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晕车。当时我们驶过一块带着弹孔的标牌,上面写着“开伯尔隘口欢迎你”,我的嘴里开始冒水,胃里有些东西翻滚绞动。司机法里德冷冷看了我一眼,眼里毫无同情。

“我们可以把车窗摇下来吗?”我问。

他一只手抓着方向盘,另外一只手仅有的两根手指夹着点燃的香烟。他黑色的眼睛仍望着前方,弯下腰,拿起放在脚边的螺丝刀,递给我。我把它插进车门的一个小洞里面,那里原先有个摇柄,把我这边的车窗摇下来。

法里德又鄙夷地看着我,眼中的嫌恶不加掩饰,然后收回目光,继续抽烟。自从我们离开雅姆鲁德堡垒以来,他跟我说的,只有寥寥数语。

“谢谢。”我低声说,把头伸出车窗,让午后的寒风猎猎吹过我的脸庞。马路穿过开伯尔隘口的部落领地,蜿蜒在页岩和石灰岩的悬崖峭壁间,一如我记得的那样——1974年,爸爸和我曾驾车驶过这片崎岖的地带。那些贫瘠而壮丽的山脉坐拥深沟大壑,峰峦高高耸起。峭壁之上,有座座泥墙砌成的堡垒,年久失修,崩塌倾颓。我试图让眼光盯牢在北方兴都库什山脉白雪皑皑的峰顶,但每次我的胃稍微平息一些,卡车便来个转弯,让我又是一阵恶心。

“吃个柠檬试试。”

“什么?”

“柠檬。对晕车很有效。”法里德说,“每次开这条路我都会带一个。”

“不用,谢谢你。”我说。光是想到要我吃下酸的东西,就够我反胃的了。法里德冷冷一笑,“它不像美国药丸那样灵妙,我知道,不过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古老药方罢了。”

我后悔白白放过这个和他套近乎的机会,“要是那样的话,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些。”

他从后座抓起一个纸袋,拿出半个柠檬。我咬一口,等上几分钟。“你说得对,我感觉好多了。”我说谎。身为阿富汗人,我深知宁可遭罪也不可失礼,我挤出孱弱的微笑。

“古老的土方,用不上玄妙的药丸。”他说,语气不再乖戾。他弹去烟灰,自我感觉良好地从观后镜看着自己。他是塔吉克人,皮肤黝黑,高高瘦瘦,满脸风霜;他肩膀不宽,脖子细长,转头的时候,人们可以窥见那长长的胡子后面突起的喉结。他穿得跟我一样多,但我想附近的人应该不是这样的:他穿着一件背心和灰色的棉袍,外面还罩着粗毛线织成的羊毛毯。他头戴棕色的毡帽,稍微斜向一旁,好像塔吉克的英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塔吉克人称之为“潘杰希尔雄狮”。

在白沙瓦,拉辛汗介绍我认识法里德。他告诉我,法里德二十九岁,不过他那机警的脸满是皱纹,看上去要老二十岁。他生于马扎里沙里夫,在那儿生活,直到十岁那年,他父亲举家搬到贾拉拉巴特。十四岁,他和他父亲加入了人民圣战者组织,抗击俄国佬。他们在潘杰希尔峡谷抗战了两年,直到直升机的炮火将他父亲炸成碎片。法里德娶了两个妻子,有五个小孩。“他过去有七个小孩。”拉辛汗眼露悲哀地说,但在早几年,就在贾拉拉巴特城外,地雷爆炸夺走了他两个最小的女儿;那次爆炸还要去了他的脚趾以及他左手的三个手指。在那之后,他带着妻子和小孩搬到白沙瓦。

“关卡。”法里德不满地说。我稍稍瘫在座位上,双臂抱胸,暂时忘却了眩晕的感觉。但我不用担心,两个阿富汗民兵朝我们这辆破旧的陆地巡洋舰走来,匆匆看了一眼车内,挥手让我们走。

在拉辛汗为我准备的清单中,法里德是第一项,清单还包括把美元换成卡尔达和阿富汗尼钞票,我的长袍和毡帽——讽刺的是,真正在阿富汗生活的那些年,这两件东西我统统没穿过——哈桑和索拉博的宝丽莱合影,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一副黑色假胡子,长及胸膛。表示对伊斯兰教——至少是塔利班眼中的伊斯兰教——的友好。拉辛汗认得白沙瓦几个精于此道的家伙,有时他们替那些前来报道战争的西方记者服务。

拉辛汗曾要求我多陪着他几天,计划得更详尽些。但我知道自己得尽快启程。我害怕自己会改变主意。我害怕自己会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寝食难安,寻找理由,说服自己不要前去。我害怕来自美国生活的诱惑会将我拉回去,而我再也不会趟进这条大河,让自己遗忘,让这几天得知的一切沉在水底。我害怕河水将我冲走,将我冲离那些当仁不让的责任,冲离哈桑,冲离那正在召唤我的往事,冲离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所以我在这一切都还来不及发生之前就出发了。至于索拉雅,我没有告诉她我回阿富汗并非明智之举。如果我那么做,她会给自己订票,坐上下一班飞往阿富汗的客机。

我们已经越过国境,触目皆是贫穷的迹象。在路的两旁,我看见村落一座连一座,如同被丢弃的玩具般,散落在岩石间;而那些残破的泥屋和茅舍,无非是四根木柱,加上屋顶的破布。我看见衣不蔽体的孩子在屋外追逐一个足球。再过几里路,我看到有群男人弓身蹲坐,如同一群乌鸦,坐着的是被焚毁的破旧俄军坦克,寒风吹起他们身边毛毯的边缘,猎猎作响。他们身后,有个穿着棕色长袍的女子,肩膀上扛着大陶罐,沿着车辙宛然的小径,走向一排泥屋。

“真奇怪。”我说。

“什么?”

“我回到自己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像个游客。”我说。路边有个牧人,领着几只干瘦的山羊在赶路。

法里德冷笑,扔掉烟蒂,“你还把这个地方当成国家?”

“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永远会这么认为。”我说,我的戒备之心出乎自己意料之外。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之后?”他说,打着方向盘,避开路上一个海滩球那么大的洞。

我点点头:“我在阿富汗长大。”

法里德又冷笑。

“你为什么这样?”

“没什么。”

“不,我想知道。你干吗这样?”

借着他那边的观后镜,我见到他眼里有神色闪动。“你想知道?”他嗤之以鼻,“我来想像一下,老爷。你也许生活在一座两层或者三层的楼房,有个漂亮的后院,你的园丁给它种满花草和果树。当然,门都锁上了。你父亲开美国车。你有仆人,估计是哈扎拉人。你的父母请来工人,装潢他们举办宴会的房间,好让他们的朋友前来饮酒喝茶,吹嘘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游历。而我敢拿我大儿子的眼睛打赌,这是你第一次戴毡帽。”他朝我咧嘴而笑,露出一口过早蛀蚀的牙齿,“我说得没错吧?”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说。

“因为你想知道,”他回嘴说。他指着一个衣裳褴褛的老人,背着装满柴草的麻袋,在泥土路上跋涉前进。“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老爷,那才是我认识的阿富汗人。你?在这里,你一直无非是个过客而已,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拉辛汗警告过我,在阿富汗,别指望那些留下来战斗的人会给我好脸色看。“我为你父亲感到难过,”我说,“我为你女儿感到难过,我为你的手感到难过。”

“那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他摇摇头说,“为什么无论如何,你们总是要回到这里呢?卖掉你们父亲的土地?把钱放进口袋,跑回美国找你们的妈妈?”

“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死了。”我说。

他叹气,又点一根烟,一语不发。

“停车。”

“什么?”

“停车,该死。”我说,“我要吐了。”车还没在路边的沙砾上停稳,我就吐了出来。

接近黄昏的时候,地形变了,从烈日灼烤的山峰和光秃秃的悬崖变成一派更翠绿的田园风光。大路从蓝地科托下降,穿过新瓦里地区,直达蓝地卡纳。我们从托尔坎进入阿富汗。夹道相送的柏树比我记忆中少多了,但在经历开伯尔隘口那段乏味的旅途之后,再次看到树木,还是神情一振。我们正在接近贾拉拉巴特,法里德有个兄弟在那儿,我们会在他家过夜。

我们驶进贾拉拉巴特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这座城市是楠格哈尔省的首府,过去以温和的气候和水果闻名。法里德驶过市中心的楼宇和石头房子。那儿的棕榈树也没记忆中多,而有些房子已经变成几堵没有屋顶的墙壁、几堆杂乱的泥土。

法里德驶上一条土路,将陆地巡洋舰停在干涸的水沟旁边。我从他的车上溜出来,伸展拳脚,深深吸了一口气。从前,和风拂过贾拉拉巴特富饶的平原,农民种满甘蔗,城里的空气弥漫着甜蜜的香味。我闭上眼睛,搜索香味,可是没有找到。

“我们走吧。”法里德不耐烦地说。我们踏上那条土路,经过几株光秃秃的白杨和一排残破的泥墙。法里德将我领到一座破落的平房,敲敲木板门。

有个用白色头巾蒙住脸的少女探出头来,露出海蓝色的眼睛。她先看到我,身子一缩,然后看到法里德,眼睛亮起来。“你好,法里德叔叔。”

“你好,亲爱的玛丽亚。”法里德回答说,给了她一种他整天都没给我的东西:一个温暖的微笑。他亲了她的额头。少女让出路,有点紧张地看着我随法里德走进那座小小的房子。

泥砖屋顶很低,四面泥墙空空如也,赖以照明的是屋角两盏提灯。草席盖住地面,我们脱掉鞋子,踏上去。三个年轻的男孩盘膝坐在一堵墙下的垫子上,下面铺着卷边的毛毯。有个留着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站起来迎接我们。法里德和他拥抱,亲吻彼此的脸颊。法里德介绍说他叫瓦希德,是他哥哥。“他从美国来。”他对瓦希德说,翘起拇指指着我,然后丢下我们,自行去跟那些男孩打招呼。

瓦希德和我倚着墙,坐在那些男孩对面,他们跟法里德开玩笑,爬上他的肩膀。尽管我一再推辞,瓦希德令其中一个男孩去给我拿毛毯,以便我坐得舒服些,又让玛丽亚给我端茶。他问起从白沙瓦来的旅途,问起路过开伯尔隘口的情况。

“我希望你们没有碰到任何强盗。”他说。与开伯尔隘口同样远近闻名的是,强盗利用那里的地形打劫过往旅客。我还没有回答,他就眨眨眼,大声说:“当然,没有任何强盗会打我兄弟那辆破车的主意。”

法里德将最小那个孩子抱倒在地,用那只完好的手去挠他的肋骨。那孩子咯咯大笑,双脚乱踢。“最少我还有一辆车,”法里德气喘吁吁地说,“你那头驴子最近怎样?”

“我的驴子骑起来比坐你的车好。”

“骑驴才知驴难骑。”法里德回敬说。他们全都笑起来,我也笑了。我听见隔壁传来女人的声音。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那间屋子的一半。玛丽亚和蒙着棕色面纱的妇女低声交谈,从一个大水壶往茶壶里面倒茶。那女人年纪较大,应该是她妈妈。

“你在美国干什么呢,老爷?”瓦希德问。

“我是个作家。”我说,法里德听到之后轻声一笑。

“作家?”瓦希德说,显然颇有好感。“你写阿富汗吗?”

“这么说吧,我写过,但现在没有。”我说。我最后一本小说叫《此情可待成追忆》,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故事,他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追随一群吉卜赛人而去。这本书不错。有些评论家说它是本“好”书,有一个甚至还用了“引人入胜”这样的评语。但突然之间,它让我很难为情。我希望瓦希德不会问起它的内容。

“也许你应该再写写阿富汗。”瓦希德说,“将塔利班在我们国家的所作所为告诉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

“嗯,我不是……我不算是那种作家。”

“哦,”瓦希德说,点点头,有点脸红,“你知道得最清楚,当然。我不该建议你……”

就在那时,玛丽亚和另一个妇女走进来,端着一个小盘子,上面有茶壶和两个茶杯。我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弯身鞠躬。“你好。”我说。

那妇女放下面纱,遮住下半边脸,也鞠躬。“你好。”她的声音细不可闻。我们不看对方的眼睛。她倒茶水的时候我站立着。

那妇人将热气腾腾的茶杯放在我面前,退出房间。离开的时候,她赤裸的双脚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坐下,喝起那杯浓浓的红茶。瓦希德终于打破那之后令人不安的沉默。

“是什么让你回到阿富汗呢?”

“是什么让他们这些人回到阿富汗呢,亲爱的哥哥?”法里德说,他在跟瓦希德说话,鄙夷的眼光却一直看着我。

“住口!”瓦希德怒道。

“总是同样的事情。”法里德说,“卖掉土地,卖掉房子,收钱,像老鼠那样跑开。回到美国去,用那笔钱带上家人去墨西哥度假。”

“法里德!”瓦希德咆哮。他的孩子,甚至还有法里德都害怕起来。“你的礼貌哪里去了?这是我的房子!阿米尔老爷今晚是我的客人,我不容许你这样给我丢脸!”

法里德张开口,几乎就要说出些什么,想了想又没说出来。他颓然倚着墙,无声说着些什么,将那只残废的脚放在完好的脚上面,鄙薄的眼光一直盯着我。

“原谅我们,阿米尔老爷。”瓦希德说,“打小时候起,我弟弟的嘴巴就比脑袋快两步。”

“那是我的错,真的。”我说,试图在法里德的逼视之下露出笑脸。“我没觉得被冒犯了。我应该把我到阿富汗来的任务跟他说。我不是来卖田产的,我要去喀布尔找个小男孩。”

“小男孩?”瓦希德重复说。

“是的。”我从衬衣的口袋掏出宝丽莱照片。再次看到哈桑的照片,再次让我的心因为他的死揪痛起来。我不得不将眼光移开,把它递给瓦希德。他端详着那张照片,抬眼望望我,又看回去。“这个男孩?”

我点点头。

“这个哈扎拉男孩?”

“是的。”

“他对你很重要吗?”

“他的父亲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照片中那个男人,现在他死了。”

瓦希德眨眨眼:“他是你的朋友?”

我内心想说是,仿佛在心灵深处,我想保守爸爸的秘密。可是谎言已经足够多了,“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我压制着情绪说,又加上一句,“我的私生弟弟。”我转过茶杯,把弄着杯柄。

“我不是想要刺探你的隐私。”

“你没有。”我说。

“你会怎么安置他呢?”

“把他带到白沙瓦,那儿有人会好好照料他。”

瓦希德把照片还给我,厚厚的手掌放在我肩膀上。“你是条让人尊敬的汉子,阿米尔老爷。一个真正的阿富汗人。”

我暗自汗颜。

“你今晚来我家做客,让我很骄傲。”瓦希德说。我跟他客气了几句,偷眼看向法里德。现在他低着头,玩弄着草席残破的边缘。

隔了一会,玛丽亚跟她妈妈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蔬菜汤,还有两片面包。“很抱歉,没有肉。”瓦希德说,“现在只有塔利班才能吃上肉。”

“这看起来很棒。”我说,它确实很棒。我让他跟小孩也吃些,但瓦希德说他们在我们来之前刚吃过。法里德和我卷起衣袖,手抓面包,浸在蔬菜汤里面,吃了起来。

吃的时候,我看着瓦希德的儿子,他们三个都很瘦,脸上脏兮兮的,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戴着无边草帽,不时偷偷看着我的电子手表。最小那个在他哥哥耳边说了些什么,他哥哥点点头,眼神一直没离开我的手表。最大那个男孩——我猜想他大概十二岁——摇晃着身体,眼光也落在我的手表上。吃完之后,玛丽亚端来一陶罐水,我洗过手,问瓦希德我能不能送点礼物给他儿子。他不许,但我执意要送,他勉强同意了。我把手表脱下来,交给三个男孩中最小那个。他怯生生地说了句“谢谢”。

“它可以告诉你世界任何城市的时间。”我告诉他。孩子们礼貌地点点头,将手表传来传去,轮流试戴。但他们很快就不感兴趣了,将手表扔在草席上。

“你本来可以告诉我。”法里德后来说。瓦希德的妻子替我们铺好草席,我们两个躺在一起。

“告诉你什么?”

“你到阿富汗的原因。”他的声音没有了那种自遇到他以来一直听到的锋芒。

“你没问。”我说。

“你应该告诉我。”

他翻过身,脸朝着我,屈手垫在头下。“也许我会帮你找到这个男孩。”

“谢谢你,法里德。”我说。

“我错了,不该瞎猜。”

我叹气:“别烦了。你是对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他双手被绑在身后,粗粗的绳索勒进他的手腕,黑布蒙住他的眼睛。他跪在街头,跪在一沟死水边上,他的头耷拉在两肩之间。他跪在坚硬的地面上,他祷告,身子摇晃,鲜血浸透了裤子。天色已近黄昏,他长长的身影在沙砾上来回晃动。他低声说着什么。我踏上前。千千万万遍,他低声说,为你,千千万万遍。他来回摇晃。他扬起脸,我看到上唇有道细微的疤痕。

并非只有我们两个。

我先是看到枪管,接着看到站在他身后那个人。他很高,穿着人字形背心和黑色长袍。他低头看着身前这个被蒙住眼睛的男人,眼中只有无尽的空虚。他退后一步,举起枪管,放在那个跪着的男人脑后。那时,黯淡的阳光照在那金属上,闪耀着。

来复枪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我顺着枪管向上的弧形,看见枪口冒着袅袅烟雾,看见它后面那张脸。我就是那个穿着人字形背心的人。

我惊醒,尖叫卡在喉咙中。

我走到外面。明月半弯,银光黯淡,我伫立,抬头望着星辰遍布的夜空。蟋蟀隐身黑暗中啾啾鸣叫,风拂过树梢。我赤裸的脚下大地寒凉,刹那间,自我们穿过国境后,我初次感到我回来了。度过所有这些年月,我又回来了,站在祖辈的土地上。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的曾祖父在去世前一年娶了第三个妻子。1915年那场横扫喀布尔的霍乱要了他的命。最后,她给他生了前两个妻子所未能生出的:一个儿子。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的祖父跟纳迪尔国王一起狩猎,射杀一头鹿。我妈妈死在这片土地上。也是在这片土地上,我曾为了得到父亲的爱苦苦奋斗。

我倚着那屋子的一堵泥墙坐下。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血脉相连……这让我很吃惊。我的离开很久远了,久远得足以遗忘,也足以被遗忘。我在大地某处有个家,对于那些睡在我倚着这面墙那边的人们来说,那地方或许遥远如另外一个星系。我曾以为我忘了这片土地。但是我没忘。而且,在皎洁的月光中,我感到在我脚下的阿富汗发出低沉的响声。也许阿富汗也没有把我遗忘。

我朝西望去,觉得真是奇妙,在峰峦那边的某处,喀布尔依然存在。它真的存在,不只是久远的记忆,不只是《旧金山纪事报》第十五版上某篇美联社报道的标题。西方的山脉那边某个地方有座沉睡的城市,我的兔唇弟弟和我曾在那里追过风筝。那边某个地方,我梦中那个蒙着眼的男人死于非命。曾经,在山那边,我作过一个抉择。而如今,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正是那个抉择让我重返这片土地。

我正打算回去,听到屋里传出说话声。我认得有个是瓦希德的嗓音。

“……没有什么留给孩子吃的了。”

“我们是很饿,但我们不是野蛮人!他是客人!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的声音很疲累。

“……明天去找些东西,”她哭泣着说,“我拿什么来养……”

我蹑手蹑脚走开。现在我明白为什么那些男孩对手表毫无兴趣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在看着手表,他们看着的是我的食物。

我们在隔日早上道别。就在我爬上陆地巡洋舰之前,我谢谢瓦希德的热情招待。他指着身后那座小小的房子。“这里是你的家。”他说。他三个儿子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最小那个戴着手表——它在他瘦小的手腕上荡来荡去。

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看着侧视镜。瓦希德被他的儿子环绕着,站在一阵车轮卷起的尘雾中。我突然想起,要是在另外的世界,这些孩子不会饿得连追逐汽车的力气都没有。

那天早些时候,我确信无人注意,做了一件二十六年前就已经做过的事情:将一把皱皱的钞票塞在草席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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