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恩看看表,打了个呵欠。

他瞥向活动病床和床上那个浑身都是绷带、根本看不出本来面貌的人。然后他打量各种复杂的仪器——伤者显然要靠这些东西才能活下去——以及前来检查仪器确保一切运作正常的傲慢中年护士。此刻她正灵活地更换其中一个悬吊的点滴瓶,动作快速准确,体现出多年的训练和令人佩服的简单迅速。

勒恩叹口气,在口罩后面又打了个呵欠。

护士立刻注意到了,不满地横了他一眼。

这个已消毒的隔离病房灯光冰冷,白墙光裸,他花了太多时间待在这里、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踱步。

更糟的是,大半时间还有一个叫做乌尔霍尔姆的家伙也在这里,此人他从未见过,但后来发现原来是便衣警探。

勒恩并不是当代智者,也从不假装自己知识渊博。一般来说,他对自己和生命都很满意,认为一切都不错。事实上,就是这些特质造就他成为一个有用而且能干的警员。他面对事情的态度单纯直接,没有惹麻烦或是凭空创造问题的天赋。

他喜欢大部分的人,大部分人也喜欢他。

然而,就算像勒恩这样看法单纯的人,也觉得乌尔霍尔姆是个罗唆沉闷、反动愚蠢的怪物。

乌尔霍尔姆对一切都不满意,从他的薪级(的确太低,这并不使人惊讶)到毫无魄力的警察局长。

孩子没在学校学好礼仪,警方纪律太过松散,这些现象都让他义愤填膺。

他对三种人特别充满敌意:外国人、青少年和社会主义者。

而这些人从来不曾让勒恩头痛或是担忧。

乌尔霍尔姆认为巡逻警员可以留胡子简直是种耻辱。

“顶多留留上唇的小胡子已经很够了,”他说,“但就算这样也值得商榷。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他认为自从三十年代起,瑞典社会就已经没有法治了。

他将犯罪和暴力的大幅增加,归咎于警方没有受过适当的军事训练,也不再配备军刀之故。

人车改靠右走也是一项骇人听闻的大失策,使得原本就已经毫无纪律、道德腐化的群众进一步往下沉沦。

“而且这鼓励杂交,”他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呃。”勒恩说。

“杂交,在所有回转调头的地方和公路沿线的停车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大部分事情他都知道,所有事情他都了解。只有一次他被迫需要跟勒恩寻求资讯。一开始他说:

“眼见到处都这么散漫,真让人想回归自然。要不是整个拉普兰。都是该死的拉普兰人的话,我会选择山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老婆是拉普兰人。”勒恩说。

乌尔霍尔姆以混杂着厌恶和好奇的表情望着他。他放低声音说:

“真有趣,太奇特了。拉普兰女人的那儿真是十字形的吗?”

“不是,”勒恩疲惫地说,“很多人都有这种误解。”

勒恩想知道这家伙为何没早八百年就被调到失物招领室去。

乌尔霍尔姆喋喋不休,每句话都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收尾。

勒恩只看出两点:

第一,他在调查总部呆呆地提出“谁在医院当班”这个问题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科尔贝里漫不经心地翻着文件说:

“一个叫乌尔霍尔姆的家伙。”

唯一知道这个名字的是贡瓦尔·拉尔森。他吼道:

“什么!谁?”

“乌尔霍尔姆。”科尔贝里重复。

“这样不行!我们得派人去盯着他,某个至少正常一点儿的人。”

结果这个至少正常一点儿的人就是勒恩。当时他毫不知情地问:

“我是去代他的班吗?”

“代他的班?不是,那不可能。他会以为人家看不起他,会写好几百封申诉信,会从国家警察总署一状告到民间人权团体,还会打电话给司法部长。”

勒恩要离开的时候,贡瓦尔·拉尔森下了最后的指令。

“埃纳尔!”

“怎么啦?”

“在你看见死亡证明书之前,绝对不要让他跟证人说上一个字。”

第二,他得设法阻止这家伙的口水继续泛滥下去。最后他找出一个理论上的解决方法,实际应用起来如下:

乌尔霍尔姆一段长篇大论的最后总结是:“毫无疑问,身为一个人和保守派人士,身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我绝对不会因为肤色、种族或意见不同而歧视别人。但你想象一下充满了犹太人和共产党的警界好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于是勒恩在口罩后面微微清了清嗓子,说道:

“对。但事实上我自己就是社会主义者,所以……”

“共产党?”

“对,共产党。”

乌尔霍尔姆陷入一片死寂,走到窗口去了。

至今他已经在那里站了两小时,一脸阴沉地瞪着这个诡谲狡诈的世界。

什未林动了三次手术,体内两颗子弹已经取出,但医生们没人面有喜色,勒恩谨慎提出问题,获得的答案只有耸肩。

不过在大约十五分钟前,其中一个外科医生走进隔离病房说:

“如果他会醒来的话,那就是在接下来的半小时之内。”

“他能撑过来吗?”

医生长时间地看了勒恩一眼说:

“似乎不可能。当然他体格不错,目前情况也还算过得去。”

勒恩沮丧地低头望着什未林,想知道病人看起来得是什么样子,才会被医生认为情况不好或是很糟。

他已经仔细地想好了两个问题,为了保险起见他把问题写在笔记本上。

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开的枪?

第二个问题是:凶手长得什么样子?

同时他也做了一两项准备工作:在床边的椅子上放着随身携带的小录音机,插好麦克风挂在椅背上。乌尔霍尔姆没有帮忙,只继续站在窗前,偶尔挑剔地瞅勒恩一眼。

时钟显示两点二十六分的时候,护士突然朝伤者俯身,很快且不耐烦地招手要两名警察过来,同时另一只手则按了铃。

勒恩很快过去拿起麦克风。

“我想他要醒了。”护士说。

伤者的脸似乎起了某种变化。他的眼睑和鼻孔都在抽动。

“就是现在。”护士说。

勒恩凑上麦克风:

“是谁开的枪?”

没有反应。

过了一会儿,勒恩重复问题:

“是谁开的枪?”

这回病人的唇动了一下,说了些什么。勒恩只等了两秒钟,就再问:

“凶手长得什么样子?”

伤者再度有了反应,这次回答似乎清晰了一点。

一名医生走进病房。

勒恩才要开口重复第二个问题,伤者的头就朝左边一扭,下颚松开,一丝掺杂着血的唾液从他嘴里流出来。

勒恩抬头望着医生,后者用仪器检查了一下,严肃地点点头。

乌尔霍尔姆走到勒恩旁边,勃然怒道:

“这就是你侦讯的全部内容吗?”然后他以宏亮威吓的声音说,“你给我听着,好兄弟,我是乌尔霍尔姆侦查员——”

“他死了。”勒恩静静地说。

乌尔霍尔姆瞪着他,吐出两个字:

“蠢货。”

勒恩拔掉麦克风,把录音机拿到窗边。他小心地用手指把录音带卷回去,然后按下播放键。

“是谁开的枪?”

“Dnrk。”

“凶手长得什么样子?”

“Koleson(库列松)。”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乌尔霍尔姆怒视着勒恩至少十秒钟,然后他说:

“觉得?我要检举你渎职。这没办法避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他转身精力充沛地走出病房。勒恩悲哀地望着他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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