巧取豪夺,广蓄家私。他被抄没的家产共有109处,约有83处没有估价,仅算其中已估价的26处,价值就达2.2亿两白银。后来有人估计,和珅的整个家产可折合白银8亿两之多。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约7000万两白银,和珅一人的家产就相当于朝廷10余年的总收入,真是十分惊人。嘉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和珅,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许。人们在灰暗已久的现实中见到了一线曙光。

嘉庆皇帝看到他父亲乾隆皇帝只倚重和珅一人,偏听偏信,犯下许多错误,注意从中吸取教训,意识到要扭转衰败的政局,单靠自己个人的智慧是不够的。为君者应该做到耳聪目明,集思广益,广泛听取臣子们的意见。于是他颁布谕旨,要求九卿科道官员中担负着进言职责的,对于用人行政方面有什么看法、建议,都要奏闻上来。为了鼓励臣子们敢于直言,嘉庆做了保证,表示自己不会轻易对进言者加罪。他说:“我既然提倡直言,若再对直言者加罪论处,那岂不是有意陷害臣子吗?”前内阁学士尹壮图、前御史曹锡宝当年分别因上疏指责和珅及其亲信的丑行而遭到贬斥。嘉庆在亲政后马上出面为尹、曹平冤昭雪,对他们的举动褒扬了一番。不久,陕西贡生何泰上书向嘉庆指出,应该黜奢崇俭,扭转日益趋于奢靡的社会风气。嘉庆表示赞同,特地赏赐了何泰2匹缎子。

长期以来,腐败堕落的吏治犹如附在病体上的毒疽,蠹国害民,为患匪浅。能否使吏治改观,也将是嘉庆能否扭转政局的一个关键。在整顿吏治方面,嘉庆下了不少功夫。他曾专门撰写了《义利辨》、《勤政爱民论》等文章,颁示给群臣。他认为,百姓之所以敢于揭竿起事,大多是由于贪官污吏对百姓敲骨吸髓,为非作歹,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有鉴于此,嘉庆在亲政之后对贪官采取了接连不断的惩治措施。湖北襄阳道员胡齐仑,在任期间经管湖北的军需供应,肆意侵蚀挥霍,亏空银两20多万,嘉庆断然将胡判处了极刑。嘉庆四年(公元1809年),在一年的时间里,嘉庆就亲自过问处理了四五起大的贪污案件。江苏淮安府的知县王伸汉,谎报县里户口,侵吞大量赈灾银两,并毒死了要揭发其罪行的查赈官员李毓昌,然后又勾结知府王毂,狼狈为奸,掩饰劣迹。此案暴露后,王伸汉、王毂都被处死,两江总督铁保被革职流戍。这一年,总管内务大臣广兴、巡漕御史英纶因涉不法先后被嘉庆处以绞刑。工部书吏王书常,造假印、写假条,从户部冒领了数十万两白银,案发后被处死,有关大员禄康、费淳等人也遭到降黜。嘉庆坚持这样的原则: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言必宜用。一批为官清廉、勤勉称职的官员得到破格提拔重用,其中四川南充知县刘清就是受到嘉庆青睐的一位。嘉庆在审讯被俘的白莲教起义军首领王三槐时,得知刘清居官很得人心,百姓称之为“刘青天”。在对刘清考察了一番之后,嘉庆决定将他提拔任用。刘清后来历任四川建昌道员,山西布政使等要职,并在镇压四川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怠惰偷安、萎靡不振是乾隆末期官场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嘉庆把这点视为国家的隐忧,认为必须要加以整顿。他多次告诫臣子们应该勤于职守,克己奉公。有一次,内务府官员在处理膳房的一件小事时,敷衍塞责,拖了40天才解决了问题。嘉庆得知此事后厉声斥责这帮官员:“几句话就可以了断的事情,奏折上也超不过百字,为何处理得如此拖沓?!”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十一年,直隶24个州县里被侵吞白银30多万两,经过查核,发现司书王丽南等人在此期间串通舞弊,伪造印章、串票,盗取银两,活动得相当猖獗。嘉庆痛斥直隶历任督抚大员: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情,你们竟然懵然不知,形同木偶,在任期间你们都管了些什么事!最后,按照其在任期间虚收银两数目的多少,将直隶历任督抚颜检、瞻柱、胡季堂等人分别治罪。

但是,嘉定惩治腐败与整顿吏治是不彻底的。他处理贪官污吏的措施中严惩不贷者有之,姑息宽容者更不鲜见。比如嘉庆在处理胡齐仑贪污军需一案时,发现永保、庆成、毕源等大员与此案都有牵连。这些人都有收取贿赂、侵蚀滥用国家公帑的劣迹,但在结案时嘉庆只严惩了胡齐仑一人,其余的大员或是因为祖上立有勋功,或是因为已经故去,都免于深究。他们被抄没的家产,也大多被嘉庆加恩赏还。因此,吏治腐败堕落的局面并没有多少改观。

不过,嘉庆在当政的20多年里,对自己的要求却的确是非常严格的。他每天都要处理繁多的政务,孜孜不倦,从不懈怠。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四月,嘉庆喜得皇孙,内阁因此有两天没有向他递送奏章,嘉庆马上对阁臣提出了批评。过了几天,端阳节到了,朝廷大臣们又没有向嘉庆奏事,嘉庆大发脾气,亲自对各部院衙门进行查核,结果查明吏、刑、工等部都是有事不奏,嘉庆随即把有关官员交到都察院论罪议处。

嘉庆亲政伊始,他的老师朱珪曾向他提议要身先节俭,崇尚清廉,嘉庆后来对这一点始终比较注意。以往各省官员进京觐见皇帝时,按照俗例都要进呈贡物。官员们为了给自己邀宠求荣,竞相奉珍宝古玩,花样不断翻新。嘉庆四年,嘉庆在惩办和珅的同时,通谕内阁说:地方官员们操办的各种贡物,难道是自己掏腰包?想必都是从州县以下层层敲榨而来。官员们不断剥取于民间,百姓们怎能承受得了!况且呈献上来的古玩珍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是不如粪土。从此以后,凡是进呈违禁宝物的官员,都要予以惩处,决不能轻恕。他得知上年底由叶尔羌解运进京的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随即传下谕旨,不论这些玉石运到了何处,都要放弃在当地,无须继续前行。同年,嘉庆还废除了年节时分大臣们进呈如意的规矩。他讲道:“年节时节大臣们进呈如意,是为了取意吉祥,我觉得这没有多大意义。大臣们觉得那些东西是如意,而我看上去反倒不如意。”

为了遏制奢侈之风,嘉庆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在乾隆多次巡游地方时,各地官员为他修建了许多奢丽的行宫,嘉庆觉得这实在是过于铺张浪费。他认为,各地的行宫只是为了休息一宿而已,用不着刻意修饰。从经济上看,一处行宫若能省下三四万两银子,10处可就是三四十万两了。嘉庆十四年,嘉庆在巡幸五台山之前特地打了招呼。要求地方官员在途中不得大肆铺陈,务必追求俭朴。同年,在庆祝他的50大寿时,嘉庆下令不准在民间广陈戏乐,巷舞衢歌。御史景德为了讨好皇帝,奏请祝寿期间京城演戏10日,以后作为定例,立即被嘉庆革掉了职务。嘉庆就此向大臣们指出:“我发现前代在这种场合的表现比较奢侈,总是要欢宴聚会,上演好多天的戏曲。我心里鄙薄这些做法,并将此作为自己的鉴戒。倘若我忘记了民间疾苦,奢侈地操办庆典,做臣子的应该上书劝谏,这是爱君之道。现在景德竟然向我提出这种建议,他把我当成了什么样的君主?”

对于众百姓的苦难处境,嘉庆是有所了解的,官逼民反的现实更使他心有余悸。对于他来说,缓和尖锐的社会

矛盾,安定百姓的生计,刻不容缓。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国家的由盛转衰,政治腐败,经济拮据,广大的农村中,连年水旱,灾害频仍,严重地威胁着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对此,嘉庆告诫地方官员,灾情发生后要予以高度重视,认真抚恤灾民,即使花钱再多,也不要吝惜。事实证明,嘉庆在灾区赐赈蠲租时,的确没有吝惜金钱。在治理黄河的工程上,嘉庆更是耗资钜万,前后动用了4000多万两白银,自雍正朝以来,每年治河的工料费一般是60万两白银,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起,嘉庆将工料费骤增到每年160万两。他还屡次对吝惜费用而延误治河工程的事情提出批评。非但如此,嘉庆对治河工程也提出过一些合理的见解。他认为,治河的关键是要保证入海口地段畅流无阻。黄河以前出事,大多是由于入海口地段淤塞,下壅上塞,酿成灾患。因此,他多次提醒治河官员要注意这几点,认真组织民工挑挖疏导。

本来,由于国家积衰日久,国家积蓄并不富足,加上在镇压农民起义、治河、赈灾等方面又有很大开销,使财政更加吃紧,这便迫使嘉庆想方设法,开源节流。他下令裁减了一部分常备兵,节省军事开支。同时,继续实行捐纳制度。不过,嘉庆始终认为开捐决非良策,不过是损下益上之举,准备在川楚白莲教起义平定之后就予以停止(事实上,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于增加盐价、赋税折银浮收之类的做法,嘉庆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他表示,食盐是人民生活日用品,一旦增加盐价,则人人都会受到扰累,因此对之要慎重考虑。赋税折银浮收会对国家财政收入有好处,但百姓要深受其害,贪官污吏又可以从中大做手脚。嘉庆十四年,闽浙总督阿林保奏请漕粮加折收纳,结果遭到嘉庆的一顿痛斥。清朝入关以来,八旗兵都驻扎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依靠粮饷过活。八旗人口不断增加,而兵有定数,饷有定额,结果逐渐产生了一大批闲散旗人。清政府又不允许他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这批闲散旗人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成为毫无自立能力的蠹虫。为了维护他们的生计,清政府不得不多次赏赐银两,增加兵额,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经济包袱。嘉庆经过筹划,决定将一批闲散旗人送到地旷人稀的关外,由官府拨给他们土地,他们可以把土地出租给佃户开垦,也可以自己耕种。但这些八旗子弟早已习惯于恣情享乐的城市寄生生活,如今连受领土地、坐收租息也不愿意,嘉庆的移垦措施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前面说过,嘉庆即位时,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就在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他刚附登上皇帝宝座,就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白莲教是唐末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当时在川、楚、陕等地相当盛行。白莲教的教义宣传世界上存在着明、暗两种对立的因素,它们分别代表善良、合理和罪恶、不合理,两种因素一直进行斗争,但最终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白莲教的教徒都自认是“无生老母”的儿女,应当同生死,共患难。灾难深重的贫苦百姓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寄托,纷纷加入了白莲教。与现实相联系,白莲教徒们提出了“清朝已尽”、“日月复来属大明”等口号。清政府发现白莲教的发展对自己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下令严拿白莲教徒,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趁机掀起了一股敲榨勒索百姓的歪风。比如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派出5000多名衙役,以搜捕白莲教为名,肆意搜刮民财,弄得当地民不聊生。湖广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在缉拿自莲教徒的过程中,暴虐贪横,残害百姓。对人稍有怀疑,就动用酷刑,将人钉在墙壁上,或者用铁锤猛敲身体,令人肝胆欲裂,痛不欲生。在其他地区,这些现象也不少见。于是,小规模的白莲教起义不断发生。这次川、楚、陕白莲教起义首先在湖北宜都、枝江两县爆发,接着迅速扩大到襄阳,长乐、长阳等地,四川、陕西的白莲教组织也纷纷起义响应,自莲教起义的烈火汇聚成一片,声势浩大。起义军依靠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川、楚、陕险恶复杂的地理形势,与清军周旋作战,摆疑阵、设埋伏、攻城池,机动灵活,行动飘忽,多次挫败了清军的围剿。

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使太上皇乾隆极为震惊,他命令川、楚、陕各省的督抚将军率军全力镇压境内的起义军,并陆续抽调八旗兵和各省的绿营兵参战。然而几年下来,虽然投入了大量兵力,耗费了7000多万两饷银,白莲教起义的烈火却仍持续燃烧。这除去起义军方面的骁勇善战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与清军的腐败堕落有关。清朝军事力量的两大支柱八旗和绿营到此时已经严重丧失了战斗力,军纪腐败不堪。士兵们平素敲榨百姓、抢掠财物时无所不能,与起义军交锋时却毫无斗志,畏缩不前。军中将领侵吞军饷、贪赏冒功、懦怯避战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白莲教起义爆发后,在京的八旗将领曾一度踊跃请缨参战,但他们率军到了前线却只顾四处搜刮财物,根本不听军令约束,以致前线的清军将帅叫苦不迭,请求嘉庆赶快将这批京兵撤回去,以免影响作战。无奈之中,清政府只得组织地方武装乡勇团练来加强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力量。乡勇不是国家正规军,受到八旗和绿营的歧视。作战时乡勇被推到前面作替死鬼,战事结束后各种功劳却又没有他们的份,乡勇对此心怀不满。这样反复围剿的结果,只能是徒自劳师靡饷。

嘉庆面对征剿不力、烽烟不息的形势,忧愤交加,寝食不安。亲政之后,他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即着手调整对付起义军的对策,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他惩治了和珅、戴如煌、常丹葵、胡齐仑等人,把“官逼民反”的罪责都推到了这些贪官污吏身上,借以平息民愤。他通谕清军将领,指出以往有的将领不以军务为重,投机钻营,冒功吞饷,今后对这些弊端要坚决杜绝。为了改变各路清军不相统属、作战行动难以协调的局面,嘉庆任命勒保为经略大臣,统一指挥川、楚、陕、豫、甘五省的军队。勒保在职的半年里,局势未见好转,嘉庆遂将勒保逮捕治罪,以明亮接管经略事务。明亮也是乏力回天,嘉庆又将明亮撤职代之以勒登勒保。在半年之内,嘉庆三次更换经略大臣,可见他镇压起义军心情的迫切。此外,嘉庆还严惩了一批作战不力的统兵大员。永保、景安、秦承恩、惠龄等人因为“纵贼”的罪名,或者被定为死罪,或者被遣戍边疆,或者被降级调用。以往运转不灵的清朝军事机器,在嘉庆的操纵下开始加速运转起来。

太上皇乾隆镇压白莲教起义一味实行军事围剿。嘉庆从几年的实践上看出这种做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采用了剿抚兼施的两手策略。嘉庆宣布“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即对白莲教的活动不予禁止,但对白莲教起义军要坚决镇压,嘉庆几次下诏,允许一般起义军将士投奔朝廷,凡能擒获起义军首领归顺的,都可受到赏赐,临阵投降,或者是自行逃散的,也可以放归乡里,安排生计。可是嘉庆的招抚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白莲教起义军将士同仇敌忾,即使在作战不利的形势下也是咬紧牙关,浴血奋战,决不轻易向朝廷投降。这使得嘉庆感到非常恼火,他于是采用了坚壁清野政策。这项政策早在白莲教起义初期曾由明亮等人提出过,当时未被乾隆重视。嘉庆在亲政之后对这项政策加以充分肯定,下令在川、楚、陕、甘等地广为推行。坚壁清野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起义军出没地区四处合并村落,修建堡垒,在山区扼险结寨,在平原地区掘壕筑堡,将百姓都驱赶到堡垒之中,清查户口,限制人员出入,强行隔断起义军与贫苦百姓的联系。寨堡四起之后,嘉庆又积极组织团练乡勇,扩大地主武装。他下令军中努力纠正以前的做法,不得歧视团练乡勇。凡乡勇立功、阵亡者都要同正规军一样对待。嘉庆推行的这些措施给白莲教起义军造成了严重威胁,起义军在人员的补充、给养的供给等方面都面临许多困难,游击作战四处受阻,清军在战场上逐渐占据了优势。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白连教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这次起义历时近10年之久,起义军纵横川、陕、楚、豫、甘5省,抗击了清政府从16个省调集的军队,使清政府耗费饷银2亿两,严重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从此,清王朝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窘迫的困境,嘉庆的日子愈发难熬。

就在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方兴未艾之际,湘、黔一带的苗民起义又掀起了澎湃的波澜。虽然起义规模较小,但此起彼伏,相互呼应,一直坚持到了嘉庆十二年。

嘉庆十八年,北方大地又涌起了农民起义的风云,李文成、林清等人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爆发了。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它的教徒按八卦名称分股活动,所以也称为八卦教。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天理教首领李文成、林清等人积极活动,秘密组织反清起义。嘉庆十八年九月,河南方面不慎泄露了起义的机密,李文成身陷囹圄,河南滑县的天理教徒遂提前举行起义,救出了李文成。直隶的长垣、东昌,山东的曹县、定陶随之也接连起事。嘉庆闻讯后急忙饬令直隶总督、河南巡抚率军前去镇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起义军战士竟然打进了北京皇宫!九月十五日,林清组织的一部分起义军化装潜入了北京城,然后按照原定计划,在内线太监的引导下分别由东华门和西华门闯进了宫中。他们白布裹头,高举“大明天顺”、“顺天保民”的大旗,奋勇冲杀。至今,隆宗门的匾额上还留有当年起义军射上去的一个箭镞。在起义军战士的喊杀声中,正在宫中南书房的皇次子昱宁和几个亲王慌忙组织侍卫抵抗,接着又有大批官军从神武门入宫,势单力薄的起义军战士经过一番苦战,抵挡不住优势敌人的攻击,进攻皇宫的战斗失败了。

宫中发生激战时,嘉庆正在承德避暑山庄。得到消息后,他震惊不已,马上急匆匆地赶回了北京。他颁布了“罪已诏”,惊呼这次事件“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实在是旷古奇闻。紧接着,他下令严密搜捕林清等人,将林清诱捕处死。同时,又调集各路清军,对河南李文成领导的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十一月,李文成在林县司寨被围,壮烈战死。天理教起义的火焰被扑灭了。

此时的清王朝不仅内乱不休,而且外患迭至。嘉庆当政时期、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正积极向东方拓展势力,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了西方殖民者觊觎的重要目标,商人、传教士、炮舰、鸦片纷纷涌来。对于西方殖民者对华的军事挑衅,嘉庆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嘉庆十年,英国四艘军舰以为货船护航为名,闯到澳门和广东口岸,嘉庆立即令两广总督要密切注意英国人的动向,不准其自由行动。嘉庆十三年,英国又借口帮助澳门的葡萄牙人抵御法国人,派军队在澳门登陆,随后有3艘军舰闯到黄埔,200多名英国士兵和水手进驻了广州13个行商馆。面对英国人如此嚣张的行动,嘉庆以日传500里的特急军令,指示广东地方官员迅速整饬军备,在英国人面前要态度强硬。若英国人敢于违反约束,对他们将不惜动用武力剿办。广东的督抚大员吴熊光、孙玉庭措施不力,表现软弱,嘉庆毫不犹豫地革掉了他们的职务,并一再嘱咐继任官员到任后对涉外问题要悉心筹划,不能大意。嘉庆二十一年,发生了颇有点滑稽色彩的阿美士德使团事件。这一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率领一批人,带着一些外交、商务上的要求来到北京,要求觐见嘉庆,嘉庆允诺予以接见,但就在接见之前,清朝官员与阿美士德等人在觐见礼节上发生了争执。清朝官员把阿美士德使团当作贡使对待,而英国人坚持不行三跪九叩大礼,双方形成了僵局。嘉庆十分生气,下令把英国使节立即遣送回国,负责接待的一班大臣也被严加议处。

另外,鸦片这时已开始危害中国。鸦片本来是作为药品输入中国的,开始输入量也不多,直到雍正中期每年也就200来箱。但自清中期以来,西方殖民者为了扭转在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赢得巨额利润,开始不择手段地将大批鸦片运进了中国,乾隆时已达到每年4000箱左右。鸦片的大量输入使中国国内财政、军事、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受到严重损害,嘉庆对此认识得相当清醒,采取了多种戒烟措施。嘉庆规定,外国货船来华贸易时,在澳门要受到检查,并要由行商出具保证书,保证船上没有夹带鸦片。在内地,嘉庆多次下令严厉打击鸦片贩子,禁烟不力的官员必须受到惩处,那些吸食鸦片的人也要被治罪。

对于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嘉庆也予以多方限制。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一个名叫德天赐的西方传教士不听清政府的禁令,在内地刊书传教,结果被嘉庆下令押到热河加以囚禁。同年,嘉庆还下令销毁了一批西方传教士的经卷,惩处了对西方传教士约束不严的内务府大臣。嘉庆十六年,嘉庆又下令,在华的西方传教士,除了在钦天监负责天文观测的以外,其余的都送到广州打发回国。

嘉庆在

位的20多年,清王朝中兴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而嘉庆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嘉庆37岁时才登上皇帝宝座,称帝之后,他很早就开始考虑嗣位者的问题。在他的5个儿子中(长子夭折),他最中意的是皇次子旻宁。嘉庆四年,旻宁被定为皇储。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嘉庆前往热河行猎,中途中暑,身体状况突然恶化。二十五日,他在承德避暑山庄与世长辞。谥“睿皇帝”,庙号“仁宗”。后来,他被安葬在清西陵中的昌陵。

第一时间更新《中国皇帝全传》最新章节。

相关阅读

火焰之碑

西村京太郎

荒唐之下

桃禾枝

本能痴迷

小吾君

定海浮生录

非天夜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